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年的笔记之二（第1页）
关于“老年”的笔记之二
前面的一篇收在了《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一集中，一个小友读了，说是有点恐怖，何以将“老年”这题目作成了这样子！或许我那时还不够老。但“老年”本是生命中的一段，与其他任何一段一样理应受到关注。而我自己，则是到了身边的亲人渐渐老去，故去，才体验了发生在这生命途程中的温暖与严酷，且由己及人，想到了与“老年”有关的种种。
近读《顾颉刚日记》，其中有“老的定义”，包括如下几条：“一、身体各部分功能衰退。二、无抵抗气候变化的力量。三、不可能紧张地参加社会活动。”接下来说，“此必到了老年才会深切地感到，年轻人及中年人均无法领会”。以上文字写于1964年，那年顾氏71岁，所写均为他的经验之谈，“过来人”的切身体验。由顾氏晚年的日记看，他对于自己身体状况的关注，较吴宓更甚，尤以睡眠、排便为大端，几乎逐日记录。看起来失眠与肠胃疾患像是他的一大负担。吴宓的晚年日记，则几乎逐日地记自己的吃喝拉撒，种种病痛、不适。我猜想吴、顾日记中的如上内容，一定令年轻人难以卒读的吧。
顾氏多病，日记中反复诉说“老年之苦”。去世前一年的10月29日，在日记中说：“近日天气，忽阴忽阳，殆所谓‘满城风雨近重阳’者。此在年轻时读之，固觉其美，而今日则为胆战心惊矣。老人处境，真不能自己掌握矣。”实则顾氏的老年并不枯槁。顾为苏州人，或许得自早年的陶冶，日记中的顾颉刚，爱花成癖。1964年5月5日：“怀念江南之春，不胜神往。”“藤萝花近日大开，朗润园中不愁寂寞矣。”5月10日：“近日园中盛开者为刺梅之黄花，藤萝之紫花，濛濛扑面者为柳絮。”5月18日：“近日校园中仅有刺梅及洋槐花未残耳。绿肥红瘦，又是一番景象。”5月19日：“始闻布谷鸟声，委婉可听。此鸟所鸣，苏州有‘家家布谷’、‘家中叫化’两说，徐州有‘烧香摆供’一说，此城中所不闻。洋槐花落，镜春园中殆如以氍毹铺地，使人足底芬芳。”1965年4月19日记往北海“饱看春色”，说自己“最爱者碧桃，为其丽而端。其次丁香，为其芳而淡。又次则海棠，为其艳而不俗。若榆叶梅，则过于艳冶，品不高，花已萎而不落，又使人生憔悴之感也”。同年5月7日观赏景山之牡丹，说：“举凡姚黄、魏紫、宋白、王红诸名种皆备，置身其间，浓香馥郁，洵可爱也。”你应当想到，那已经是“文革”前夜。到风暴将至的1966年的4月3日，顾氏在香山路上，还欣欣然地看“白者李，赤者桃，淡红者杏，吐露在松柏间”。同月12日，因“花事正浓”，“徘徊不忍去”，陶醉在香山的花海中。当着饱受冲击之后，1971年环境稍宽松，就期待着公园开放，使自己得以“徘徊于林石间”（8月23日。以上引文均见《顾颉刚日记》第十、第十一卷）。顾颉刚不如吴宓的健饭，食欲旺盛，对寻常美食津津乐道；也不像吴的随遇而安，对“待遇”多有不满，却酷爱花木，对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纤敏的感受，于此更有文人习性。他们也就各有自己的排解方式，多少避免了被不健康的情绪所伤害。
由日记看，梁漱溟对公园作为环境情有独钟，且足甚健，京城各大公园似无所不至，散步，习拳，与友人聚谈，饮茶，用餐，兴致盎然。因了情趣，这老人会不惮烦地寻觅某种食物，无论水果还是京城小吃（比如面茶）——是并不奢侈的享受（梁氏日记见《梁漱溟全集》第八卷）。
顾颉刚、吴宓“文革”中的遭遇，因日记书信的面世已广为人知。但若仅由老人生存状况着眼，你不妨承认，无论吴、顾这样的知名人士，还是你我普通知识人，较之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中的老人，已经算得上幸运了。曾经有剪报的习惯，至今也偶尔一剪的，就有如下剪得的片段。
《南方周末》1998年7月6日署名陈冀的文章，同年《文摘报》以《七旬老妇经营**业只为棺材本》为题有如下摘录：
四川省安县破获的一起建国以来最大的容留妇女卖**嫖娼案，已查实的76起个案发生在秀水镇鸡市街小巷里一间没有窗户、设备简陋的十平米大小屋子里。76岁的房主张秀贞，把它经营成了一个**窝。
每当暗娼带着客人来到，风烛残年的老妇人就颤颤地用唯一的磁杯泡上茶，放在靠床的小方桌上，然后坐到门口望风。之后，她会收到嫖客2元、3元、5元不等的“床铺费”。一年里，12名暗娼在这里接客76次，张秀贞收入大约292元。
…………
秀水派出所审查一名嫖宿人员时牵出了张秀贞。警方从张家墙角的米坛子里搜出了她292元赃款。
在提审室里，老妇人担心那292元钱要被没收竟大哭起来：“那是我的棺材本啊！”
张秀贞一生未曾生育，儿子是丈夫的，因为家境贫寒做上门女婿去了外乡。五年前，张秀贞的老伴过世时儿子回过一次家。丧事办完，儿子拉走了张秀贞放在床下的三根圆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张秀贞从此落下一个心病，棺材就是她一生努力的回报，死后一口好棺材，几乎就是一生善终的全部保证了。然而她最终没能要回那三根圆木。
我未核对原文，不知上述摘录能否反映该文的原貌。我得承认，这故事让我感到的不是嫌恶，而是无边的荒凉。上述报道中老人处境的绝望，使得人们面对容留卖**嫖娼这样的罪恶，也不免心情复杂。
2001年第2期的《法制与新闻》所刊《“孤儿寡母村”见闻》（作者山晓），记述了一位乡村母亲的故事。那是鄂西北大山深处的竹山县。当年这个贫困县的农民与城镇居民往往到河北、河南、陕西的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私营小矿窑挣血汗钱，且往往一个村子、一个家族集体出动，一旦发生矿难，对于相关家庭以至村落，就是灭顶之灾。这个名叫李玉兰的老人，在矿难中失去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婿。
这日，漫天的雪花伴随着落叶在大山中飞舞，李玉兰老人独自背着一个背篓在公路边守候着。嘴里念叨着：没啦，都没啦……
矿难后女儿、儿媳不堪重负，相继出走，儿媳还带走了唯一的孙子。
两位老人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俩常常在黑夜里哭喊道：吃人的矿窑啊，现在日子咋办啦……白天，他们常会神经失常般地到几公里外的公路边，望着一趟趟班车来来往往，希望总有一天奇迹会出现……
我没有读到过较之这篇更令人沉痛的关于“矿难之后”的报道。这一对老人在他们的衰暮之年所承受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它彻底地摧毁了他们残余的生活。人生至痛，无过于老年丧子，且失去了仅有的生活保障与生存的理由。对于这样的绝境，很难想象当时的地方当局能够施救。
近年来发生的矿难中，有精神失常的母亲拨通了井下早已身亡的儿子的手机，欣喜若狂，一次次地拨打，直至将电耗尽的故事。在“孤儿寡母村”之后的变化，是倘无瞒报，死者的亲属可以指望稍高的赔付，但又有什么能消除丧子之痛？
《南方周末》2003年8月7日第31版《唐全顺赌球案调查》（作者为《南方周末》驻沪记者刘建平、实习生朱红军），记述了一位曾较有名气的足球运动员，1988年全国甲级足球联赛的最佳射手，因赌球而进班房的故事。看来赌球由来已久，不知何以拖到了近期才被“引爆”。这篇报道令我不能忘的，却是赌球案衍生的次要情节，一个插曲，即犯案球员的老母亲的故事。该文说，那位老母亲久已见不到儿子，在上海杨浦区棚户区的生活极其拮据。据记者所见，这位老人“住在一间旧房内，床板上铺了一张补了又补的凉席。上海正值酷暑，记者坐着尚且汗如雨下，而老人的家中，既没有一台电风扇，也看不见一样电器”。“邻居们主动地跑过来，他们抓起一瓶没有标签的腐乳告诉记者，这就是老人每日三餐的下饭菜。为了省米，老人三餐喝粥，为了节省一点煤气，不等粥煮开，就将锅端下来，靠着余热将米涨开。”“有人传过话来，唐全顺还要为赌球罚款2000元。老人为此夜夜痛哭，不知该到哪里找这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