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 近代内地乡绅心态的史学启示（第2页）

[3]《退想斋日记》，1902年2月9日，1906年3月6日，105、148～149页。

[4]《退想斋日记》，160、105、117、142、128、120页。

[5]《退想斋日记》，130页。

[6]《退想斋日记》，1905年5月16日，140页。

[7]《退想斋日记》，1905年5月29日，141页。

[8]《退想斋日记》，149页。

[9]《退想斋日记》，170、174页。

[10]《退想斋日记》，1905年2月2日，138页。

[11]《退想斋日记》，153、158～159、151、162页。

[12]《退想斋日记》，1905年3月14日、1908年3月1日，140、167页。

[13]章太炎：《救学弊论》，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7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据太炎所见，“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张之洞给学生以优厚待遇，意在劝人入学，但“学子既以纷华变其血气，又求报偿，如商人之责子母者，则趣于营利转甚……以是为学，虽学术有造，欲其归处田野，则不能一日安已。自是惰游之士遍于都邑，唯禄利是务，恶衣恶食是耻。”不仅不能任艰难之事，其“与齐民已截然成阶级矣”。由此看来，近代因读书人不返乡造成的城乡之别还要早于废科举，实始于兴学堂。

[14]《退想斋日记》，1906年4月14日，150页。

[15]《退想斋日记》，163、158、162页。

[16]《退想斋日记》，138、153页。

[17]《退想斋日记》，126、143页。

[18]李群：《杀人篇》，载《清议报》88期（1901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23页。

[19]《退想斋日记》，158页。

[20]对刘氏这样的儒生型乡绅来说，伦理是“维持天下万世之大纲”。他的日记一开始就讲伦理，最后结束时仍在讲伦理。在他看来，自古“伦理明则天下治，否则天下乱”。四十年代日本军队在中国“行其暴虐之政”，也是因为全世界都已不讲究伦理，“惟是行求利之法”。（《退想斋日记》，1892年2月13日，1942年8月19日，2、590页）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帝国主义，其实也不无所见。

[21]《退想斋日记》，1906年3月10日，149页。

[22]《退想斋日记》，168页。

[23]《退想斋日记》，1906年3月19日，149页。

[24]《退想斋日记》，128页。

[25]《退想斋日记》，172～173页。

[26]《退想斋日记》，162～163页。

[27]《退想斋日记》，198页。

[28]《退想斋日记》，227页。

[29]北伐就是一个显例，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载《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30]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载《中国文化》，第11辑（1995年7月），1、15页。

[31]反之，也可以看出，从皇室到大臣的清季主朝政者所考虑的，应不完全仅是维护其统治（这当然是他们最主要的关怀）。有相当部分的变法措施，明显不利于家天下的统治，但在位者相信其有利于国家，故此得到推行。假如这些最终导致清室失位的政策真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对这些末世的改革者来说，也可算是求仁得仁，虽以悲剧告终，倒也不失为悲壮。这个问题涉及太宽，这里无法展开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