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第2页）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失去了数百年的国都地位，1937年后更是成为日据的沦陷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整个城市的生存环境、发展机制、文化样态都在不断发生变异。政治地位的变动对于故都发展究竟产生何种影响？北京城市功能和发展路径将做何调整？生活在都市中的市民又因之产生哪些特别的感受和体验？这些有别于国都时代北京史的新话题，近十年来引起了学人们较多的关注。其中，一个突出的热点问题就是：重估“迁都”对于北京的影响。

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对于首都迁离北京最为直观的感受，都是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给古都以致命打击，短时期内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城市原有体系濒临崩溃，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社会秩序动**不已。但随着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衰落”并不足以概括迁都带给北京的全部变化之性质，它还引起城市发展条件和机制的巨大转变，昭示了古都在强大的政治资源脱离之后，仍有多样的发展机缘。陈鹏的有关研究就表明，北平失去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不但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反而是自觉发掘自身优势资源、调整发展模式的难得契机。[14]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中央机关及官僚政客的南迁，淡化了北京的政治氛围，相对凸显了文化、教育等优势资源，这也同时使得知识分子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强化。更确切地说，由于北京深厚的文化氛围、学术资源，再加上知识分子们的自觉努力，北平因之成为30年代名副其实的“文化城”。

季剑青的《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城”的历史建构》一文（《文化研究》第14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专门对上述问题做出较为全面的综合论述。杨东平的《城市季风》一书，则从北京与上海不同文化精神的角度，更早地阐述过类似见解。在杨看来，国都时代的北京是围绕政治权力轴心组织运转的官气弥漫的大官场。而迁都后，曾经凌驾控制知识分子的“官”的阶层不复存在，具有独立意识、主体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才得以凸现。该书还借此进一步从城市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角度，解读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京派与海派的成因，强调上海的工商业文化促使知识分子文化和市民文化融为一体，知识分子相对缺乏精英意识，而北京作为文化古都和学术中心的特殊氛围造就的则是与上海文化殊异的精英文化。这一见解，至今引人深思。[15]

唐小兵的论文《十字街头的象牙塔：20世纪30年代北平知识分子的交往世界》，也涉及相关问题。该文遵循社会文化史的分析理路，着重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知识分子在都市空间的聚集、交往及影响，他注意到相对于上海文艺界的政治化、党派化和复杂的内耗，北平的学界和文艺界在此时进入了相对安定的建设期，这里既有学院派知识分子利用《独立评论》《大公报》以及清华、北大的学院空间聚合、议政，也有传统文人群体通过《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等构筑日常私人交往网络，更有传统与西化兼容的“太太的客厅”“读诗会”等知识分子公共交往新空间。此一时期北平知识分子较之五四，更具备对于政治构成某种导向作用的学统力量，与同时期上海知识界相比，呈现出兼具现代意识和传统情怀的多种面相。[16]这一研究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与北京城的深层互动关系，都市空间为他们的活动和交往提供了各种外部条件，反过来，他们也在形塑着北京传统与现代兼备的都市形象。

台湾学者许慧琦的专著《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台北，学生书局，2008年），是研究迁都后至抗战前北京史的一部力作。该书不仅具有“重估迁都之影响”的自觉，更以“消费”为主题，超越单一的经济维度，考察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多种消费因素彼此互动、共同塑造北京城市新貌的历史。此次节选的“迁都后北平消费主力之演变”一节，首先指出，迁都之后，随着人口结构、商业规模、消费环境与文化气氛的变化，北平城市消费的主力，由先前的政商权贵与军人，转变为文人学者、青年学子及外侨；接着，又着重分析了这三类新群体带来的杂糅新旧、兼好中西的消费新表现，认为其既有别于国都时代的城市景象，又与摩登上海迥然不同。这正好从消费主体的层面，有力地验证了此期北京已成为特色“文化城”的鲜明风格所在。

相比于抗战之前的黄金十年，日据时期的北京史研究，一直是较为薄弱的。

但近些年来，人们在关注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带给北京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敌占区发展的一些特殊环境和复杂面相。如谢荫明在《不可忘却的一页——研究北京沦陷史所得》（《北京党史》，2005年第3期）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如何全面立体揭示、反映和认识日本占领时期北平人的城市生活以及城市建设问题。本次所选录的三篇文章，均从不同角度，对沦陷时期的北平城市史做出了新的解读。

王亚男的专著《1900—1949年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融合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系统深入地探讨了民国北京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此次我们选编了书中有关日伪时期《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制订和部分实施的章节。其中，作者除了揭露日本侵略者实现殖民统治和掠夺的险恶用心，还从技术层面指出了该计划以扎实的调查资料为基础，采行当时西方先进的城市规划理论的另外一面，认为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对日后北京城市建设也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此种分析，无疑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

沦陷时期北平市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以往是人们所忽略的，近年来也受到学界的较多关注。特别是文教界的知识精英群体，可以说已成为较为集中的研讨对象。本编所选桑兵和袁一丹的两篇论文，就代表着这方面的创获。

桑兵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一文（《中国文化》，2007年第24期），以朱家骅档案为基础，揭示了南京国民政府在争取故都学人方面的努力、挫折及其原因，展现了北平学人的真实心态，也反映了国民党在沦陷区基层组织的设置、运行存在的种种缺失，对我们认知整体的抗战史亦不无启发。

袁一丹的《易代同时与遗民拟态——北平沦陷时期知识人的伦理境遇（1937—1945）》（《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一文，则从“遗民传统”的再诠释角度，透视了沦陷区复杂时空环境下北平知识分子的特有心理，强调“遗民传统”为他们的政治选择、道义坚持，提供了一整套话语资源及可效法的行为模式，如由朝代间的类比表达“易代同时”的主观感受，利用难以挣脱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伪遗民”姿态，来缓和遗民传统与现代中国的紧张关系等。这就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沦陷区作家、民众、伪政府官员的特殊心态和复杂行为，启迪了思路。

相比于前述几个民国时段，通常被称之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北京史，其研究尚明显不足。既有的成果，多限于国共对峙、学生运动、和平谈判等传统革命史视域，而城市规划、古迹保护、基层组织、市民生活等地方史色彩浓厚的论题，还多有待深度开掘。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该时段也能够涌现出更多优秀的成果。

四

新世纪以来，民国北京史研究日趋活跃的另一个突出表现，还在于新的论题和研究领域不断得到开拓，城市史的内容也因此得到更为生动多彩、丰富深入和多维立体的呈现。

都市空间问题受到普遍重视，是新世纪以来国内城市史研究的突出现象，民国北京史的研究也不例外。随着近代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北京城市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公共新空间的开辟不仅使官方与民间力量屡屡上演激烈的权力之争，也使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人情伦理、生活方式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得到改变。可以说，城市的现代转型和变革，在空间变化方面得到了集中体现。

就北京城市空间问题研究而言，杨念群在国内是一个学术的先行者，他在20、21世纪之交从“医疗空间”入手的有关研究，在国内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代表作《“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北京“卫生示范区”的建立与城市空间功能的转换》（《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1期）两文，受到广泛重视。本编收入了他的前一篇文章。该文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按照西方现代医疗模式建立的卫生示范区对北京基层社会的深刻影响，指出医务人员通过技术手段和国家力量的支持，确立了其在地方社区空间的权威，改变了城区人民日常生活节奏和秩序，也与传统社会中“接生婆”和“阴阳先生”构筑的协调人情关系的医疗网络产生激烈冲突。这一过程彻底破坏了城区的自治组织状态，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生活更为全面的控制。其新颖程度，至今犹显。

美国华人学者史明正也是很早关注、注重全面揭示北京空间变化及其意义的城市史专家。他的专著《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17]已经涉及相关问题，但他系统谈论这一问题的专论《从御花园到公园——20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1998年才发表在美国的《现代中国》杂志上，2005年被译成中文，刊载于国内的《城市史研究》杂志。该文追溯了1914—1926年间北京御花园和皇家庙宇开放为公园的历史进程，从多个角度提炼出城市空间变迁蕴含的城市史意义，包括帝王领域收缩和公共领域发展，城市环境和市民生活的改善，政府和民间团体在公共空间展开争夺，以及平民难以享受的局限性，等等。[18]这一有关北京城市空间史的宏观论述，带有典型的示范意义。在此之后，学界继有从具体的公园入手展开深入的个案研究，其中戴海斌的《中央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一文，可称代表。该文以北京中央公园为个案，揭示了这一新兴城市公共空间的开辟，不仅为市民提供了集娱乐、教育、商业、文化和政治于一体的新兴多功能公共空间，还促进了市民和国家对公共空间的充分利用，前者表现为生活自主化追求和政治抗议行动，后者表现为教化规训、塑造自身权威与合法性等。[19]目前，有关民国北京城市空间问题的探索，正日益深化和扩展开来。[20]

都市商业在北京城市史中占有特殊地位。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虽无发达的工业和对外贸易，但以达官显贵为核心消费群体的商业市场却十分繁盛，同仁堂、瑞蚨祥等享誉全国的老字号早已成为北京的象征符号。过去，囿于资料，难以对商业店铺的日常运营做出微观探究。近年来，商业店铺账簿资料的整理和利用，为学术突破创造了条件，它使得一批知名商铺的运营细节得以显现。如卢忠民就系统整理了北京市档案馆所藏旅京冀州商帮所营之万和成五金商铺及其联号的商业账簿，认为它们是商铺日常经营管理及变迁的微观记载，可以弥补过去民间商业活动资料稀缺、官方文书数据可疑的缺憾。[21]正是借助这批史料，他对该商铺的股份合伙人与人力股制度、经营管理模式以及职工的生活与消费水平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剖析，推动和深化了有关研究。

相对于卢忠民以计量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理路，法国学者蓝克利与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的商铺探讨，则有所不同。他们同样掌握了另一家北京店铺——文具业知名店铺成文厚的大量档案文献，特别是找到了其创办者梁国樑的账簿、合同和广告资料，但他们却没有选择单向度的经济史研究模式，而是对成文厚社会网络的构成、内部行业知识传承和行业文化内涵等丰富内容，进行综合探讨，采取的是一种视野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史的分析路径。二人合著的《北京成文厚个案研究——撰写北京商业史的资料、方法与初步结果》一文，在采用一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辅以老职工的口述资料，展现了梁国樑在动**的社会环境中，通过继承和发展家族企业的传统、吸收现代会计账簿业的核心知识，灵活运作政府规定的股份制和铺保制等手段，以获取产业经营成功的历史，由此呈现出一般宏观经济史难以察觉和把握的民国北京商业运营之现代性。[22]

大众娱乐文化是城市繁华与否的风向标，摩登上海素以发达的娱乐文化闻名于世。向以持重、保守著称的古都，其大众娱乐业在新旧转化期呈现出何等的样态，同样值得研究者们认真思考。李少兵专文探讨了1927—1937年间北平民众休闲文化的转型问题，指出北平此期的娱乐文化受上海的有益影响，在官方和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形成有别于传统的新时尚，包括妇女积极参与、活动内容趋新和商业化走向、市民认识到娱乐文化的正面意义等诸多方面。[23]美国学者林郁沁也带着类似的问题意识，关注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社会因一起情杀案而引发的“新女性”论争，揭示出新兴大众媒体在其中所展示的诱导和操控大众的能力，认为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大众文化，远不像以往一般认为的那样“保守传统”。[24]还有学者深入考察了电影院等新型娱乐场所的兴起与民国北京市民生活的关系，以及北京戏剧市场的规模和发达程度等问题，[25]可见有关研究正不断深入。

性别问题，乃是城市史研究中一个新的热点，在北京史研究中也有体现。女性地位、婚姻、职业、教育乃至弱势群体，各个方面都有不少成果。其中，前文曾提到的程为坤那部将民初底层妇女的日常生活与北京城市空间变化结合起来的专著《劳作的女人》，相当出色，最近已被译成中文出版[26]。此外，马钊对北平妇女被“诱拐”和“背夫潜逃”现象的透析[27]，许慧琦对北平女招待问题的探讨[28]，以及本次“民国北京史研究丛书”新推出的张秀丽《民国北京婢女问题研究》等，也都给我们留下较深印象。如今，这方面的研究还方兴未艾。

人物群体关照，长期以来就是民国北京史研究的一大重心。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这一活动主体，而共存于都市的不同群体也因身份地位、生存环境的差异，形成各异的群体特征和活动空间。由特色人物群体切入北京史，将有益于从不同主体层面呈现民国北京丰富多彩的都市样态。这方面的成果日益增多，其中岳永逸对“天桥艺人”的身份、来源和认同的透视，可称亮点之一。该研究综合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借助田野调查所得口述材料，辅以回忆录、报刊资料，分析指出来自内城的旗人、京畿乡村的难民以及下海走穴者，经历了各自的空间、心理流动，凝聚成“天桥艺人”这一城市下层群体。而天桥由权力染指、历史积累、都市发展和人为建构而形成的“下贱”“邪恶”“不洁”的特征，又决定着他们的社会特性和阶级属性。同时，作者还以开阔的视野，对当今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语境下，“老天桥艺人”成为颇具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之时髦语的现象，进行了历史文化层面的解读。[29]该研究深刻地表明，都市阶层群体意识的形成与城市提供的空间、经济、文化环境实紧密相连。此外，邱国盛、王煦、杜丽红等对民国北京人力车夫的研究[30]；邱志红、丁芮对于民国北京的律师、警察群体的研究；[31]以及此次“民国北京史研究丛书”推出的李少兵等关于北京的“洋市民”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也都非常鲜明地反映出民国北京的城市特性和时代特征。

众所周知，北京的饮食服饰、语言风俗、古物建筑、人口构成与分布等，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特别是满汉民族融合之风，其在处理边疆民族事务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是国内其他城市所难以比肩的，值得从整体和个案两个向度加以进一步的揭示和解析。而清末以来东交民巷外国驻京的大量外交机构，以及民国时期中德学会、中法汉学研究所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中外学术交流机构在北京的成立和发展，若从城市史的视野重新考量，相信也会有新的创获。此外，民国北京的自然环境、城乡关系、与周边城市关系、与国内外大都市的对比等，也都是北京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对当前的首都功能疏散、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推进等，具有强烈的借鉴意义。凡此，均显示出民国北京史研究的无穷魅力和广阔空间。

十多年前，陈平原教授曾发出“北京学”远不及“上海学”辉煌之类的感慨，时至今日，我们欣喜地看到此种现象已经大有改观，民国北京史研究业已成为中国城市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日益呈现出鲜明的风格。这也成为我们选编这一文集的前提与动力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此次选编的论著之外，仍有不少上文提及或未曾提及的精彩成果，特别是一些西方学者的外文著作以及日益增多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由于文集篇幅的限制、来不及翻译或成果尚未公开发表，以及我们自己的视野与水平之局限，未能更多地收入，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1]这方面研究，还可见颜浩：《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陈鹏：《试论1928年迁都后北平人城市意识的新自觉》，载《福建论坛》，2012（12）。

[3][美]董玥：《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选自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239～26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季剑青的《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一书和李蕾的相关论文，对北平大学的文学教育与京派文学之关系的讨论，是少有的例外，可惜范围仍然有限；王建伟主编的《北京文化史》一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八章对“民国时期的北京文化”有较为成熟的宏观概括，其中第二节“现代大学的兴起与北京文化中心地位的强化”，略微涉及此一主题，不过相当简单，没有深入细化地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