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判别是非的标准 良知（第1页）

三、判别是非的标准：良知

阳明的“圣人之学”，是以“德性”为基础的，因此才会将其工夫论重心都放在对于心中私欲的去除上。但是，一个人如何知道自己有私欲，并进而去除呢？会不会有“认欲为理”的问题？而之所以有这个问题产生，主要的原因在于阳明的“圣人之学”没有一个衡量私欲的标准，所以才无法确实地知道私欲存在与否。相较于朱子学，由于强调万事万物皆有其定理，因此可以通过外在之理来确认内在所想是否是私欲，所以同样是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工夫，较有下手处。阳明随着对赏罚问题的思考，深化其工夫论的观点，认为“本心之明”自然可以判准私欲，但是，什么是“本心之明”？一个人如何能够知道他是发挥“本心之明”来做事的呢？对于这个问题，阳明直到忠泰之变后，才有了具体的论述——“良知说”，来支撑他的想法，且这个论述亦有其学术脉络。

（一）“良知说”的学术脉络

阳明虽然已经明了靠着“本心之明”即可因应人事的变化，但是他并未明白地说出何谓“本心之明”，直到他汲取周敦颐及程颢（字伯淳，称明道，1032—1085）的思想来论证，其“良知说”才有学理上的依据。而阳明之所以会注意到两人的思想，主要是因为其到九华山的因缘。《年谱》记云：

忠、泰在南都谗先生必反，惟张永持正保全之。武宗问忠等曰：“以何验反？”对曰：“召必不至。”有诏面见，先生即行。忠等恐语相违，复拒之芜湖半月。不得已，入九华山，每日宴坐草庵中。[76]

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阳明选择待命于芜湖，并重游九华山，在草庵中静坐。阳明此次重游，与上次来时的心境大不相同。他在化城寺留有诗，诗中有云：

会心人远空遗洞，识面僧来不记名。莫谓中丞喜忘世，前途风浪苦难行。[77]

诗中所谓“会心人远”，指的是阳明初游九华山时，遇到一位老和尚之事，双方论及“最上乘”学问的问题，老和尚告诉他说“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78]如今阳明重游旧地，再度忆起往事，自然会对当年的一番谈论，有更深刻的理解，也才能再次思索周程二人的思想。诗末阳明自述其当时的心境，他说他并非要逃离尘世，实在因为他自己知道未来的人生路途将充满苦难。此诗一方面充分地表达阳明在化城寺附近东岩静坐时，心中思索着他自身的处境与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此时思绪纷乱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在此时阳明仍未放弃其“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就因为在此静坐的关系，才进一步地确立“良知”作为一个道德标准的性质，而其学理依据，即是通过周程二人的思想来论证的。

阳明从九华山回到南昌之后，面对弟子陈九川（字惟濬，号明水，1494—1562）问及静坐时思虑丛生的问题，《传习录》记云：

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九川）曰：“当自有无念时否？”先生曰：“实无无念时。”（九川）曰：“如此却如何言静？”曰：“静未尝不动，动未尝不静。戒谨恐惧即是念，何分动静？”（九川）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曰：“‘无欲故静’，是‘静亦定，动亦定’的‘定’字，主其本体也。戒惧之念是活泼泼地。此是天机不息处，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体之念，即是私念。”[79]

此问答是扣紧在修养工夫上，陈九川问如何息念，阳明告诉他念不能息，只能正。九川又以周敦颐的“主静”之说，来反问阳明既然无无念之时，那为何周氏却主“静”，阳明则回答说周氏的“主静”是兼动静的，并认定程颢《定性书》[80]中所论“静亦定，动亦定”的“定”字，是主其本体的意思[81]。如此一来，因为人无无念之时，故只要能够主其本体，所有念头皆是“正念”，非本体之念则是“私念”。相较于阳明过去对“息念”的说法，阳明这个说法无疑得力于周敦颐，例如《年谱·正德八年》记云：

孟源（字伯生）问：“静坐中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先生曰：“纷杂思虑，亦强禁绝不得；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专，无纷杂之念；《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82]

孟、陈两人同以“静坐”工夫为问，但阳明的回答已大不相同。其中最重要的关键改变，则是阳明对于“念”的想法不同，过去强调于起念之时的省察克治，直至天理精明之境界；如今，阳明通过周氏的工夫论，认为只要能够掌握本体之知，对任何念头之起，时时刻刻皆可去不正以归于正。而阳明对周敦颐思想的看法则见于李诩（字原德﹐号戒庵，1506—1593）的记载，记云：

在赣州亲笔写周子《太极图》及《通书》“圣可学乎”一段，末云：“按濂溪自注‘主静’，云‘无欲故静’，而于《通书》云：‘无欲则静虚动直’，是主静之说，实兼动静。‘定之以中正仁义’，即所谓‘太极’。而‘主静’者，即所谓‘无极’矣。旧注或非濂溪本意，故特表而出之。”[83]

周敦颐曾经在南康任官，故当地建有濂溪祠，阳明又重建濂溪书院[84]，集郡人及门人讲学其中。此记末云“旧注或非濂溪本意”，是指朱子所注不符合周敦颐的思想。而阳明于此单独提出《通书》中“圣可学乎？”一段，反映出直到当时，他仍然在思索“圣人可学而至”的问题。阳明认为周氏所说是一个人如能一直保持“无欲”的状态，也就是保持天理于心中，不论静时或动时，所作所为皆能达到“明通公溥”的境界。而这与朱子对周氏的认知不同，朱子认为周氏的“无欲”是性，一个人必须涵养自身，使其“静虚”，才能够“动直”，所以“明通”是对己而言，唯自己先能明通，尔后对人才能公溥。双方相同处都是在人“心”下功夫，不同处则在于朱子认为先须涵养自身才能举措合宜，然阳明认为只要时时以天理为主，不论对己对人皆可举措合宜。这个不同起因于双方对“心”的认识不同，朱子认为“人心”是恶，不是“无欲”的，唯有“道心”才是“无欲”，因此要回复“道心”，故透过格物穷理来去除“人心”。然如同之前所说的，过去阳明只有“一心”的概念，即去除“人欲”，即是“道心”；如今转而认为靠着“本心之明”，“人欲”便无由而立。由于工夫论的观点不同，亦牵涉到双方本体论的不同。阳明反对朱子对周氏《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一句的注解，朱子云：“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但阳明却说：“‘定之以中正仁义’，即所谓‘太极’。而‘主静’者，即所谓‘无极’矣。”也就是说“道心”是天理，天理在人的身上，名之“太极”，具体内容则是“中正仁义”。故人要成圣只须要时时以“中正仁义”为主，自能明通公溥。换句话说，所谓“本心之明”，指的就是周氏的“定之以中正仁义”，只要时时能够主于此“中正仁义”的道德准则，面对人事酬变，皆能做出合于“天理”的判断，而无私毫人欲之杂。

阳明这个援引周程二氏工夫论的想法，也对其弟子说过，如其针对伦彦式问“学无静根，感物易动，处事多悔”的问题时，阳明跟他解释该如何做，说道：

循理之谓静，从欲之谓动。欲也者，非必声色货利外诱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虽酬酢万变，皆静也。濂溪所谓“主静”，无欲之谓也，是谓集义者也。从欲焉，虽心齐坐忘，亦动也。告子之强制正助之谓也，是外义者也。[85]

所谓“循理”，指的就是主其本体之意，也就是定之以中正仁义，所以一个人只要能够“循理”，自然可以面对事物的变化。而阳明对周程二氏工夫论的体会亦见于他阐述何谓“圣人之学”的意涵中，其为《象山文集》作序，序中说道：

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谓也；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复追寻孔、颜之宗，而有“无极而太极”，“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之说；动亦定，静亦定，无内外，无将迎之论，庶几精一之旨矣！[86]

前段话的意涵笔者已在第二章说明过了，不再赘述。后段话的意思则是说明此圣人之学到了宋代之后的传承发展，阳明于此举出周敦颐及程颢。他认为周氏的“主静之说”及程氏的“定性之说”，才是圣人之学，而陆象山之学则是承接自孔、孟、周、程四子而来。此序的言外之意，则是表明阳明的“良知说”也是承接相同的道统而来的。故阳明在江西时，常常伸引周程二氏的思想，如欧阳德记云：“先师阳明夫子讲学于虔，发明静专动直之旨。[87]”而阳明汲取周程二氏思想来阐释《大学》的脉络，也为其学生所传承，如邹守益在《跋古本大学问》中说道：

圣学之篇，要在一者无欲。无欲则静虚动直；定性之教，以太公顺应，学天地圣人之常，其于《大学》之功，同耶？异耶？阳明先师恐《大学》之失其传也，既述古本以息群疑，复为《问答》以阐古本之蕴，读者虚心以求之，泝濂洛以达孔孟，其为同为异，必有能辨之者。[88]

邹守益的这段陈述，与阳明在《象山文集序》中阐述圣人之学的说法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