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 水民风人物（第2页）

周亮工以第三人称自序其诗集，说自己“本豫章人，籍大梁”，然“实生秣陵”（《赖古堂诗集序》，《赖古堂集》卷一三，529页），二十一岁那年才到大梁。即使先世居金陵，周本人亦生于金陵，死于金陵，对于仅仅生活过八年的开封、中州，他仍怀了对于“乡邦”的感情，曰“吾邑”、“吾乡”，前者指大梁，后者则凡中州皆是。其诗文集，其所撰《书影》，多有涉及家乡人物的篇什；对其所谓“吾师”张民表〔23〕，更是一往情深。如《赖古堂集》卷三《庚戌春侍张林宗先生北上，宿邺下南寺，越十年己丑，与公子子顾再宿其地，见先生壁上诗，泫然泣下，用原韵得诗四首》，长歌当哭；卷七《汴水奔崩，林宗张先生抱其诗文同长君次君沦水中，季子子顾甫十一龄，浮木出，予弟靖公觅之河干三阅月，载与俱归，匆匆十年矣。予役返里，躬送之至中牟，集其族子懋德辈与其老仆郭明，拜而授之，纪以诗》，诗题直是一篇关于张氏之死及周为之抚孤的沉痛告白。实则周氏不但为其师抚孤置产，且遍征其遗作，“汇而梓之”（《张林宗先生传》，同书692页）。

收入《赖古堂集》的诗文，颇有涉及大梁及中州人物者，对河南籍及流寓河南的文人的撰著，扬扢推奖（如卷一三《王王屋文集序》、《阮太冲集叙》，卷一五《袁周合刻稿序》、《闵伯宗诗序》，卷二一《题楚西来传小引》，卷二三《徐存永钞秦京诗集跋》、《书冯幼将画竹卷后》等），刊印遗作，无非尽一份对于乡邦的责任；以致有人不满于他选编尺牍，在取舍的宽严之间“私故乡人”（《赖古堂集》附录，王愈扩所撰《小传》，898页）。由《黄河阻雪，同刘公勇登李家亭子，予家大梁，久为水没，累欲移家，依刘颍上》（卷五）看，丧乱之后，周氏似乎还有过移家颍上的念头。

我所读过的明人、明清间人的著述中，涉及汴城、中州足备掌故的，也仍然是周亮工的《书影》。该书卷六记当时所称“中州三先生”（一说“天中三君子”）的张民表（林宗）、阮汉闻（太冲）、秦京，尤以张、阮的交往，得之于亲见，记述生动（161～162页）。关于阮以浙人而居汴，而移家尉氏，周氏的说法为他书所未见。〔24〕。此外卷六记“汴曲中人”李三随（字无尘，一字居贞），卷八摘引并评论王铎的诗，卷四记汴梁酒，同书还写到密县香鼠、“吾梁”之桃。同书写其时某人“苦蝎”，汴人告以避蝎良方（卷八）。我也记得幼年时家人的“苦蝎”。几年前所见胡同中老房子倾圮破败，蝎患或许还未成过去。

但周亮工确曾以“原籍（按：即今所说的‘祖籍’）江宁，祖宗坟墓在焉”为理由，要求致仕；“部议：例无两籍”，驳回（《年谱》，《赖古堂集》附录，918页）。关于周氏的传记材料，则一再提到如下细节：祥符令孙承泽得其试卷，“大异之”，断言“定非汴人”。后周氏具以始末告之（《年谱》，906页）。待到周中乡试，其“闱墨遂为中州风气之祖”（同上，907页）。周氏的门人黄虞稷所撰《行状》的叙述微有不同，说考官（或即《年谱》提到的归德推官王世琇）得周氏试卷，曰：“此非中州士也。”当面“询知籍于南也，顾侍者而笑”（同书附录，952页）。说老实话，这一句“顾侍者而笑”很令我不爽。谁说这里没有今人所敏感的“地域歧视”？周亮工的以金陵为“原籍”，也应当有如上背景的吧。这种偏见、成见延续至今，很可能已进入了“中州士”的集体无意识：压抑自外而内，影响了知识人的精神意气。

侯方域与陈维崧论诗，自称“下里之鄙人”（《与陈定生论诗书》，《清代文论选》，168页），固然是通常的客气话，也未见得不出于其时中原人士面对江左才俊时本能的反应。当时的江左，城市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而同一时期的中原，更像是相对于东南富庶之区的乡村。侯氏还说，“余家中原，……中原风气朴遬，人多逡巡不敢为诗”，并非故示谦抑；接下来却又说，“惟其不为诗，诗之所以存也”（《陈其年诗序》，同书，165页），那意思很可玩味。大致是，正因不在风气中，不妄称作者，才能存诗，也要置诸侯氏的明代文学批评中，才便于理解。

周亮工先世居金陵，至其祖父，“游大梁而乐之，因占籍开封，遂为开封人”（姜宸英撰《墓碣铭》，《赖古堂集》附录，940页）。由此看来，周氏确也不过是古代户籍制度意义上的开封人。黄虞稷则径说周氏“籍大梁而实白下”（黄撰《行状》，同书附录，951页）。较之于此前中州人士几度大规模地向南流动，周亮工、阮汉闻的反向流动或显得稀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将多少中原人士、开封人带到了江南或其他某处，不消几代，便气质与眉眼一起改换。〔25〕这些始而卜居继而定居，由流寓而占籍的开封人、中原人，除了商铺、食品、节庆习俗以及语音，又将什么带去了江南（及其他处），几无可考。历史过程的这种细腻处，往往湮灭在了时间中。

有宋一代高度成熟的文人文化，在其后的岁月中剥蚀殆尽。2005年在开封，却听人说至今仍然有蛰居陋巷的文人，不知是否真的——或许亦属某种孑遗之民。那年在书店街，看到了售卖文房四宝之类的“文化生意人”，想必是在惨淡经营。不知那些铺面是否已几经易主，改售了其他货品。我孤陋寡闻，想不出还有哪座城市有一条“书店街”。〔26〕这街名是我童年时熟闻的。当代作家中，汪曾祺、陆文夫长于写市井奇人，似乎还未见有人为开封的市井人物图形绘影。

《太平寰宇记》说后周“改梁州为汴州，以城临汴水，因以为名”（卷一《河南道一》，1页）。可知“汴梁”一名所由来。《宋史·地理志》：“东京，汴之开封也。”在这样的表述中，“汴”与“开封”是何关系？

已有关于开封的城市起源及“开封”一名来源考（参看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的《序章考察端绪·引言》）。据说“开封”原作“启封”，因避汉景帝刘启名讳而改为“开封”——则汉代即有此名。据此，“开封”系动名结构，与“启封”义近。人们似乎不都这样读解。有过一个谜语，谜面是“矛盾”，打一地名，谜底就是开封。在我看来，“开”而又“封”，更像是一道古老的谶语，挟了点神秘。这座曾兴而又衰甚至死而复生的城市，一定会有一天，终结这种生死轮回，兴衰迭变。

你不妨如此相信。

2011年9月

注释：

〔1〕该书另一处说，“今黄河迁决，濮水绝流”，则濮水之涸又与黄河的一再改道有关。

〔2〕据《明史·地理志》，郑州周边的郑水、须水，均“堙”，永城南的泡水“淤塞”，新乡的古沁河，“时决时涸”。见诸《大清一统志》，仅开封府，就有海子河之支流、沟渠“俱塞”；黄渡河“涸为田”；古荥泽“今成平地”（卷一八六，《四部丛刊续编》史部，上海书店，1984）

〔3〕清初陈之遴《汴梁行》写“洪涛屡徙”，说：“君不见汴梁万雉高入云，今在河南昔河北。”（《浮云集》卷四，清钞本，《四库禁燬书丛刊补编》）该诗写明亡之际河决开封，说“绣衣使者出奇筭，中夜决堤使南灌。须臾盈城作鱼鳖，百姓尽死贼亦散”，则指是明方所决。陈氏不平于藩王及“朱门妇寺”无恙，百姓则无处逃生。关于决黄河口的元凶，汤纲、南炳文所著《南明史》判断审慎。该书说：“关于这次黄河大决口的原因，史书所载不一，或称为起义军决河灌城所致，或称为明河南巡抚高名衡、开封推官黄澍等决河所致，或称为官府掘堤于前，农民军再掘于后所致，或称为上天所致。近人所写论著，意见虽不尽相同，但大体上认为此事与起义军无关。其真相如何，尚有待进一步考证。”（第二一章第三节，1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周氏对于其师张民表之死，痛心不已，所撰《张林宗先生传》，记张氏之死特详（《赖古堂集》卷一八，689—691页）。

〔5〕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河南》录《开封府志·河防》、宋王应麟《汉河渠考》，均有关于河决的内容。由该书所录材料看，与河南有关之“病”，首在河患，其次则田赋——可知顾氏的关切所在。

〔6〕关于汴城故宫，元代杨奂说过：“观其制度简素，比土阶茅茨则过矣。视汉之所谓千门万户珠璧华丽之饰，则无有也。”建议后人“因其制度而损益之，以求其称。”（《汴故宫记》，引自顾炎武：《历代宅京记》，236页，中华书局，1984）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的《宋代开封研究》中说，“据日本僧成寻的记载，开封皇城的面积类似于日本御所，远不及长安大明宫的规模，不能作为中国首都的象征。”（中译本，140页，郭万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明清争战中中原地区战事之惨烈，不下于扬州，读一读郑廉的《豫变纪略》即可知。郑廉《豫变纪略》，收入张永祺等撰、栾星辑校：《甲申史籍三种校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

〔8〕亦见之于《舆地广记》、《广志绎》的春秋晋国师旷所作“吹台”（后曰“繁台”），上有大禹庙，清初尚在，周亮工有《同滕伯伦计玄柚吹臺酌月》一诗（见《赖古堂集》卷三），是否即我童年所知的那个“禹王台”？

〔9〕久保田和男认为“《东京梦华录》中最具独创性并大放异彩的记述”，“是详尽记录名菜，以及描写因时刻不同而变化的小摊实态”（《宋代开封研究》中译本，254页）。尽管明代李濂对《东京梦华录》的“芜秽猥琐”深致不满，而清四库馆臣对李所著《汴京遗迹志》以“义例整齐”、“征引典核”称许，《东京梦华录》的感性、细节的丰富性仍令人着迷，非《汴京遗迹志》一类著述所能取代。李濂《汴京遗迹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

〔10〕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著《简明中国遗民史》：“据《都城纪胜》、《梦粱录》、《咸淳临安志》诸书所载，临安的王家绒线铺、荣六郎印刷铺、乐驻泊药铺、陆太丞儒医、宋五嫂鱼羹、李七儿羊肉、李婆婆杂菜羹、太平兴国传法寺、开宝仁王寺等商店、药铺、寺庙，均系开封人南迁临安后开设或建造，大多沿用开封旧名。”（第五章第四节，29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关于开封的饮食文化在临安，则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记述较详（参看该书391～395页）。《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在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看来，开封作为其时的时尚之都，“节义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转引自久保田和男的《宋代开封研究》中译本，184页）。

〔12〕当然，王氏还说，“汴城在八郡中为繁华，多妖姬丽童，其人亦狡猾足使”（《广志绎》卷三，225页）。

〔13〕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著《简明中国遗民史》说，“由于居民多来自开封，南宋以后杭州的语言带有明显的北音”（293页）。“今天杭州市区的方言仍带有明显的北方味，周围则依然是吴语的天下。”（613—614页）该书引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关于杭州“城中语言（应为‘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送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云云（293页），显然不以汴梁话为“鄙俚”。不知汴人的俚语、“二合音”，是否也被带进了杭州。

〔14〕参看《中国周刊》记者田乾峰的报道《被京广线改变的两座城市》，网址为http：wenku。baidu。viewc139940e52ea551810a6872d。html。

〔15〕《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所录宋代汴梁路的名宦、人物，见该书卷中《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346页、346～347页。该书所录“河南历史名人”，可与《太平寰宇记》对照。

〔17〕过、孙两书中均有高叔嗣，是《明史·文苑传》中人物。据《明史·文苑三》，正、嘉间祥符人高叔嗣有《苏门集》。《静志居诗话》卷一一有对其诗作的评论。周亮工《闵伯宗诗序》说闵诗“清妙玄胜”，“大似吾乡高苏门”（《赖古堂集》卷一五，613页）。

〔18〕《大清一统志》卷一八五《河南统部》有“名宦”之目，列举曾任职河南的知名人物，明代有于谦、何乔新、刘大夏、范景文、蔡懋德等。其中范、蔡是明末著名忠臣。该书对河南省历代人物，搜罗也较他书为广。仅明代开封府人物，即有马文升、王廷相、高叔嗣、高拱、刘理顺等四十六人。

〔19〕据周亮工《周藩牛左史宫词引》，明初开封一带残破，以致周定王在藩邸种植四百余种“可佐饥馑”的植物，撰《救荒本草》，以为救济（《赖古堂集》卷二一，794～795页）。可知其时汴民的苦况。

〔21〕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据大英久保子有关明清书院的研究著作，有《明代书院地域分类表》。

〔22〕李父曾官周王府教授，徙居开封（一说徙扶沟）。王士祯该诗所说高吏部，或即高逊志，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五均有传。

〔23〕周氏科考失意，曾居汴八年，在张氏家塾中课其子弟。

〔24〕周氏说阮“因皦生光之变，移家尉氏”（《书影》，161页）。《阮太冲集叙》记阮“授徒于尉，以尉固阮旧土也，遂家焉”（《赖古堂集》卷一三，534页）。同卷《顾与治诗序》说自己曾刻张民表诗，“仅千百之一二耳”，阮、秦诗“亦落落如晨星”（436～545页）。关于张、阮，钱谦益《列朝诗集》有传。该书说张“兀傲自放，世莫测其浅深”（《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6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