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第1页）

三、余论

《汉书·食货志》给四民社会中的“士”下了一个界说，即“学以居位曰士”。这里的“位”当然包括士向“大夫”的发展路向，同时也意味着士在基层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从孔子以来，中国士人最向往的政治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士治”的秩序：不仅因为各级“大夫”多从士来，由于小政府的传统，基层地方大多在官督之下实行自治，起着关键作用的乡绅之核心成分就是士人，故“士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实际的。

郑振铎曾说，中国传统的“治人阶级”分为直接统治者（约指皇帝）和“帮治者阶级”，后者便是士人。[1]但“帮治者”在“通上下”时亦有其立场，即“公正绅士”须同时具有“地方观念”和“国计民生思想”：应当“思为地方除害，俾乡村人民受其福利”；而不能“借势为恶，婿官殃民，欺贫谄富”。[2]若其交通官吏，夺民之利，乃是苛政之“帮凶”，已失“士治”之本义。

当清季学外国图富强，小政府不得不行使大政府的职能时，不仅会与民争利，且呈现出变“士治”为“官治”的倾向。唯因当时学西方立宪，又推行新式的“地方自治”。中外新旧两种“自治”的对立一面是明显的，却也有着未必是主动的“配合”：官方仍像以前一样将地方事务责成士绅操办，这等于让士人“自改革”以调整“士治”。科举制废除后，甚至可能变“士治”为“绅治”。假如清廷的统治时间更长，随着乡绅成分的转化，“士治”与“绅治”的紧张和冲突势不能免。

民国代清之后，这些问题就遗留给新政权来处理。北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办事的思路和方式上——延续了清季的模式，大体是“士治”向“官治”过渡，而以“绅治”为补充。国民党则不同，其在广州已尝试推行一种结合英美与苏联的政治模式，上层权力日益集中，在基层也力图实现近于“官治”的“党治”。[3]故国民党当权后乡村的问题较前更复杂，在士人大体从乡村权势淡出后，往往体现为“官治”与“绅治”的冲突。[4]

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是一多层面的体系，表面看去似不怎么紧密相连，实则内在联系丝丝入扣。晚清到民初各社会群体间这样的竞争与互动，还需要从基层进行具体的区域性探索和重建。应说明的是，在公路和铁路尚少，机动车为少数人所使用，以报刊为表征的舆论之涵盖面和时效都相对有限的时代，乡村本不怎么互通，中国“地大物博”的多样化和歧异是非常实在的。故城乡差别的最后确立和士人从乡村权势中淡出，皆有一个过程，且各地可以很不相同。

科举制废除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即乡村中士与绅的疏离，“乡绅”的来源逐渐改变，不再主要由读书人组成，特别是下层乡绅中读书人的比例明显下降，乡绅与读书的疏离可能意味着道义约束日减，其行为也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转变，容易出现所谓“土豪劣绅”。结果是“劣绅”及其伴随的“土豪”、“土棍”、“地棍”、“土劣”等用语日渐普及，从一“独夫”的帝王统治变为“千万无赖之尤”的混治，恐怕是导致后来所谓“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废科举不过是20世纪一系列“斯文扫地”活动的开端。当乡村社会的斯文扫地渐成定式之时，各类新型的乡绅也会成长起来，其中固然包括使乡村“黑暗”的劣绅，也会产生出一些不代表“斯文”但行使着传统乡绅之基本正面功能的人，例如“修桥补路”一类社区事务的组织（通常也包括民间信仰方面的组织）。随着“乡绅”的来源逐渐改变，基层的“士治”可能变为新型的“绅治”。在整个世纪的系列斯文扫地活动之后，乡村既遭受了疏离于“知识”的痛苦，也会开始真正尝试一种无士的自治生活。[5]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1期

[1]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载《小说月报》20卷1号（1929年1月），10页。

[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26年4月24日，322页。

[3]王奇生称之为“国家政权的下沉”（参见王奇生：《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见《中国社会史论》，下卷，574～587页），然“党”与“国”之间除共性外，也还有紧张的一面。

[4]在国民党涉及地方的档案文献中，“土劣”一词出现非常频繁，最初或不过是“土豪劣绅”的缩写，后来则不免带有土著的“地方性”含义，多少反证出“党治”人员那外来异客的特点。

[5]从根本上言，与废科举相关的近代社会重构固然产生出大量的社会问题，同时也给包括读书人在内的各社群带来了一些发展的新机，无士的乡村自治生活恐怕就是一个集正负两面于一身的“发展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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