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公报与北平知识群体的媒介网络02（第1页）

三、《大公报》与北平知识群体的媒介网络02

另外，俞平伯的年谱中也时常提及这些聚会，如1933年10月22日，“午，与周作人同往北海漪澜堂，参加《大公报·文艺副刊》举办的午宴。杨振声、沈从文、废名、余上沅、朱光潜、郑振铎等出席”[125]。从这些引述的记载中可以看见，集会一般是比较固定在丰泽园，时间一般是一月一次，参加的成员基本上是北平的各大高校中文系、英文系等文科院系的教授，也有一些特别突出的文艺青年（也是在校学生）能够取得与会资格，如孙大雨等人；同时，经常会有一些临时访问居住在北平的文人被邀请参加这种招宴会，例如，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北平短时停留过的左翼作家巴金、靳以等人，但从大体而言，由《大公报·文艺副刊》出面组织的这种定期性聚会的成员基本上是自由知识分子占绝对优势，因此，表面上这是《大公报》组织的聚会，其实变成了北平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交流空间。自然，之所以这样，又与主持者沈从文本人是一个主张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有莫大关系，而他居住的北平在20世纪30年代云集了中国一批最优秀的自由知识分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地域文化、学院空间、传播媒介与知识群体形成的互动，这种互动既可以看成是《大公报》延揽优秀作者，也可以看成是北平学院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向媒介的扩张。事实上，只要我们去翻阅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就会发现，出现这个报纸副刊上的作者主要就是上述参加聚餐会的人员，而出现的陌生面孔往往又都是通过上述文人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学生辈。

萧乾是《大公报》的一名重要的文艺副刊编辑，他1930年入读辅仁大学认识了时为该校讲授现代文学课的杨振声，在办《中国简报》时经过杨的介绍，去访问了沈从文、凌叔华等在北平的作家，也因此而结识了沈。据其在纪念杨振声的文章中的自述：“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除了去西斜街看望他，我还常同他一道参加在北平举行的文艺盛会、中山公园品茗或到朱光潜先生家去听诵诗。对于我那时的每篇习作，他都曾给过鼓励。……《大公报》毕竟是一份民间报纸，我这才经杨振声、沈从文两位先生介绍，进了报馆。”[126]

萧乾进入《大公报》后负责主编副刊《小公园》，刘淑玲在《大公报与现代中国文学》一书中指出：“《小公园》本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副刊，以市民阶层为主要的读者对象，以轻松、趣味和消闲为主要特征。萧乾到任后使它的面貌完全改观，成为一个纯文学副刊，作品的文学水准大幅度提高，不到两个月就变成了《文艺副刊》的一个分支。虽然没有直接材料表明改造《小公园》是沈从文的意图，但是萧乾对《小公园》的改造却是在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帮助下进行的，具体的实施是萧乾本人，实施过程却是京派作家的一次共同行动，改造后的《小公园》根本地改变了《大公报》副刊的文学景观，使《大公报》成为一个真正的京派文学阵地。通过《小公园》的改造可以看到京派作家如何运用媒体作为阵地培养青年作家，传播文学观念，扩大文学影响。”[127]正如前文所引述，萧乾进入《大公报》后，又进一步强化了京派作家与《大公报》的关系网络，《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成为北平高校文人学者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来自不同院系、地域与阶层的人因为共同的“空间”与“趣味”而建立了稳固的联系，使得北平学院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建立了强大的“文化权力网络”。

20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的《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事件是京派文人文化权力的集中展示。1936年9月1日，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复刊《大公报》十周年，亦即“新记”《大公报》诞生十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大公报》馆决定举行纪念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举办“科学和文艺奖金”的评选。在这一天，《大公报》以报馆“特启”刊出评选启事——《本报复刊十周年纪念举办科学及文艺奖金启事》。据萧乾回忆：“‘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会请的主要是平沪两地与《文艺》关系较密切的几位先辈作家：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武汉的凌叔华。由于成员分散，这个裁判委员会并没开过会，意见是由我来沟通协调的。最初，小说方面提的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经过反复酝酿协商，‘投票推荐’，到三七年公布的结果是：小说：《谷》（芦焚），戏剧：《日出》（曹禺），散文：《画梦录》（何其芳）。”[128]

在这个文艺奖金评审委员会的名单上，除了巴金、靳以、叶圣陶之外，其他的评审委员都是京派文人、学者的重要成员，朱光潜是“读诗会”的主持，林徽因是“太太的客厅”的主人，沈从文、杨振声是来今雨轩、丰泽园等公共空间的“灵魂”，李健吾是京派最重要的评论家，朱自清一度是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凌叔华也是与京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京派文人的很多作品发表在她主编的《武汉文艺》上。即使巴金等三位左翼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前中期与京派文人也存在相当的共识，也有亲密的人事上的往来。因此，可以说，《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权力基本上把持在京派文人手中，是京派文人的文学趣味的集中表达，也是其文化权力网络的展示。王荣在《〈大公报〉文艺奖金及其他》一文持另一种观点：“‘大公报文艺奖金’设立及评选，无论就立意上还是就秩序上说，都应属于一项民间性的并面向新文学全体的文化学术活动，既不受当时的政府当局或党派意识形态的左右，也未对评选作品的内容及形式、发表刊物等有任何具体的限定，而使其与当时某种文学流派有些许思想方面的实际关系。所以似乎不能简单地断言，当年大公报馆举办的这项评奖活动，或者说‘大公报文艺奖金’就等于或是所谓的‘京派文学奖’。”[129]事实上，无论是评委会成员的来源，还是最后的获奖者名单，以及《大公报》举办这个评选活动依托的资源，都可以发现《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人的实力的展示，是他们知识权力在印刷媒介上的延伸。

1937年5月15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本报文艺奖金发表》，这篇文章集中而鲜明地阐述了《大公报》的文艺观，这种文艺观正是其能够与京派文人长期合作的观念基础，文章指出：“一言以蔽之，在政治上殆有轻视个人自由忽略思想问题之趋向。此固环境使然，但并非健全之现象也。近年国家所期诸一般青年者，为努力科学与国防训练，此皆当然必然之需要，无可置论；然同时应勿忘！凡民族的斗士，必须为具有独立思想刚健人格之个人。此乃注入式的教育所不能得者，必有以丰其感情，濬其智慧，解其苦闷，增其勇敢，使之对自己能解决人生之归趋，对人类能发动济度之宏愿，然后中国得集中其全国青年之热血热泪，以上自救救人之途，是则文学的修养尚矣。夫回顾中国民族近代之苦痛的过程，当认识文学力量之伟大。”[130]

这种对“独立思想刚健人格”的强调与沈从文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所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质言之，是把文学艺术当作一种独立于政治、商业之外的载体，通过它可以培养个性健全、崇尚自由气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的个体，无论在京派文人，或者《大公报》人看来，这种“新人”才是铸造一个新的社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紧接着，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大公报》对文学艺术界重视的缘由：“社会既不尊重文士，即出版界之于文学，亦每以商品目之。加以政府国务多端，无暇留意及此，一般作家，在生活上及政治上，皆感受恐慌，则望其思想感情之不偏激也难矣。吾侪报人，不事文学，于新文艺尤为门外汉。然能认识文学与国民生活关系之重要，故以为有尊重奖励文学艺术之必需。本报过去，曾有文学副刊，对于广义文学有所贡献，近岁更特设文艺副刊，承各方作家之爱护，得发表不少杰作。去岁为表示服务社会之微忱计，创设文艺及科学两种奖金，区区金额，仅抛砖引玉，希望得到社会公众之关心。”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的出版。1936年，为了配合《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以及检阅《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创作成绩，《大公报》约请林徽因编选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1936年8月13日起，《大公报》连续在该报为该书的出版做宣传广告，这则广告也不经意间透露了《大公报》在扶持京派作家方面的功绩：“读者也许奇怪居然有那么些位南北文坛先辈看重这个日报刊物，连久不执笔的也在这里露了面；其实，这正是老实的收获。同时读者还会带着不少惊讶，发现若干位正为人注目的‘后起之秀’，原来他们初露锋芒是在这个刊物上，这也不希奇；一个老实刊物原应是一座桥梁，一个新作品的驮负者。”[131]

出现在这个选集上的作者名字大部分是我们所耳熟能详的京派文人，如沈从文、杨振声、林徽因、李健吾、凌叔华、蹇先艾、萧乾等。刘淑玲在其博士论文《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指出：“这个选集是京派作家群在小说创作上的重要收获。它们也以大致相同的文化取向体现出京派文学的一个共同主题：繁华在都会，而人性在乡村；物质在城市，而精神在乡村。他们塑造了‘交织着原始的野性强力和人情味’，堪称远离现代社会的理想国的乡土世界，因而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与相衔，在他们的笔下构筑出了说不尽的现代中国的文化景观。”[132]而对于这些小说的技巧，林徽因在《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给予了相当的肯定：“无疑的，在结构上，在描写上，在叙事与对话的分配上，多数作者已有很成熟自然地运用。生涩幼稚和冗长散漫的作品，在新文艺早期中毫无愧色地散见于各种印刷物中，现在已完全敛迹。通篇的连贯，文字的经济，着重点的安排，颜色图画的鲜明，已成为极寻常的标准。”[133]因此，林徽因对于京派小说的认肯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赋予她所涉身其中的京派文人以一种“文学史”地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京派、媒介与学院三者良好的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复杂的人事网络得以建构和分层，而建构和分层的原则既与文化价值与审美趣味密切相关，同时也离不开文化权力与媒介资源的密切配合，所以，《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与《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的出版充分彰显了当时京派文人的文化权力。

对于科举制度停废和专制政体崩溃后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成为一种角色暧昧的社会力量，从与普遍王权紧密结合的政治角度而言，知识分子与政治建制确实在日益疏离，武人取代文人成为左右政权的决定性力量。在春秋时代，代表社会中坚力量的君子是文武兼备的；到了战国以后，开始出现游侠之士（流于粗暴无状）和游说之士（流于文弱无耻）的分化；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文人式的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性力量。[134]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在传统社会一直遭到压抑的“游侠”习性和力量得以重新展现，并构成对文人集团的弹压，从这个角度，我们只能说游说之士边缘化了。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见，在1895年到1905年这个张灏所谓的转型时代，一种以学校、社团、媒介等传统中国所无的社会空间为标志的新力量在崛起，它们为从庙堂分散到江湖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凝聚了这个文人式知识分子的能量。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当然是一个光辉璀璨的爆发。但如果从知识分子重建社会重心[135]、积聚学术力量、构造相对自由独立的政论力量，与媒介、大学形成制度性的紧密关联这个角度来观察，20世纪30年代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北平时期无疑是一个比五四更加典型的时间和空间阶段，它以现代知识分子的方式展现了类似于传统士大夫的面相，并逐渐在形成可能对政治构成重要导向作用的学统力量。相对于同时期上海知识界的山头林立和党派化论争，我们从上述胡适派学人、周作人文人群体、林徽因、朱光潜等知识分子群体的特性、关怀、交往与努力尤其可以窥察到：一种弥漫于北平知识分子中间的浩然之气在缓慢然而有力地生长着，无论是学院文人，还是把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学者，都充分地展现了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优雅、率真、忧患、深刻或才华横溢等多种面相，甚至可以说是1905年科举制度崩溃后最兼具现代意识和传统情怀的知识分子，假以时日，不可谓其不能成为引导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趋向民主、法治、自由的核心力量，然而造化弄人，天命难测，历史终究是“万山不许一溪奔”，建筑在摇摇欲坠的十字街头的象牙塔里的精英，毕竟要面对内忧外患的沉痛现实，而“七七事变”的烽火狼烟更是滚滚而至，最终这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几乎烟消云散，**然无存了。这个时期的北平知识分子能够在国内政治分裂的缝隙苦心经营故都里的“世外桃源”，却未能逃脱外来的侵略力量的侵蚀，大部分知识分子终究只能仓皇出逃，疲于奔命，精致而优雅的象牙塔终究功亏一篑，瓦解于日寇铁蹄之前。

[1]本文选自许纪霖等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第六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9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此一时期作为比较的海派文化的分析，可参阅[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转引自蔡英文：《公共领域与民主共识的可能性》，见《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论丛第6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5][美]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173页，丁子霖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6]胡适：《丁文江的传记》，14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7]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114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

[8]关于《独立评论》群体的具体情况，可参看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载《历史研究》，2002（4）。

[9]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145～146页。

[10]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175页，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1]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379页。

[12]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398页。

[13]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296页。

[14]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326～327页。

[15]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338页。

[16]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545页。

[17]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546页。

[18]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475页。

[19]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216，218页。

[20]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279页。

[21]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63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2]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683～684页。

[23]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307页。

[24]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第361页。

[25]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717～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