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底边与中心的错位合流（第2页）

[3]民国三年（1914），多愁善感的诗人易顺鼎曾伤感地写道：“天桥数十弓地，而男戏院二，女戏院三，落子馆又三，女落子馆又三。戏资三大枚，茶资仅二枚。园馆以席棚为之，游人如蚁，窭人居多也。落子馆地稍洁，游人亦少……自前清以来，京师穷民，生计日艰，游民亦日众，贫人鬻技营业之场，为富人所不至。而贫人鬻技营业以得者，仍皆贫人之财。余既睹惊鸿，复睹哀鸿，然惊鸿皆哀鸿也，余与游者，亦哀鸿也。书至此，余欲哭矣。”转引自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34页，北京，修缏堂书店，1951。

[4]串街是指近代天桥艺人在天桥一带的下等妓院卖艺，参阅高凤山：《艺坛沧桑话今昔》，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燕都艺谭》，401～40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白全福：《我家作艺生活忆述》，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21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赵玉明口述，孟然整理：《艺苑寻踪——赵玉明从艺六十年》，37～4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5]岳永逸：《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6]乔健、刘贯文、李天生：《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

[7]乔健：《乐户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载《汉学研究》，1998，16（2），267～285页；《底边阶级与底边社会：一些概念、方法与理论的说明》，见《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考古·历史·文化》，429～439页，台北，南天书局，2002。

[8]岳永逸：《脱离与融入：近代都市社会街头艺人身份的建构——以北京天桥街头艺人为例》，载《民俗文艺》，2003（143），207～272页。

[9]岳永逸：《当代北京民众话语中的天桥》，载《民俗研究》，2001（1），54～67页。

[10]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44～58页，北京，修缏堂书店，1951。

[11]事实上，外城是从属于内城。依附于内城，并服务于内城的。从宣武区（今属西城区）管辖范围内的胡同曾经有的名称，我们也可知一二：茶食、西猪营、三府菜园、柴儿、火扇、炭、笤帚、羊肉、铺陈市、穷汉市、厨子营、照阴阳、米市口、醋张、瘦肉、烂面、轿子、簪儿、绳匠、麻刀店、干面、熟肉、香耳、糖坊、司家坑浮摊、柿子店、染房、奶子。显然。这些胡同呈现的是生活的本真，生命的本真，以及在权力格局下，弱势群体的自得其乐、挣扎与无奈。这也就使得天桥所在的外城更多了些人间烟火的气息。

[12]直至20世纪中叶，在天桥北边的八大胡同是北京妓院最为集中的地方，最低等的妓院——“下处”也散布在天桥一带的胡同中。所以我的合作者常说下处，而不说妓院。虽然在近代，妓女和女艺人的界限已经日渐分明，但正如“串街”所显示的那样，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两个群体的生活还是有着交叉和部分雷同。根据现存的档案材料，下处的妓女通常都会说唱大鼓等玩意儿，当生意不好时，下处的老板就会让妓女们演唱一台，以吸引顾客，参阅《北平市警察局外五分局刘玉等经济困难演唱大鼓一日之呈》，档号：J184-2-21406。

[13]《市政府关于各庙会及天桥时有女丐索钱的饬》，档号：J181-20-4375。

[14]1931年9月19日前夜七时许，“山涧口及刷子市一带各小店出入扎打吗啡人络绎不绝，几成为公开营业”。11月13日午后四十分，“查见外五区界山涧口、刷子市等处胡同小店林立，时有扎吗啡吸食烟淋及白面之徒”。因“天桥山涧红庙草市等处地方各小店十之八九代售吗啡”，所以仅10月10日当天，外五区署就在这一带抄获吗啡案件153起。参阅《北平市警察局外五区署关于天桥等处、十五间等巷、山涧口等出各小店代售吗啡、白面抄办情形的呈》，档号：J184-2-19586。

[15]倒卧又称倒毙，这在近代天桥十分普遍。截至2005年年底，在北京市档案馆向公众开放的402种有关天桥的档案中，案卷名中出现“倒毙”一词的案卷就有75卷之多。

[16]岳永逸：《城市生理学与杂吧地的“下体”特征：以近代北京天桥为例》，载《民俗曲艺》，2006（152），201～252页。

[17]黎锦熙：《人民首都的天桥·黎序》，见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1页，北京，修缏堂书店，1951。

[18]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12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19]街北又称道北，合作者均说，街北是指珠市口大街以北，天桥因在珠市口大街以南，所以，人们通常称为街南或道南，这种区分在戏曲艺人中更为明显。街北常与在大戏园子中出入的大戏班及京剧名角和相连，街南则与天桥的撂地场子和简陋的小戏园子相连，两种空间及在其中出入的人都有着不同的社会属性。亦可参阅魏喜奎：《天桥话旧》，载《燕都》，1986（4），32页；王登山：《戏曲艺术家李桂云》，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燕都艺谭》，96～97页。

[20]《北平市社会局关于呈送设立民众乐园计划草案、经费预算给市政府的签呈及第一区民众教育馆的训令》，档号：J2-3-621。

[21]访谈人：岳永逸；合作者：李长荣；访谈时间：1999-11-6；访谈地点：北京西城区永安路。

[22]JermynLynn，1930，LesMandchouxD'hieretD'aujourd'hui，LapolitiquedeP'ekin。转引自吴永平：《论巴迪先生近年来的“老舍研究”——老舍先生百年祭》，载《民族文学研究》，1999（1），28页。

[23]主要是在满、汉两种文化不对等的交流和融合中形成的八角鼓，是满族人带给汉人社会的“礼物”。八角鼓本是演唱岔曲时击节的乐器，后来逐渐成为吹拉弹唱耍变练等多种表演形式的统称，并长期在内城旗人中传衍，成为他们闲暇生活与典雅的象征，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正如关学曾所说，旗人“个个都有点爱好，或者是听书或者是杂耍”。自在京城盛行以来，在相当长时期的走局活动中，衣食无忧的子弟八角鼓票友们常会标榜“大爷高乐，耗财买脸，车马自备，茶饭不扰”，并也确实这样做。但到清末，子弟八角鼓票友为吃的事情已经时常见诸报端。宣统元年五月初五日的《白话画图日报》第三版就刊载了“票友为吃”一文。同时，到了晚清，八角鼓也成为业余的组织——票房或专业演出组织——“××堂”的代称。根据金受申的记述，近代的八角鼓实际上是包括鼓、柳、彩等在内，有着生旦净末丑等角色表演的多种说唱形式的统称，是一场丰富多彩的节目表演。正因为有数百年说唱八角鼓的孕育，不少旗人也才在生计实在无着时，就倚仗其维持生计，这使得包括相声等在内的近代天桥不少撂地表演的行当都与八角鼓有着或多或少的渊源。参阅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283～287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24]访谈人：岳永逸；合作者：关学曾；访谈时间：2000-10-18；访谈地点：北京南三环洋桥。

[25]陈笑暇：《记相声前辈常连安》，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222～22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26]连丽如：《回忆父亲连阔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宣武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宣武文史》第二辑，83～85页，1993。

[27]刘荻：《珍珠钻今昔》，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宣武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天桥大观》（油印本），130～133页，1989。

[28]亦可参阅柱宇：《躀跤家沈三访问记》，载《世界日报》，1932年12月23～25、29～31日，1933年1月8日，第八版。

[29]亦可参阅云游客：《江湖丛谈》第二集，64～66页，北京，北平时言报社，1936；克非：《标局遗风：信都广生局标旗随风招展，斗大的孟字很有威武气概》，载《新民报·天桥百写（七十六）》，1939-5-19。

[30]郭荣起：《我的学艺经过》，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20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31]刘东升：《天桥人民艺人梁益鸣》，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宣武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宣武文史》第二辑，118页，1993。

[32]王登山：《戏曲艺术家李桂云》，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燕都艺谭》，86～87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33]高凤山：《艺坛沧桑话今昔》，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燕都艺谭》，378～38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34]侯宝林：《我的自传》，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燕都艺谭》，161～179页。

[35]吴霜：《我的母亲——新凤霞》，载《中国戏剧》，1998（3），15～17页。

[36]新凤霞：《新凤霞的回忆》，1～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以苦为乐——新凤霞艺术生涯》，44～45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37]马三立：《艺海飘萍录》，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20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38]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238～23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根据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