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 水民风人物（第1页）

开封：水，民风，人物

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最先注意到的，是当年开封的水系，其次则是城墙。

唐代崔颢诗中所云“春风起棹歌”（《入汴河》），郑毅夫的“画船明月绿杨风”（《过汴堤》），所咏都像是今人经验中的江南。这样的一条河，今天的开封人已不能想象。清初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引宋张洎所说“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赋由此而进”（卷四六《河南一》，2104页，中华书局，2005），下文说的却是，宋室南迁之后，“故都离黍，江、淮漕运自是不资于汴，于是汴河日就湮废。……明初议建北京于大梁，规画漕渠，以浚汴为先务。……既而中格，自是河流横决，陵谷倒置，汴水之流，不绝如线，自中牟以东，断续几不可问矣。”（同上，2110页）我们所承，即此“几不可问”的梦中汴河。水的命运系于政治设施与国之兴衰。一部“汴水传”，岂不就是自春秋至当代的中原地区兴衰史？

《清明上河图》的核心部分，是那道横在汴河上的虹桥。明人王士性却写到汴河当水势盛大时的可畏，说隋朝引黄河入汴，不过为隋炀帝南下舟船的方便，“不意河流迅急，一入不回”，而河北地势高，汴河位置低，河南的土质又疏松，“任其冲突奔溃”，“遂为千百年之害”（《广志绎》卷三，224页，中华书局，2006）。倘如此，则汴河之涸对于开封，还说不准是祸是福。

仅由地名看，古代中原地区，水资源绝不匮乏。若洧川，若临颍，若延津，若商水，若荥阳，若汜水，若洛阳，若渑池，若汝阳、泌阳、淅川、济源，若淇县，若临漳、汤阴，若涉县，若汝州，无不因水得名。据宋代朱弁的《曲洧旧闻》，其时的洛阳一带尚多稻田（卷三，25页，商务印书馆，1936）。但到了明末清初，缺水已是河南经济社会生活的严峻现实。《日知录》卷一二“水利”条：“古之通津巨渎，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日知录集释》，29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陆陇其也说其时的卫水，“非但无唐虞之泛滥，比班孟坚、郦道元之时，水势亦迥然不侔矣”（《卫水寻源记》，《陆子全书·三鱼堂文集》卷一○，康熙四十八年刊本）。

《读史方舆纪要》告诉你，《东京梦华录》写到的蔡水、五丈河、金水河等，不知何年已“堙”、“废”、“涸”；宋代用以习舟师水战的金明池，亦已“淤塞”（卷四七）。记水，该书触目惊心的，即一“涸”字。汜水，“今涸”；鲁沟，“今涸”；五池沟，“今涸”；曾经“环带萦纡，澄澈如鉴”的翟沟（即白沟），“今涸”；曾有少男少女出没的“濮上”，濮水“今涸”〔11〕；百尺沟“堙废”；贾侯渠“堙废”；济渎，“今无水成平地”；文石津，今堙……至于陂、塘，“堙”、“废”者，尚不在内。〔2〕清初以降，“堙”、“废”、“涸”者，又不知凡几。中原地区的衰落，不消说与水有关。我想知道的是，随水一道干涸了的，还有些什么。那些消失了的水，不惟留在了地名中，也将印迹留在了地表。我儿时所见开封关厢一带的沙，应当是当年的河岸的吧。

这座城市与水有关的故事，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在明亡之际。

崇祯十五年四月，“自成再围汴，筑长围，城中樵采路绝。九月，贼决河灌城，城圮，恭枵（按即周王）从后山登城楼，率宫妃及宁乡、安乡、永寿、仁和诸王露栖雨中数日。援军驻河北，以舟来迎，始获免”。“汴城之陷也，死者数十万，诸宗皆没，府中分器宝藏尽沦于巨浸。”（《明史·诸王列传》）〔3〕被那道滚滚浊流席卷而去的，固然有宫中珍宝，也有私人收藏，更有街衢坊巷、商肆酒楼，汴京的数十万生灵。钱谦益《列朝诗集》记死于此次水患的张民表，说水灌开封之际，张“负其先人神主，抱诗文稿三尺许，登木筏”，邻居纷纷求登筏，张不忍却，筏沉。后登屋，“水大至而没”。其小儿子，“凭浮木依老仆妇栖屋上，垂两日夜”，老妇饿急了竟要拿那孩子当食物，“急附浮木，顺流下，得渡舟以免”（《列朝诗集小传》，6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河骤决，声震百里，排城北门入，穿东门出，流入涡水，涡忽高二丈，士民溺死数十万”。张民表的文稿沉于水，门人刊其遗集，“存者悉非其称意之作”（卷一六，475～4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没于那道水的，还有下文中将提到的周亮工《书影》所记汴梁名妓、周氏以为可拟之于秦淮河边马湘君（按即马湘兰）的李三随。此种记述，散见于笔记、野史、碑版文字，只是有待裒集而已。

周亮工本人当时并不在汴城，其叔父与兄弟辈被水淹没者十多人，“亲串”死者则难以数计（《祭靖公弟文》，《赖古堂集》卷二四，8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周氏事后作《汴上谣》，一题为“河决后，民多有以书纸蔽体者”（同书卷一，114页），其时的惨状可想。〔4〕

其实明末决河者不过袭前人的故智。秦始皇二十三年攻魏，就曾水灌大梁（战国时的大梁即宋浚仪县故城），“一国为鱼”。蒙古人也曾决河。既然“滔天之浸，近在咫尺之间”（《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七，2139页），就不能不成为随时的威胁。有明一代，黄河水患频仍，你可以在《明史·河渠志》读到关于河决开封的大量记述；黄水漫进城区，漂没庐舍、溺死军民，“议者至请迁开封城以避其患”（卷五九）。〔5〕这条悬在汴城之上的河，在漫长的岁月中，决定了这座城的命运。

周城《宋东京考》（中华书局，1988）王珻序，说有宋一代，汴城“工筑营缮之兴，踵事增华，靡不穷极其盛。盛极而衰，**焉无存什一于千百”。王珻卒于1742年，所见开封如此。〔6〕兵燹，水患，更有洪涛巨浸，一座城市于数百年间几于**然无存。明清之际的名城毁于一旦的，应当首推开封与扬州的吧。〔7〕套用简·雅各布斯的书名，“中国古城的死与生”，大可由开封、扬州取样。后者曾死于清军的屠城，前者则死于水淹。可惜劫后的开封没有王秀楚其人，生动地记录那一时刻；或虽有记述，而不能如《扬州十日记》流传之广，深入人心。我曾讨论过扬州的死与生（《想象与叙述·废园与芜城》），讨论并不充分，遇到了史料方面的限制：不止于扬州之屠的材料，还有其再生的材料，尤其物质生活的细节。未知开封在史料开发方面是否尚有余地，可否利用文集（既包括河南籍人士，又包括流寓、著籍的人士，如下文还要提到的阮汉闻）、方志、碑版文字，复原这座城市毁灭与再生的过程？

我童年生活的开封，距明亡之际那一幕已相当遥远，却随处可见黄河水患留下的盐碱，干巴巴的地面、墙面上泛着白花花的一层霜。儿时在开封城的边缘处，常见蹲在地上刮“碱面”（即制作食盐的材料）的人——真是穷到了极处。未知水质是否也拜黄河所赐。《东京梦华录》中记有当年开封的若干条“甜水巷”。据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明代开封，“城中井水悉苦鹻难饮，汴人率于城外汲水饮之”（卷一六，236页）。到我居汴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市民用水，仍然有“甜水”、“苦水”之分。

也有不同方向上的变化。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举兴修水利，疏浚河道、开挖新渠。这些河、渠的现状，是另一可供考察的题目。所有这些发生在地表与地层深处的变化，不也正是“地方史”的重要部分？

五代时后周世宗曾发开封府曹、滑、郑州民十余万，筑大梁外城；宋开宝元年增治京城（《历代宅京记》卷二，29页）。《读史方舆纪要》：“世传周世宗筑京城，取虎牢土为之，坚密如铁”（卷四七，2142页）。该书注引《城邑考》：元“至元中尽毁天下城隍，开封城亦仅余土阜。洪武九年始营筑，甃以砖石……宋、金遗址不可复问矣”（同卷，2143页）。周城《宋东京考》录《癸辛杂识》：“汴之外城，周世宗时所筑，宋神宗又展拓之。其高际天，坚壮雄伟。”（3页）经考古发掘，宋代城墙的面貌已渐次显露，而我童年所见城墙，或许是清道光二十一年大洪水后重建的部分？

除了铁塔、繁塔〔8〕，北宋以至金、明时期的开封均沉埋地下之后，若干历史信息有可能残留在地名中。龙亭、午朝门、相国寺、包府坑（今包公湖）等，应当更是“遗址”，或竟出自后世的附会，亦用了砖石演绎故事。街巷，宋代有马行街，我童年的开封则有马道街。其他《东京梦华录》、《宋东京考》提到的地名，几乎全然陌生。“历史潮水”的冲刷，总不至于如是之彻底，也一定留了一点痕迹在地名中。怕的是熟悉“老开封”的耆旧也多故去，遗迹、掌故也就随之湮没在了尘沙中。

曾经如水一样丰沛的，是“物”之流。《东京梦华录》中的开封，物资确也丰盈到了满溢、泛滥。该书伊永文笺注所引与宋代“都人风俗奢侈”有关的文献，令人咂舌，其时东京一带之富庶可以想见。“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囿”（卷六《收灯都人出城探春》，613页）。至于城内，汴河两岸榆柳成荫，隋代已然（《东京梦华录笺注》，16页，中华书局，2006）。御沟则“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同书，78页）。宋徽宗被金人所俘，迁徙途中作《眼儿媚》词，以汴京为“花城”。我童年时的开封，更像沙城，城北城东，弥望皆沙土岗，近城处沙丘高与城墙齐。现今的河南大学附近，即有沙丘。城外有柳树、枣树，却绝无园囿，也无从想象刘益安《北宋开封园苑考察》所说诸园，有可能设在何处。

《东京梦华录》大有与食物有关的记述——用了今人的说法，即“吃在汴梁”——足证宋人味觉记忆之深刻与丰富。写到的食物，满足口腹之欲的种种，无论生食熟食，除了粥、面、饼及数种蔬果，我均闻所未闻，其做法想必也失传已久。〔9〕可知“饮食文化”之传承对社会经济条件的依赖；而开封的衰败，仅此一端也可以证明。由《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却又可知，宋室南渡，汴京的美食，在杭州及江南其他处保存了下来，是“物质文化”易地“繁衍”的例子。〔10〕即使我生活的年代，开封较之其他中原城市，仍然有更多美味，只不过因了我的做教员的父母，薪水仅够应付日用，那些美味无福享用罢了。早年吃过而记得的，无非锅盔、叉烧包子、羊杂碎汤之类，似乎不独开封才有。

近代以来，岁时节庆，一概从简。自我的早年起，已不闻有所谓的“中元节”，也不再有七七“乞巧”之类有趣的活动，更不曾听说“春社”、“秋社”一类名目。但较之后来迁往的郑州，开封仍然更有年节的气氛，氤氲在胡同里，流**在左邻右舍的眉眼间，无论贫富。

孟元老自序其《东京梦华录》，说当年的东京，“人物繁阜”、“人情和美”。我童年的开封，物资匮乏，里巷却一派安宁祥和；虽“人物”决不能称“繁阜”，“人情”之“和美”却依旧。当然那是1954年省会迁往郑州之前的开封。1957年之后，1966年至1976年间这城的“人情”如何，就无从想象了。

关于老北京的胡同，我曾引老舍的文字，说那城中“连走卒稗贩全另有风度”；《东京梦华录》则说北宋年间的开封，非但“卖药卖卦，皆具冠带”，甚至乞丐“亦有规格”（卷五《民俗》，451页）。该书极写其时汴梁风俗人情之美，诸如“人情高谊”，店家“阔略大量”（同上），与其说是地方风俗，不如说更是京城气象，与近人关于“老北京”的记忆，约略相似。在我想来，其时开封的空气，应当是温润的。市井语言尽管“鄙俚”（亦见孟氏自序），却未必粗野，宜于传递温情与善意，如文献中的老北京、老北京人。

宋代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引《汉书》“河南之气，厥性安舒”。接下来说：“今汴地涉郑、卫之境，梁魏之墟，人多髦俊，好儒术，杂以游豫，有魏公子之遗风，难动以非，易感以义。”（卷一《河南道一》，3页，中华书局，2007）《大清一统志》卷一八六《开封府一》关于开封一带的风俗，引《通典》“地居土中，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慧，其地产厚而类繁”云云。〔11〕元人编《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关于汴梁路风土，曰：“风物富庶，习俗侈靡，君子尚礼。”（卷中，《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34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人情之美尚不限于汴城。《读史方舆纪要》引《周礼·职方》：“河南曰豫州”；释“豫”，曰“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故云豫也”（卷四六《河南一》，2087页）。此义已非现今的河南人所知。王士性《广志绎》说“中州俗淳厚质直，有古风，虽一时好刚，而可以义感。语言少有诡诈，一斥破之，则愧汗而不敢强辩”（卷三，225页）。王氏于明代的见闻如此，与近年来外省人对中州的印象大不同。〔12〕“禀中和之气，性理安舒”，“淳厚质直”，这些意思都太好，只不过使其成为当代人的经验，还要经一番艰巨的文化重建罢了。

与老北京人所自得的北京话不同的，是开封话的“鄙俚”。《东京梦华录笺注》关于该书孟元老序所说“此录语言鄙俚”，谓宋、明多种著述，“均记宋语言鄙俚者，可证《东京梦华录》诚非偶然，乃宋之俗语大盛风气而成”（6页，伊永文笺注），即不以之为地方性现象。纵然在同一“俗化”的过程中，也一定有地域之别的吧。依我的经验，较之河南其他处（包括省会城市郑州），开封话较轻、滑，多少令人想到北京方言，虽则鄙俚，却也有十足的市井味儿。

周亮工的《书影》说到开封方言，曰：“汴人语有不甚解者，大半是金辽所遗。如藏物于内，不为外用，或人不知之者，皆曰‘梯己’，不知所出。后阅《辽史》：梯里己，官名，掌皇族之政教，以宗姓为之。似即今宗人府之官，所以别内外亲疏也。或即梯己之意欤！‘梯里己’但呼曰‘梯己’，二合音也。汴音多有二合，如‘不落’为‘馍’之类甚多。”（卷一○，254～255页，中华书局，1958）周氏所说“二合音”，我早年也说过的，实在鄙俚得可以，难怪被侯宝林用作了相声材料。〔13〕1949年之后推广普通话，时下开封的年轻人或已不知所云了吧。我有时会想，李清照在世时，是否耳中听的也是这种话？文人所说，想必另是一套话语，腔调亦有不同，即使其人确系汴人。

政治史对一个城市的塑造，开封是极佳的标本。

宋室南迁，无疑是开封城市史的一大转捩。钱穆《国史大纲》：“蒙古入汴，依旧制，攻城不降则屠之，耶律楚材谏不听，乃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皆聚此城，杀之则一无所得。’乃诏原免，汴城百四十万户得保全。”（修订本第七编第三十五章，653页，商务印书馆，1996）洪武元年，曾“徙北平城中兵民于开封”（《国榷》卷三，375页，中华书局，1958）。徙江南富民实北平，比较易解；却又徙北平兵民于开封，就有点费猜想了——似乎不全因了元明之际的杀戮。但由移民史可知，明初确有由山西向河南（包括开封府）的大规模的移民。我所属家族关于其所自来，就有洪洞县大槐树之类的传说。

有明一代，不乏关于建都的议论。明亡前后，追究燕王朱棣都燕的责任，不免旧话重提。关于建都的诸多选项中，开封不被看好的理由很简单：无险可守。黄宗羲就说到唐代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达，就使有急而形势无所阻”（《明夷待访录·建都》，《黄宗羲全集》第1册，2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开篇即道：“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2083页）以下即举东周、东汉、拓跋魏的“衰”、“弱”、“丧乱”为例，更以金、北宋之亡，断言“河南信不可守”（同上，2084页）。黄、顾等人关注河南、开封的军事意义，或多或少出于“明亡”这一近事的刺激。其实宋南渡后，叶适即不以当代人的类似议论为然，愤然道：朱温“在四战之郊，而能翦灭黄巢、秦宗权，咀吞河南山东”，宋人“乃以大梁为不可战，亦不可守，使女真人入吾地数千里如无人，而卒有之”（《习学记言序目·五代史·梁本纪》，640页，中华书局，1977）。

据郑晓《今言》，明太祖曾“欲徙大梁、关中”（卷三，第221条，中华书局，1984）。该书引洪武元年诏，有“江左开基，立四海水清之本；中原图治，广一视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云云（同书卷四，第274条）。《读史方舆纪要》也说明初朱元璋“尝幸汴梁，议徙都之，未果”（卷四七，2138页）。倘若当初真的将都城定在汴梁，此后的明代历史该如何书写？

开封这座城市的历史，还另有所谓的“拐点”。清末建造黄河大桥，主持京汉（卢汉）路务的湖广总督张之洞选址于郑州的意见被采用，对于后来的开封、郑州两座城市，属于那种攸关命运的时刻〔14〕；而河南省省会1954年由开封迁往郑州，意义之严重不下于此。那么，对于中国的其他“N朝古都”，开封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作为标本、可供分析的样品？

成书于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关于开封的“人物”，由伊尹算起，最著者如蔡邕、阮籍、庾亮、谢安，多属魏晋名士，《世说新语》中人；唐代仅刘仁轨，阮籍的同乡，“与子侄三人并授上柱国，州党荣之”（卷一《河南道一》，4页）——其所知名与乡党所引以为荣，与诸阮的时代已大不同。这仅限于宋代开封府所辖区域的人物。倘将该书所列今河南境内的“历史文化名人”一一辑出，其阵容之豪华，令人目眩。若进一步将宋以降的人物也如该书那样列出，想必能令人看到一地域人才状况演变的轨迹——那么你看到的将会是什么？〔15〕

中原一向是重要的“历史舞台”，在此舞台上表演过的“历史人物”，自然大有其人，其中就有元末曾以河南为主要活动区域、被封为“河南王”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我较为熟悉的明清之际，则明末名臣范景文“抚豫”，曾论及中州政治、军事的重要性。至于上文刚刚提到的孙奇逢，则是明清之际的北方大儒。〔18〕

依我的阅读经验，明代的中原地区，由文学的方面看，人才不足以称“盛”。这一带，元明之交、明清之际，兵燹灾荒，破坏之严重，非今人所能想象。王士性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战事影响于该地人文，“宛、洛、淮、汝、睢、陈、汴、卫，自古为戎马之场”，元代以来，“杀戮殆尽，郡邑无二百年耆旧之家，除缙绅巨室外，民间俱不立祠堂，不置宗谱”；而明初徙民实中州，又“各带其五方土俗而来”（《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230页）。明代的开封已是一再的大破坏之余，人文的衰败不可避免，其人物气象不同于江南人文荟萃之区，不难想见。〔19〕明代著名文人中，籍属中州的，或许“前七子”的何景明最知名。至于明末清初，最负盛名的，则首推侯方域，与其人的名士行径不无关系。周亮工亦其时的闻人，声名却没有那样煊赫。〔20〕关于侯氏，黄宗羲不无微辞（见《思旧录·张自烈》，《黄宗羲全集》第1册，359页）。对侯氏其文也如对其人，时论毁誉参半。周亮工《与吴冠五》一札，录时人关于侯文的评论而评论之，不欲为乡邦人物讳（《赖古堂集》卷二○）。关于当时中原地区的知名之士，侯方域在《与陈定生论诗书》（《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中，曾提到吴之鲸、王铎、贾开宗、徐作肃、宋荦，除王铎外，多属其“雪苑诗社”中人。王铎以书法名，宋荦官运亨通，以诗名，都算不上其时第一流的人才。而据关于明清书院的研究著作，河南却是其时创建书院最多的省份。〔21〕

清四库馆臣批评孙奇逢的《中州人物考》，说“薛瑄本河津人，李梦阳本庆阳人，牵合归之中州”。其实那种“牵合”、混淆或许正难免。王士祯论诗绝句：“中州何李并登坛，宏治文风竞比肩。讵识苏门高吏部，啸臺鸾凤独逌然。”（《清代文论选》，349页）即将李梦阳“牵合”到了中州。〔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