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确定年代（第1页）

一、可确定年代

1。《从海日公授徒资圣寺登杏花楼赋》[4]［成化十七年之前］

东风日日杏花开，春雪多情故换胎。素质翻疑同苦李，淡妆新解学寒梅。心成铁石还谁赋，冻合青枝亦任猜。迷却晚来沽酒处，午桥真讶灞桥回。

此诗是阳明早年从其父王华出外教书，寓居海盐时所作[5]，由于《年谱》说阳明早年皆居住在越，此说法值得商榷，如《德清县志》记云：“锦香亭，在大麻村向阳里。明王守仁读书处，其父华尝馆于此，后人筑亭其上。”[6]这说明阳明早年亦曾跟随其父馆于各地。而王华中成化十七年进士，故阳明要从其父授徒资圣寺，势必要在十七年之前才是，故此诗暂定作于成化十七年之前。另外，阳明另有一佚诗《寓资圣僧房》[7]，诗中有云：“一年几度频留此，他日重来是故乡。”可见阳明对于此地是再熟悉不过的。

2。《程文一：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8]［弘治十一年］

薄于自奉而厚于养民，圣君能然也。夫宫室者，家之所以自奉而卑之；沟洫者，国之所以养民而力尽焉。则圣君之丰俭，各适其宜矣！尚何罅隙之可议哉？昔吾夫子称大禹之意，若曰当禹之时，九河攸同，四隩既宅矣！富有天下者，岂不能侈其宫室以自安乎？禹则曰：“宫室所以蔽风雨、适起居，崇高无益也。况乎竭民之财力以自奉，吾何忍耶？”于是乎狭者仍其隘，下者因其卑，而高堂广厦之弗作；朴者循其质，敝者葺其颓，而茅茨土阶之如旧。岌岌然犹下民昏垫之时，而未尝少有自侈之念也。其俭于自奉也如此。然于国之所以养民之务，则又未尝不尽力焉！夫当其时，烝民乃粒，万邦作乂矣！贵为天子者，谁复能尽心沟洫而无倦乎？禹则曰：“沟洫所以正疆界、备旱潦，民食攸资也。则虽竭吾之财力以从事，庸何恤耶？”于是乎濬其所未深，疏其所未道，而于井间之沟，殚智虑以治之；辟其所未广，决其所既壅，而于井间之洫，尽心力以为之。遑遑然犹黎民阻饥之时，而未尝少有自怠之意也。其厚于养民也又如此。噫！己所当俭也而俭之，民所当丰也而丰之，然则果何从而议其罅隙乎？抑又论之，禹之所以能俭于自奉而勤于民事者，由其能有天下而不与也。向使其子孙而能世守其家法焉，则夏虽至今存可也。奈何一再传而遂有荒堕厥绪，以及于危亡者。呜呼！自古天下国家，未有不由其祖宗勤俭而兴，亦未有不由其子孙奢纵而废者，然而覆辙相循，而世主往往莫之悟，何哉？

此题出自《论语·泰伯》篇，原文是：“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是孔子赞美大禹之言。弘治十一年，阳明正在北京，隔年举进士，故此文应是准备隔年科考而作。

3。《程文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9]［弘治十一年］

《中庸》明“道不可离”之意，有自其性之德而言者，有自其情之正而言者。盖情之未发，性也，故谓之中；发而不失其性情之正也，故谓之和。《中庸》明“道不可离”之意如此，其旨深矣！请申论之。

性原于天而道不外乎性，心统乎性而性不离乎情，心有所好恶而喜怒形焉！喜怒，情也，心有所欣戚而哀乐形焉，哀乐亦情也。方其未感于物之时，外内不接，人己不交，不见可好而何有于喜也，不见可恶而何有于怒也，不见可欣戚而何有于哀乐也，此即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而何以谓之“中”？盖浑然在中，一是性之全体，初无倚著一偏之患；寂然不动，一吾性之本然，未有陷于一偏之失，是故谓之中。所以状性之德而形道之体也。及其有感于物之际，人己相形，外内相对，喜必其可好者，不于其所喜而辟焉！怒必其所恶者，不于其所怒而辟焉！哀乐必其所欣戚者，不于其所哀乐而辟焉！此即所谓“感物而动，性之欲也”。而何以谓之“和”？盖发之各中其节，而非任情以徇外，于吾性乎何乖；应之各得其道，而非恣情以纵欲，于是性乎何戾，是故谓之“和”。所以著情之正而显道之用也。论至于是，则知道之体用不出乎性情，而人之性情皆具于一心，有是人则有是心，有是心则有是性情也。道其可以须臾离哉！

此题出自《中庸》，阳明此文作于早年，是依循宋儒“心统性情”之说，可与其后来所作《修道说》相比较，见其思想转变的过程。

4。《程文三：士穷见节义》[10]［弘治十一年］

君子之正气，其亦不幸而始有所激也。夫君子以节义自持，顾肯以表表自见哉！吾以表表自见，而天下已有不可救之患，是故君子之不得已也。其亦不幸而适逢其穷，则必不忍泯然自晦。而正气所激，盖有抑之必伸、炼之必刚、守之愈坚、作之愈高，而始有所谓全大节、仗大义，落落奇伟，以高乎品汇俦伍之上者矣！此岂倚形而立，恃势而行，待生而存，随死而亡者邪？且夫正气流行磅礡，是犹在天为日星，在地为河岳，而在人则为功为业为节为义。何者？盖处顺而达，则正气舒而为功为业；处逆而穷，则正气激而为节为义，是理之常，无足怪也。今夫长江万里，汪洋汗漫，浩然而东也。卒遇逆折之冲而后有撼空摧山之势，震动而不可御，岂非激之使然也！是故董狐之笔，晋激之也；太史之笔，齐激之也；张良之椎，秦激之也；苏武之节，匈奴激之也；东都缙绅，含泪就戮，而接踵继至，党锢之祸激之也。一激之间，而节义之名增光于天下，是岂君子得已而故不已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故弱者养之，以至于刚；歉者养之，以至于充也。不幸适遇其穷而当吾道之厄，则前之不可伸也，后之不可追也，左之不可援也，右之不可顾也。抑之则生，扬之则死者，呼吸之间，而死生存亡系焉！其时亦岌岌矣！君子处此，将依阿以为同也，将沉晦以为愚也？畴昔所养谓何，而乃如此也。是故君子之不得已也，窜身可也，碎首可也，溅血可也，可生可死，可存可亡，而此气不可夺也。于是有凌节顿挫而吐露天日之下，则虽晋楚之富，王公之贵，仪秦之辩，贲育之勇，皆将失其所恃，而吾之节气著矣！是故有随波而逝者也，而后有中流之砥柱；有随风而靡者也，而后有疾风之劲草。奴言婢膝，其名为佞，是故有长揖不拜以为高；依阿迁就，其名为懦，是故有辄推印绶以为洁。王步斯艰，国脉如线，于是有拜表泣行而不知其为激；举目中原，萧条风景，于是有击楫身誓而不知其为矫；扣首虏廷，恬不知怪，于是有孤城抗贼而不忍一朝之忿焉；挈国授人，甘心面缚，于是有视死如饴而不辞杀身之祸焉！宁为周顽民，不为商叛国；宁为晋处士，不为莽大夫；宁为宋孤臣，不为元宰相。宁全节而死者，不失节而生；宁向义而亡，不背义而存，是以正气所激，峥嵘磊落。上与日月争光，下与山岳同峙，视彼小人平时迂阔宏大，矫拂奇诡，而临事之时，俯首丧气，乞怜万状，甘与草木同腐者，其为人之贤不肖何如耶？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而君子之节义亦至穷而后见矣！呜呼！君子岂不欲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无节名、无义誉而使天下阴受其福哉！君子而以节义自见，不惟君子之不幸，而亦斯世之不幸也。虽然节义一唱，士习随正，所以维持人心纲纪世道，又岂浅浅焉！故扣马一谏，凛凛乎万世君臣之义；党锢诸贤，亦惟以扶汉鼎于将危之秋。呜呼！时运至此，其亦不幸而以节义自见，抑亦幸而以节义自持也。

5。《游大伾山》[11]［弘治十二年八月一日］

晓披烟雾入青峦，山寺疏钟万木寒。千古河流成沃野，几年沙势自风湍。水穿石甲龙鳞动，日绕峰头佛顶宽。宫阙五云天北极，高秋更上九霄看。

大明宏（弘）治己未仲秋朔，余姚王守仁。

6。《游大伾山赋》[12]［弘治十二年九月九日］

王子游于大伾之麓，二三子从焉。秋雨霁野，寒声在松。经龙居之窈窕，升佛岭之穹窿。天高而景下，木落而山空。感鲁卫之故迹，吊长河之遗踪。倚清秋而望远，寄遐想于飞鸿。于是开觞云石，洒酒危峰，高歌振于岩壑，余响递于悲风。二三子慨然太息曰：“夫子至于斯也，而仆右之乏，二三走偶获供焉。兹山之长存，固夫子之名无穷也。而若走者袭荣于朝菌，与蟪蛄而始终。吁嗟乎！亦何牛首岘首之沾胸。”王子曰：“嘻！二三子尚未喻于向之与尔感叹而吊悲者乎？当鲁卫之会于兹也，车马玉帛之繁，衣冠文物之盛，其独百倍于吾，倚之聚于斯而已耶！而其囿于麋鹿，宅于狐狸，既已不待今日而知矣。是固盛衰之必然。尔尚未睹夫长河之决龙门，下砥柱以放于兹土乎？吞山吐豁，奔涛万里，固千古之经渎也。而且平为禾黍之野，崇为邑井之墟。吁嗟乎！流者而有湮，峙者其能无夷？则斯山之不**为鹿（尘）沙而化为烟云也几希矣！况吾与子集露草而随风叶，曾木石之不可期，奈何忘其飘忽之质，而欲较久暂于锱铢者哉！吾姑与子达观于宇宙可乎”？二三子曰：“何如？”王子曰：“山河之在天地也，不犹毛发之在吾躯乎？千载之在于一元也，不犹一日之于须臾乎？然则久暂奚容于定执，而大小未可以一隅也。而吾子固将齐千载于喘息，等山河于一芥，遨游八极之表，而往来造物之外，彼人事之倏然，又乌足为吾人之芥蒂者乎？”二三子喜，乃复饮。而夕阳入于西壁，童仆候于岩阿，忽有歌声自谷而出，曰：“高山夷兮，深谷嵯峨。将胼胝是师兮，胡为乎蹉跎？悔可追兮，遑恤其他。”王子曰：“此歌为吾也。”盖急起而从之，其人已入于烟萝矣！

大明宏（弘）治己未重阳，余姚王守仁伯安赋并书。

以上诗及赋皆作于弘治十二年八、九月间，《年谱》于此年记云：“是秋，钦差督造威宁伯王越坟。”王越（字世昌，1423—1498，濬县人），殁于弘治十一年，故隔年朝廷特派阳明至濬县督造其坟，也因此阳明才能游大伾山。

7。《乐陵司训吴先生墓碑》[13]［弘治十二年九月至十一月间］

阳明文中说到“予恭承上命，诣黎阳”，“黎阳”是河南省浚县的古地名，而阳明于弘治十二年秋，以钦差身份至此督造威宁伯王越坟，因此此文著作时间应为弘治十二年九月至十一月间。

8。《送李贻教归省图诗》[14]［弘治十三年九月］

九秋旌旗出长安，千里军容马上看。到处临淮惊节制，趋庭莱子得承欢。瞻云渐喜家山近，梦阙还依禁漏寒。闻说闾门高已久，不妨冠盖拥归鞍。

《郴州总志》记云：“李永敷，字贻教，永兴人……弘治丙辰（1496），廷试二甲第一。任兵部郎中，政多硕画，以忤逆瑾归。……与崆峒、阳明同盟。”[15]所谓“同盟”，指的是以诗相倡和。李梦阳曾云：“‘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余时承乏郎署，所与倡和则扬州储静夫、赵叔鸣、无锡钱世恩、陈嘉言、秦国声、太原乔希大，宜兴杭氏兄弟，郴李贻教、何子元，慈溪杨名父，余姚王伯安，济南边庭实；其后又有丹阳殷文济，苏州都玄敬、徐昌谷，信阳何仲默，其在南都则顾华玉、朱升之，其尤也。诸在翰林者，以人众不叙。”[16]而杨一清曾为李氏归省之事作序，序中有云：“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李君贻教，奉命出使于南直隶于湖广，给诸武臣所得诰命，乡缙绅以为荣，赋诗赠行，请予序其意……时弘治庚申九月谷旦（十三年1500）。”[17]故此诗作于弘治十三年九月。

9。《送行时雨赋》[18]［弘治十三年十月］

二泉先生为邵宝（字国贤，号泉斋，又号二泉，1460—1527），弘治十三年四月，除江西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邵文庄公年谱》记云：“十月二十六日启行。[19]”可见阳明此文应作于弘治十三年十月间。阳明与邵宝的情谊是建立在与大学士李东阳的关系上，邵宝是李氏的门生。在正德初年“诛八虎事件”前，王邵两人颇多来往，但之后就未见来往的记录，笔者推测此与邵宝在“诛八虎事件”中未能站在阳明这边，而是选择站在其师那边有关。所以阳明此篇长达千余字的赋竟未能收入其《全集》中，可见王邵两家关系的疏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阳明于此赋中自称“乐山子”[20]，而非“阳明子”。

10。《九华杂言·其三》[21]［弘治十四年］

长风扫浮云，天开翠万重。玉钩挂新月，露出青芙蓉。

此诗的下半部与《全集》中《莲花峰》诗相同，但是前半部则异。《全集》中《莲花峰》诗前为《双峰》，其诗有云“载拜西北风，为我扫浮霭”，如与此诗连看，正有承续的感觉，故姑系于此年。

11。《游齐山赋并序》[22]［弘治十五年一月一日］

齐山，在池郡之南五里许，唐齐映尝刺池，亟游其间，后人因以映姓名山。继又以杜牧之诗，遂显名于海内。宏（弘）治壬戌正旦，守仁以公事到池，登兹山以吊二贤之遗迹，则既荒于草莽矣！感慨之余，因拂崖石而纪岁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