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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民政府成立北平行辕，作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长官驻北平代表机关。1946年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辕，下设保定和张垣绥靖公署，负责华北五省及三个特别市的党政军一切要务。1948年5月裁撤，其职权归入华北“剿总”。另外，常设的北平市党政军机构主要有市党部、市政府、警备司令部以及宪兵和中统、军统在北平地区的下属组织。

北平由于多年的日伪统治，国民党政权接管后，需重建自己的统治，北平自然成为国民党各种势力极力渗透的地区。CC系、陈诚系、政学系、军统、宪兵等中央各派势力纷纷涌入。以北平市政府为例，其中副市长张伯谨是三青团中央委员，与陈诚关系密切；警察局局长汤永咸原是宪兵团长，出自蒋介石侍从室；民政局局长马汉三是军统特务，秘密身份是保密局北平站站长。除了中央系的势力以外，[3]这一时期主政北平的还有一些地方实力派或文职官员等非中央系的势力，如文职的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新桂系的李宗仁，1948年5月后任华北“剿总”的晋绥系的傅作义等。这样在北平就出现了中央系与非中央系杂处，各种势力交织共存在各级党政军组织机构中，这样在处理很多事务的过程中相应地就会出现各种歧异甚至冲突。

何思源从1946年11月至1948年6月任北平市市长，作为北平的市政地方官，直接参与处理几乎所有的学生运动。何早年毕业于北大，后又留学德、法。1926年回到广州，先后任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法学院主任、政治训育部副主任。“二次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权。1928年起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抗战爆发后，留在山东坚持敌后抗战，抗战胜利后，任山东省主席。何思源在学界有很好的关系网络，这是其主政北平的重要的资源之一。但是，何思源是一个典型的文职官员，无组织背景，在中央仅与朱家骅关系较为密切。[4]1946年11月，何思源被排挤出其抗战时有一定根基的山东省主席的位子，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但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发表何思源为北平市长，只不过是蒋介石给何思源下野的一个台阶，实际上不打算让何思源上任，因为北平前市长熊斌本来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当时陈诚保荐张伯谨任副市长，就是准备接替熊斌任市长的。”[5]后来，何思源更是由于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及处置学潮不力等原因，遭蒋介石嫉恨，1948年6月被免去北平市市长职务。

新桂系是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地方实力派，也是一直参与竞逐中央权力的一个派系，所以蒋介石对新桂系一直保有戒心。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表面上是作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长官驻北平代表，负责华北五省及三个特别市的党政军一切要务，其实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虚位的最高长官，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的高高在上，负责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6]所以任上的李宗仁在北平结交名流学者，利用各种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塑造自己民主、革新的形象，待机而动。

傅作义是从晋系中独立出来的晋绥系，早在抗战时就凸显出自身的实力。1948年5月，国民党政府撤销北平行辕，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但蒋介石出于对非嫡系将领的戒心，指派其亲信陈继承担任华北“剿总”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具体指挥华北地区的中央系部队。[7]傅作义极力摆脱蒋介石的控制，排挤中央在平势力，傅利用“七五”惨案，借重自己的军事实力，以辞职相迫，使国民党中央不能不尊重其意见，使其完全控制华北的军政大权。

与上述完全不同的是代表中央系的北平警备司令部陈继承，北平市党部的吴铸人，警察局的汤永咸，市民政局的马汉三，市社会局的中统头目温崇信等，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也最具代表性的是陈继承。陈继承是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出身，资格也很老，早年是黄埔军校的中校教官，参加过东征、北伐、1932年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的第五次“围剿”，随蒋介石经历过西安事变，其后历任洛阳卫戍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军校教育长、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抗战胜利后，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1946年9月，兼任北平警备司令。1947年任保定绥靖公署副主任。同年9月，任北平警备总司令。同年12月，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陈继承是中央系在华北的最高长官，最大程度上代表并执行国民党中央的意志，与李宗仁、何思源、傅作义等严重对立。最终因为“七五”惨案被调离北平，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

由此可见，战后，北平学生运动有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运动不同，国民政府对北平的控制远远达不到沪宁地区那种程度。北平的政治生态中非中央系对中央系形成了一定的制约，这种派分必然伴随着权势争夺，在学潮问题上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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