以阅读开启想象以阅读滋养心性答语文建设李节问（第2页）

李节：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课程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00年，课程观念和教材几经变革。21世纪之初，语文新课程改革启动，在课程观念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语文素养，语文课以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为旨归。您对这种课程观念怎么看？

赵园：“语文课以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为旨归”，这当然是不错的。即使大学中文系，也不以培养作家为目标。问题是怎样理解“语文素养”，和经由什么途径培养“语言素养”较为有效。我想把问题简化——依我个人的经验，中小学语文课所能教给学生的，是阅读和写作的基本能力。这是他们要一生受用的能力，也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应当拥有的基本能力。

李节：您怎么看待文学和语文学习的关系？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文学素养有多重要？那么在普通教育中，该怎样对待和处理文学作品，您的建议是什么？

赵园：语文课的确应当“以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为旨归”，但这与文学教育并不矛盾。好的语文教材，应当是合于语法规范的美文。讲授这样的课文，不但培养了学生的“语文素养”，而且培养了他们对于文字美的欣赏能力，领略优美语言的能力。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文学教育，有可能使他们终生受益，即使他们此后并不从事与文史有关的职业。事实是，枯燥乏味的课文，即使合于严格的语法要求，也决不可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这也是我曾经任教的一点体会。当然，美文之外，也应当教授实用文体（所谓的“应用文”）。怕的是既非美文也非实用文体，就像我使用过的“文革”中的课本中的社论，或英模事迹。语文课不需要承担太多的任务。不是另有政治课、道德教育的吗？

更具体的意见还有，加大文言文的比重。白话文可以由学生自己阅读，文言文却需要讲授。语文课的必要性多少也在这里。古文阅读的早期训练极为重要。通过语文课，学生有可能具备阅读浅近的文言文的能力。我甚至认为，有必要经由古文学习，让中学生有识辨（注意：不是书写）繁体字的能力。当然，我在这里仍然没有考虑到“应试”的需要，也一定会被认为空谈。

“网络时代”的阅读，我所属的一代人的经验，肯定已经不适用。不能强令时下的青年阅读我所认为的“文学经典”，但仍然应当因势利导，选择他们所能接受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提升他们的鉴赏力与文字能力。现在的问题，是学生没有“余裕”以阅读滋养自己的心性。这非常可惜。

李节：现在社会上有不少暑期的读经班或者国学班，开设课程多为学习和背诵蒙书和古代经典，比如《弟子规》、《幼学琼林》、《论语》、《孟子》等，有的还同时开设有书法课、武术课等。说到这儿，我想起大陆从台湾引进的一套《国学基本教材》，这是一套在台湾使用了40年的中小学必修教材，据说大陆有学校用这套教材开设了校本课程。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该如何对待国学经典，语文课在这方面该如何起作用，您的观点是什么？

赵园：我刚刚看到大陆从台湾引进的那套《国学基本教材》。这多少可以解释我的一点印象，也就是台湾大学生的古代文学、文化的知识训练较大陆为优，甚至台湾知识界的传统文化修养，也普遍高于大陆——我指的自然是“平均数”，不排除例外。前不久有一家报纸刊出了台湾台中市立东峰国民中学三年级国文科单元测试题。我相信依我所知道的大陆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教育水准，这种试卷是会难倒绝大多数学生甚至有些老师的。

但我对提倡“读经”、对一个时期以来的“国学热”，仍然持保留态度，尤其不认为有必要重新启用古代的蒙学教材。你能想象我们的青少年念什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三从四德”吗？对于那一套强调尊卑长幼的伦序、等级的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决不应当否定，而当时鲁迅等人所达到的认识，直到现在也没有成为共识，在我看来是可悲的。

但像上面说到的，我仍然主张加大语文课本中文言文的比重——由文学的角度、而不是由教化的角度选文。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助于培养美好的情操，与“教化”的目的并不冲突。也有介入中学语文改革的朋友，建议将《论语》、《孟子》、唐诗等设为选修课。我对中学的情况了解有限，不知道是否可行。这类选修课，使有兴趣、有余力的学生，在中学时期系统地接触古代文学经典、思想史的重要典籍，其益处是不需要论证的。

“选修课”或许不至于增加学生的负担；但不作为考试内容，老师学生是不是还会有讲授、学习的积极性？长期以来，中小学教育以“考试—升学”为轴心，其他的都由能不能达成上述目标为取舍，已经严重地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应试教育”不解压，“文学教育”、“文化修养的提高”，都谈不上。大学体制的弊端已经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中小学教育的问题之严重并不亚于大学。希望教育主管部门能认真听取中小学教师的意见，制定出治本之策。

教语文，值得骄傲和珍重

李节：对于当前社会大众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您怎么评价？我们在语言文字应用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赵园：“社会大众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是个太大的题目。“社会大众”不可一概而论。我只是感到，因了语文教育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也由于出版方面的某些不适当的“规范”，我们的语汇有日益贫乏的危险。我以为有必要估量一下我们普遍的语文水平在汉字文化圈，在华文文化圈处在何种位置。在这一点上我是有危机感的，认为我们面临着文化流失的危机，文字能力普遍下降的危机。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汉语发生着重大变化的时期。网络语言的大量进入日常表达以至文字书写，就是一个再显然不过的征兆。我看到的是，一方面，大量新的词汇每天都在被创造出来，流布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一些本来有可能继续活着的语词、句式，却提前死去，成为了语言化石。这后一方面，本来是有可能避免的。

李节：文化流失的问题比较复杂，这里暂且不谈。说到文字能力普遍下降，语文课总是首先被提出来进行批评。您前面也谈到，很多时候，语文教学因为着眼于应试，而忽视了更终极的目标，比如文学教育、文化修养的提高等。与此相关，还有一个跟文学文化修养，甚至是语文素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问题，即教科书中文章改动的问题。大概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规范，也大概是考虑到学生的理解力有限，教科书的编者往往会对原文进行改动，改动原文的用词，随意删节或重新拼接句子。有种说法调侃这种现象，称语文教科书中的文章为“课文体”。您怎么评论教材编辑对原作的二手处理，怎么评价“课文体”？

赵园：直到去年，我才注意到媒体所披露的语文课本删改原文的问题，觉得有一点“骇人听闻”。考虑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政治氛围，或许不应当苛责前人；八十年代之后继续沿用这种做法，就说不过去了。教材的编选者可以选或者不选某篇文章，却没有删改的权力，无论古人的还是今人的。如果出于篇幅上的考虑，在不损害原作的前提下，“节录”应当是允许的，但对此要注明。要不得的，是出于另外的考虑（如认为原作的某处“不洁”、政治不正确、不符合某项现实要求）的删改。我们是否常常低估了儿童、青少年的生活经验与智力水平？如果但求保险，就只能选社论与公文的吧。此外教材的编选者没有考虑到，任意删改原作有违道德，迹近造假，对青少年有不良影响。

我希望不再有所谓的“课文体”。

李节：您在我社演讲时提到了儿童观的问题，我就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给儿童编写语文教材时，为儿童写故事、出图书、做动画片时，甚至与儿童相处时，在所有这些时候，我们该如何看待儿童？

赵园：在贵社，我谈到了鲁迅写在1919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与幼者》，说这些文字所针对的现象仍然存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一些东西是压抑性的，即如对妇女、儿童。我们的文化中缺少平等地对待幼者的传统。我们熟悉的是长幼有序。我们缺乏鼓励幼者的主动性、创造性的社会环境与教育环境。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重复地说，觉醒的人应当“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当然，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们提供给孩子们的空间是否已足够“宽阔光明”？打开尽可能宽广明亮的空间，使一代代人身心健康地生长，是教育机构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李节：回到开头，您从文学研究转向史学研究，用您自己的话说是“为了以新的领域激发活力”，您还说，“即使在转向了明清之际之后，也仍然尝试着改变，重新学习，也无非为了激发潜能与活力”，您的精神真的让人钦佩，而且无论在哪个领域，您的成就都是公认的。“潜能与活力”，对于任何人都是重要的。您是否愿意给中小学语文教师说一些鼓励的话？

赵园：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也不以为自己有资格“鼓励”别人。我只是觉得教语文这门课而有可能影响一代代人的心性，是值得骄傲与珍重的。

其实较之语文课，我更关心的，是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教育方面的实现，以及把儿童、把青少年由应试教育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我们都有责任推动上述改革的实现，同时教书育人，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原载《语文建设》2010年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