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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曲折的贬谪路(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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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县正位于钱塘江上游兰江(东阳江)与衢江(信安江)交界处,再往上游走,即到达三省(江西、浙江、福建)之交界处。另外,阳明在更上游的龙游县、西安县、江山县也皆曾停留并且留下诗词,例如其在龙游县之诗云:

经行舍利寺,登眺几徘徊。峡转滩声急,雨晴江雾开。颠危知往事,飘泊长诗才。一段沧洲兴,沙鸥莫浪猜。[83]

从诗中所述可知阳明是搭船的,“颠危知往事,飘泊长诗才”更能显示出阳明贬谪时的心情。又其在西安县之诗云:

飘泊新从海上至,偶经江寺聊一游。老僧见客频问姓,行子避人还掉头。山水于吾成痼疾,险夷过眼真蜉蝣。为报同年张郡伯,烟江此去理渔舟。[84]

此诗首云“飘泊新从海上至”,更可说明阳明的泛海一事,是从投江入海后,一路往上游而去。一路上跋山涉水,也刻意地避开人群,充分说明逃亡的情形。此诗与前一诗也都表达出隐遁的想法。又其在江山县之诗云:

夫人兴废蚤知几,堪欢山河已莫支。夜月星精归北斗,秋风环佩落西池。仲连蹈海心偏壮,德曜投山隐未迟。千古有谁长不死,可怜羞杀宋南儿。[85]

诗中说“蹈海心偏壮”、“投山隐未迟”等,皆是以古喻今,说明阳明当时的心情。这些诗文的留存,不但说明湛若水的说法是真的,另外也证实季本所云“所至之地必有题咏”的说法,只不过双方对于“泛海”的含意有不同的解读。

再次,要说明的是阳明究竟有无往省其父呢?由于阳明投海时已经“仲秋”,而其到了兰溪县时,至少应是八、九月后的事,再加上停留兰溪的时间几乎有半月之久,距离《年谱》所云于正德三年春至龙场,时间上已相当紧迫。因此,如果此时要从鄱阳往南京去探望父亲,再从南京至龙场,时间上根本不允许[86]。但如果直接从广信出发,经由鄱阳入长江,是可以直达贵州的,且从现存的阳明诗文中更可以寻绎其路线。其在广信府有《广信元夕蒋太守[87]舟中夜话》诗,不但说明时间点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也说到交通方式是搭船。在江西新建县有《夜泊石亭寺[88]用韵呈陈娄诸公因寄储柴墟都宪及乔白岩太常诸友》诗,不但说明阳明与娄家的来往,也说明他是往龙场而去的。而接下来的《过分宜望钤冈庙》、《袁州府宜春台四绝》、《游岳麓书事》等诗,都表明着阳明是直接往龙场而去的。

最后,即使阳明决定直接从武夷赴任贵阳龙场,其“赴任过限”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之前已谈到,任何超过时间的到任都必须要有地方官员出具证明才可,而从阳明在杭州之时即已生病,故此应可得到证明才是。且从《游岳麓书事》、《次韵答赵太守王推官》等诗,都提及接受地方官员接待情事,故得到证明应也非难事,最后则是要看贵阳府的上级长官是否接受的问题。阳明描述其在龙场时的处境时说道:“往年区区谪官贵州,横逆之加,无月无有。”[89]而其之所以能够解决“赴任过限”的问题及往后所受到的刁难,显然是有人给予帮助才是,而此人正是吴祺(字贵德,号西峰)。《丰城县志》记云:“阳明公谪龙场,逆瑾欲加害,祺按黔,护持无所避。”[90]由于吴祺当时的官职为巡按监察御史[91],掌管官员有无失职情事,也因此阳明“赴任过限”等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归结以上的讨论,阳明于正德元年十二月确定贬谪为龙场驿驿丞后,即动身前往,途中发现刘瑾派人跟监,以为将对其不利,故开始逃亡。其路线是从北京一路南下,经常州、嘉兴至杭州,但在杭州之时再度被盯梢,被迫投江入海。但是入海后,非是泛海漂洋至福建,而是沿着钱塘江上游走,一路经过兰溪、江山,直至武夷山。尔后,从广信搭船,直接往龙场而去,并于正德三年春到达。

(二)出处心态的转折

对阳明而言,并非首次思考“出处问题”,而如今再度面临此问题,原因却大不相同。在狱中时,阳明当然会反复思索此问题,其在狱中所写的诗云:

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奧。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包蒙”戒为寇,“童牿”事宜早。“蹇蹇”匪为节,“虩虩”未违道。《遁》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92]

阳明从研读《易》经的过程中,领悟到处世的道理,所以才会说出“《遁》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的话,也因此而有了归隐之志。对一个不知未来将如何的阶下囚而言,会有这样的想法,并不足为奇。然出狱后,将赴谪所之时,其心态已有转变,在答友人的诗中说到“去国心已恫[93]”,所以即将往龙场赴任。但在知道刘瑾派人跟监后,阳明面临是否应该继续前往贵州任官的抉择,因为当时被贬或被勒令致仕的人,常常若不是在路上被杀遇害,如王岳、范亨[94],就是被假借名目关进监牢,如刘玉[95]、葛浩[96]、陆昆[97]等,其中当事人陆昆就与阳明交好。这些事情阳明不会不曾耳闻,而这恐怕也是往后阳明意图逃亡隐世的原因之一。以阳明后来逃亡至杭州胜果寺时所写的诗,即可看出其归隐之心情,诗中有云“便欲携书从此老,不教猿鹤更移文。”[98]不过,阳明即使逃亡至杭州,仍然被刘瑾来人盯上,且从之前泛海事的讨论中知道,阳明是要被追杀的。尔后,阳明历经投江入海、逃亡入山等过程,最后则因铁柱宫道士的话及占卜的结果,而改变其逃世隐居的想法。

据《年谱》所载,铁柱宫道士与阳明初相识于十七岁于江西迎娶其妻之时,因而从道士那里听闻“养生之说”[99],但是此“养生之说”内容为何呢?从现今学界对铁柱宫的研究,可以知道此宫是祭祀许旌阳真君(逊,字敬之,239—374)为主的道观,而此宫的道教理论是以“净明忠孝”为主。[100]此教之宗旨,《玉真先生语录内集》有云:

或问:“古今之法门多矣!何以此教独名‘净明忠孝’?”先生曰:“别无他说,‘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但世人习闻此语,多是忽略过去,此间却务真践实履。”[101]

从此可以看出此教的教义,并非像一般道教中的丹鼎派或符箓派,是以追求长生不死为目的,而是外以“忠孝之道”,内以“净明身心”为主。此教强调只须保留下“长生之性”,即是长生。如《玉真先生语录别集》云:

上士非必入山、绝人事、去妻子、入闲旷、舍荣华,而谓之服炼。当服练其心性,心明性达,孝悌不亏,与山泽之癯童者异矣!忠孝之道,非必长生,而长生之性存,死而不昧,列于仙班,谓之长生。[102]

由此可见,铁柱宫道士所说的“养生之说”是不同于一般所认知的道教,而是强调一个人如何靠着自身的修身养性,能忠能孝,如此不亏天性,才是真正的养生,亦是所谓的“长生之术”。但是,这次的接触,只能说是偶然的相遇,从阳明往后学仙的历程来看,不但一直持续不断地拜访各地的所谓“仙人”,也尝试学习各种仙道,练习道引术,甚至具有“前知”的能力,故此净明道之教义,在其早年并未产生重大的影响。不过,时移势易,在历经人生最大风暴及危机的此时,阳明一心想要避世隐居的想法,在与旧识道士的讨论下有了转变。铁柱宫道士想当然耳的,是以其教义来与其商讨出处之事,故以阳明父亲在其逃亡后的处境来质问阳明该如何应对。此质问深深牵动阳明内心的焦虑,道士并且在赠诗中云:“君将性命轻毫发,谁把纲常重一分。”[103]以“忠孝”之道,来提醒阳明深思避世逃亡后的后果,不忠不孝的骂名将会是以后所要承担的。此时,阳明也占了一卦[104],得《明夷》[105],朱熹曾以商朝箕子为例,对此卦解释说:

《易》中特说“箕子之明夷”,“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外虽佯狂,而心却守得定。[106]

卦意是说要人忍耐以度过晦暗之时,终有云开雾散之日,就如同箕子佯狂的作为一般。很明显的,阳明在卜得此卦后,也依此卦中所示之意而行,故在往龙场驿的途中,路过沅江、湘江之时,感触楚国屈原之事,有赋。赋中说道:

……历千载兮耿忠愊,君可复兮排帝阍。望遁迹兮渭阳,箕罹囚兮其佯以狂,艰贞兮晦明,怀若人兮将予退藏。宗国沦兮摧腑肝,忠愤激兮中道难,勉低回兮不忍,溘自沉兮心所安。[107]

赋中明白说出他的心态,就是想要如同屈原一般为国尽忠,但如今因现实环境的因素,却必须如同箕子一般,佯狂避世,以待“明夷”之时。由此可见此卜卦之事并非凭空捏造的。

从阳明的贬谪过程来看其对出处问题的抉择,可以知道关键因素是儒家一直强调的道德价值观——“忠孝”,而这是一种超脱利害荣辱的情感因子,不会因所处环境的不同而消失不见,因为“忠孝”的理是先天根植于人性之中,是后天无法去除的。也因为阳明心中“忠孝之理”的作用,使其能够坦然面对政治上的迫害以及到龙场后生活的艰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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