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组织文史杂志（第2页）

[11]1939年1月7日通俗读物编刊社致朱家骅函。

[12]参见山根幸夫：《近代中日關係の研究——對華文化事業を中心として》，15～16页，东京，东京女子大学东洋史研究室，1980。

[13]1932年10月12日傅斯年致蔡元培[抄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档案。

[14]1945年8月17日傅斯年致蒋介石函。关于胡适的态度及表现，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的记述有所不同（103～10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15]1937年4月20日傅斯年致王重民函。

[16][日]法本义弘：《東亞文化協議會設立の意義》，见《支那文化杂考》，229～237页，东京，国民社，1943。

[17][日]法本义弘：《東亞文化協議會設立の意義》，见《支那文化杂考》，247～255页。

[18]朱家骅档案301-01-06-202，文教协会卷。英千里，原档多处又作（或改为）蔡千里。

[19]葛信益：《沈兼士传略》，见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112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20]抄1939年9月17日吴世仁□电。朱家骅档案文教协会卷。另参见《华北文化教育协会概况》。

[21]1940年1月27日郭若泉致叶楚伧朱家骅养电。

[22]1940年1月25、26日乔翔速致朱家骅有电、宥电。

[23]1940年1月31日朱家骅致乔翔远电。韩季通即沈兼士。

[24]1940年1月10日、11日秉禾致朱家骅。秉禾为沈兼士化名，于主教为于斌（野声）。

[25]1940年2月11日乔翔远致朱家骅电。

[26]1940年3月8日章毓庵致朱家骅江电。

[27]1940年3月11日朱家骅致元正之、章毓庵电。

[28]1940年5月8日朱家骅复沈兼士电。

[29]1940年3月7日葛方致朱家骅虞电。

[30]1940年4月15日郭若泉致朱家骅叶楚伧删电。

[31]中央秘书处抄北平市党部卯俭电（1940-4-28）。

[32]中央秘书处抄教育部函（1940-5-11）。

[33]抄中央秘书会计、机要处签呈（1940-5-14）；1940年5月22日叶楚伧致朱家骅函。

[34]1940年8月16日沙孟海致朱家骅函。

[35]1940年8月11日郭若泉致朱家骅真电。

[36]1940年9月5日于复生致朱家骅歌电。于复生即王若僖新的化名。

[37]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史》，40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38]1940年9月5日沈兼士等致朱家骅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