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2页）

[13]如于化民的研究，就直接诉说朱学与王学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对立，紧接着就讨论王学分化的问题，完全没有对“王学兴起”的讨论，见《明中晚期理学的对峙与合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第一章“阳明哲学与程朱哲学的对立”，页13—38。

[14]唐宇元：《朱学在明代的流变与王学的缘起》，载《哲学硏究》9（1986），页75。

[15]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二章第四节“朱子学的转变与心学”，页291—298。

[16]钱穆：《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页1—36。事实上，汪晖的说法调和了“反动说”与钱氏的说法，而汪晖认为钱氏并未提出更多历史事实来佐证，然就笔者阅读汪氏的著作，也并未看到更多的历史事实，仍然着重于概念的解释。就笔者的初步观察，“承继说”比“反动说”，更贴近历史事实，从阳明在南都时编撰《朱子晚年定论》一书，即可看出阳明仍企望与朱子同路，而非一味地反对。

[17]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北，学生书局，1979），第三章“王学之分化与发展”，页215—311。

[18]黃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7），第六章“王阳明思想中的孟子学”，页255—284。

[19]杨祖汉：《儒家的心学传统》（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第四章“陆象山‘心学’的义理与王阳明对象山之学的了解”，页137—196。

[20]余英时就说“他（阳明）的良知之说，可以说主要是和朱子奋斗的结果。尽管我们在思想史上常说陆、王，其实阳明跟陆的关系并不很深，反而是和朱的关系深些。”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见氏著：《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社，1976），页131。汪晖也指出说“阳明学是在与朱子学的对抗关系中展开的，但这两者的关系远不只是批判、反抗等否定性概念所能概括。”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页302。

[21]包遵信：《王学的崛起与晚明思潮》，见《跬步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页277—310。

[22]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台北，允晨文化，2004），第六章“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页249—332。

[23]笔者所见不是一味地从“良知”概念来论述阳明思想的发展，只有林聪舜：《道德与事功——由知行合一探讨阳明思想产生歧异发展的根源》，见台湾师范大学人文教育研究中心编：《阳明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师范大学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89），页87—104；以及钟彩钧：《王阳明思想之进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都强调阳明“事上磨炼”的概念来观照其思想的发展。

[24]钱明：《儒学正脉－王守仁传》，第一章“显赫世家”，页1—27。

[25]（日）鹤成久章：《明代余姚の“礼记”学と王守仁－阳明学成立の一背景について》，载《东方学》111（2006），页123—137。

[26]钱明：《王阳明迁居山阴辨考——兼论阳明学之发端》，载《浙江学刊》1（2005），页91—98。

[27]钱明：《王阳明史迹论考》，载《国学研究》11（2003），页47—85。

[28]陈来：《王阳明与阳明洞——王阳明越城活动考》，见《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页545—559。

[29]钱明，《王阳明与明代文人的交谊》，载《中华文化论坛》1（2004），页88—94。

[30]方志远：《阳明史事三题》，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36：4（2003），页99—106。

[31]方志远：《阳明史事三题》，页100—101。

[32]张永堂：《王守仁与术数》，见刘泽华、罗宗强主编：《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页509—532。

[33]杨儒宾：《王学学者的“异人”经验与智慧老人原型》，载《清华中文学报》1（2007），页171—210。

[34]高铭群：《王守仁南赣活动年谱》，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4（1982），页46—51。

[35]阎韬：《王守仁巡抚南赣史实的几点辨误》，载《文献》3（1989），页112—117。

[36]阎氏的说法恐怕是受到（明）王世贞的影响，王氏在其《史乘考误八》中说道：“文宪（费宏）在文成抚绥之地，与逆濠忤被祸。中外之臣皆屡荐而起之，而文成亦未有一疏相及，费当亦不释然也。董公（玘）最名忮毒于乡里，如王鑑之辈，巧诋不遗余力，既又内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媚杨费，作此诬史，将谁欺乎？”《弇山堂别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二十七，页485。

[37]吴振汉：《王守仁抚赣时期的文人领军》，载《“国立中央”大学人文学报》19（1999），页35—67。

[38]周建华：《王阳明南赣活动年谱》，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2002），页26—31。

[39]周建华：《王阳明在龙南的活动和遗迹考释》，载《南昌教育学院学报》18：1（2003），页32—33。

[40]黄志繁：《在贼与民之间：南赣巡抚与地方盗贼——以王阳明为中心的分析》，载《中国历史评论》4（2002），页65—74。

[41]（明）王守仁：《回军九连山道中短述（1517）》，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外集二》，卷二十，页750。

[42]周志文：《阳明在南赣》，见《东西文化会通——井上义彦教授退官纪念论集》（台北，学生书局，2006），页131—151。

[43]曹国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与他的乡约模式》，载《社会科学战线》6（1994），页76—84。

[44]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2002），第六章第三节“言必称阳明的保甲乡约神话”，页468—486。

[45]管敏义：《从平宁藩之役看王守仁的军事思想》，载《宁波大学学报（人社版）》11：2（1998），页1—7。

[46]方志远：《阳明史事三题》，页101—104。

[47]周维强：《佛郎机铳与宸濠之叛》，载《东吴历史学报》8（2002），页93—127。此文采用一重要的史料《刑部问宁夏案》，事实上此书应名为《刑部问宁王案》，因为其内容都在说明宸濠被逮后，参与宸濠之叛的相关人等之处置情形。就笔者所见，讨论宸濠之乱的研究，未见有引用此书者。不著辑人，《刑部问宁夏案》（玄览堂丛书·初辑）（台北，“中央”图书馆出版，正中书局印行，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