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南赣盗 破心中贼（第2页）

先生大征既上捷。一日，设酒食劳诸生，且曰：“以此相报。”诸生瞿然不安，问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赏罚，不敢放肆，常恐有愧诸君，自谓无过举矣！比与诸君相对久之，尚觉前此赏罚犹未也，于是思求其过以改之。几番磨擦，直至登堂行事，与诸君相对时无少增损，方始心安。然已不知费多少力气矣！此即诸君教诲所在，固不必事事烦口齿为也。”诸生闻言，愈益省畏。[19]

《年谱》此段记载，没有前后上下文的脉络，而阳明弟子之所以将此事写进谱中，可见当时阳明的这个动作与说法，对在场的弟子而言是相当不寻常及震撼的，所以在事隔多年之后，仍然要将此事记载下来。阳明于此要表达的是一种心境上的转变，其内心烦恼的根源是其登堂行“赏罚”之事。在此记录中，阳明说到在带兵之初，碰到处理赏罚事情时，心中对其所下的命令是否合宜，常感不安。一直到了后来，经过“几番磨擦”，自己追寻其过错并且改正。心态改变后，在往后行赏罚情事时，即使面对其学生，也能感到心安自在。换句话说，一个人自己知道自己有没有犯错，如果没有的话，在任何情况与环境下都能感到自在轻松；但如果有的话，即使别人不说，自己心中也会有疙瘩在的。但是，为什么阳明会被此“赏罚”问题所困扰呢？就以阳明之前在《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的观点来看，他认为只要能够依据法令，确实执行，自然能够申明赏罚，其后的种种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故阳明只要依照法令而行，不就没有问题吗？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即以前所述湖广兵“军前违期”事件为例，阳明就没有“申明赏罚”，看在部属眼里，可能会认为阳明赏罚不公，这会让阳明往后的命令执行贯彻大打折扣，部属也不再认真执行其命令。如果，一个军队的军令不能贯彻施行，那么势必也无法在打仗的过程中取得胜利，也无怪乎阳明会有这种心理负担。

阳明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其中问题的症结点就在于阳明将确实且允当地执行军法，看得太简单了。如果这么简单容易，前面的巡抚早就做到了，何必等阳明来做。经历过军旅生涯的人，都知道“赏罚”问题在战时与平时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平常之时，军队所从事的不外乎本职学能与战技的专精训练、装备的保养维修，以及战法的演练，此时对“赏罚”的施行容易达到合宜适当。然而，在战时却不容易做到，因为那时军士官们是以获取军功为首要目标，也因此各种争功诿过之情事也是常见的。[20]因此如何能够确实做到“赏罚分明”，成为初次带兵的阳明心中最大的问题。从《年谱》的记载中可以知道，阳明最终克服此问题，是如何做到的呢？阳明当然不是从改变其执行法令的方法或技巧等技术方面着手，而是从改变其因应这种问题时所抱持的心态着手。从阳明当时对宋代文天祥的事迹重新评价，可以一窥其心态转变之消息。阳明在《重修文山祠记》中说道：

文（三）公之殁，今且三百年。吉士之以气节行谊，后先炳耀于世，谓非公（文天祥）之风而兴，不可也。然忠义之降，激而为气节；气节之弊，变而为客气。其上焉，无所为而为，固公所谓成仁取义者矣。其次有所为矣，然犹其气之近于正者也。迨其弊也，士流于矫拂，民入于健讼，而犹自视以为气节，若是者容有之矣！于公之道，谓非操戈而入室者欤？……人亦孰无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义在我矣！而又何羨乎！[21]

阳明此文是为表彰跟随文天祥殉国之人的祠所作的，主要在阐述这些人并不是因为文天祥的做法才有忠义的行为，而是因为这些人将其内在的忠义之心，扩充表达出来，即可有此忠义的行为。而此忠义之心是每个人都有的，无须去歆羡文天祥。这篇文章有另外的版本，其文云：

忠义变而为气节，气节变而为客气。客气之于忠义，何啻霄壤，始固发自天性，后稍决裂也。而龂龂之士，守一先生之说，至不通于四方之谊，亦或不免焉！[22]

阳明于此主要在说明“忠义”与“客气”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忠义”与“客气”两者看似天壤之别，但其初始皆从天性而来，其性质是后来才分开的。[23]而后来的士大夫们汲汲于争辩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问题，皆采用朱子之说，来说明客气与忠义的关系，却没有了解到现实状况究竟是如何。阳明通过文天祥及其跟随者的例子来说明，如果能够发明或扩充每个人的“天性”（忠义之心），就不会有“气节”“客气”等流弊。

阳明此时的说法，相较于过去，在“心”的概念上有一重心上的移动。过去，阳明认为天下不能达到“三代之治”的原因，主要是人们无法克制“胜心”“客气”所致，所以必须去除“私欲”，回到“明德”的状态。而如今他认为由于“客气”与“天性”是同一根源而来的，故如果能扩充“天性”，“客气”自然不能为患。换句话说，也就是让“明德”呈现出来，“欲望”自然不能为患。这意味着，过去阳明从克治“客气”出发，试图回到天性的做法，转而认为只要能够使自身的“天性”扩充，即不会陷入“客气”的问题。但是，要如何扩充自身的“天性”呢？对此，阳明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到他当时所认知到的“用力处”，他说：

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心。人孰无过？改之为贵……有皆曰人非尧舜，安能无过？此亦相沿之说，未足以知尧舜之心。若尧舜之心而自以为无过，即非所以为圣人矣……古之圣贤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是以能无过，非其心与果与人异也……吾近来实见此学有用力处，但为平日习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预为弟辈言之。[24]

这个书信有两个要点：首先，阳明认为每个人的“本心之明”，就如同太阳一般，会自己判断是与非，只怕自己知错不改。这个的看法，是延续其龙场时“明德”的说法，所谓“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但是当时认为这个“明德”有时会因私欲之蔽而不明的，所谓“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两相比较下，即可发现，阳明过去认为“私欲”是会遮蔽此“本心之明”，如今则认为，此“本心之明”一直都存在，也就是说太阳一直都在天上挂着，也就是会观照此“私”的存在与否，接下来的问题即在于要不要勇于去除此“私”了，也就是说要不要通过改过来去除私欲。其次，说明一般人与圣人的“心”是相同的，都能自知己过的，然而一般人知过不改，与圣人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的情况不同，这也就是圣凡之别。也就是说，客气为患对每个人（包括圣人）而言，都是相同的问题，但圣人可以发挥“本心之明”来改过，而一般人却掩藏“本心之明”不去改过。这个说法肯认了龙场时圣人亦有私欲的前提。参照阳明对“赏罚”问题的思考，阳明之前因为困惑于无法于每一次赏罚皆做出合宜公正的判断，而耿耿于怀，但是如今他之所以能够心安自在，原因在于其认为他所做出的赏罚判断，虽不是每一次都能合宜公正，但是只要能够改正，即能心安自在。而此改正的动力，即源自于一个人自身的“本心之明”，唯有时时扩充此“本心之明”，那么任何举措的是与非，自己都能判准，有错即改，即是圣人一般。

阳明这样的说法，是经过一段摸索的过程，而逐渐意识到“本心之明”在“去私”工夫过程中的重要性。而阳明之所以能形成此意识，关键点在于对“圣人”与“凡人”异同的思考。过去阳明认为圣凡间是不同的，其差异在于“心”明不明的问题，因为常人为私欲所蔽，故不能明，而圣人不为私欲所蔽，故能明。但是，为何圣人不会为私欲所蔽呢？难道圣人没有私欲吗？如果圣人也有私欲，圣人又是如何处理私欲的？阳明回答弟子蔡宗袞问圣人间的差异时说道：

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然圣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有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25]

阳明这个说法意味着圣人亦有私欲，如同金矿一样，经过锻炼之后，才成为足色精金，也就是经过“去私”的工夫。而这圣人有私欲的说法，是完全与过去理学家对圣人的认知背道而驰的，阳明又用“才力”来区分圣人间的不同，更是骇人听闻。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来说明阳明的说法：圣人与人一样，得天之所赋予的道，在降临人世之时，杂有外在的气质，也就是杂有“人欲”，但是圣人可以去除此杂质，故可以呈现其当初来自于天的“道”，即使有不同程度的拥有。而凡人与圣人一般，通过“去私”的工夫，亦可为圣人，证明了“圣人是可学而至”，这替阳明所谓“圣人之学”提供更有力的说法。但是，这里的“存天理去人欲”是什么意思呢？是否是程朱学者所谈的工夫呢？当然不是，阳明的意思是，扩充此“本心之明”来去人欲存天理。例如他在回答弟子对于为何圣人间才力为何会不同的问题时说：

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26]

于此，阳明认为去争论圣人间才力不同那是流于计较之心，真正的问题是自己要不要去做的问题，而重点就在于自己的心是否能纯乎天理。而工夫的入处即是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而为什么要将工夫放在“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呢？阳明并没有继续说明，不过他在回答冀元亨问“知如何是心之本体”时说：

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自圣人以下不能无蔽，故须格物以致其知。[27]

阳明认为这个“知”是天理的灵处，是一个人做主的地方，也就是心；是天所赋予的，也就是性。所以只要这个“知”不被私欲所遮蔽，“充拓得尽”，便是完完全全的“本体”，也就是纯乎天理。参照前一引文，阳明的意思是将“良知良能”体认扩充得尽，就完完全全是本体，与天地合德，也就是纯乎天理。但是，末一句“自圣人以下不能无蔽，故须格物以致其知”，则在说明自圣人以下，这个“知”，会为私欲所遮蔽，所以必须通过格物（去其心之不正）的工夫来回到那与天地合德的“知”（本体）。阳明认为要通过“格物”的工夫来致此与天地合德的“知”，也就是说只要能“致知”，即是圣人。但是，阳明没有说明如何在一心之中，在去其心之不正之时，又能知道已经致知了。如何知道心之不正已去而“知”已得呢？阳明的这个问题，随着他意识到“本心之明”的性质，而有了解决的契机。因为靠着“本心之明”，就可以知道“心之不正”已去，而“知”已得，这也表明阳明对“心”的内涵，有更深入的了解。过去他认为“去私”之后，心才会“明”，如今则认为“心”本来就是“明”的，能够主动判断“私”的存在，也因此才能“去私”。

但是阳明这个新说法，与其《大学古本原序》中的说法，有着差异，他说：

《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动而后有不善。意者，其动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诚意，复其不之动而已矣！不善复而体正，体正而无不善之动矣！是之谓止至善。[28]

阳明这个说法仍是承袭早年“克念”的工夫入径，在“意”的发动处下功夫，希望回到至善本体。此《序》作于正德十三年七月（1518），然阳明“本心之明”的说法约莫是同年九月修建濂溪书院之后，才逐渐有一清晰的轮廓，这短短的二三个月间，可谓“本心之明”说法形成之时。阳明“本心之明”的说法，虽未能在《大学古本原序》中表达，但却完整表述于同年为阐释《中庸》所作的《修道说》中。说云：

《中庸》为诚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须臾离也。而过焉，不及焉，离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微之显，诚之不可掩也。修道之功若是其无间，诚之也夫！……而世之言修道者离矣，故特著其说。[29]

阳明最后特别提到“世之言修道者离矣，故特著其说”，显示出他认为朱子的说法是错的，不合《中庸》意旨。此《说》最重要的概念是认为“道”（诚）是一刻也不可以离开一个人的，所以要有“修道”之功，时时刻刻，让此“道”（诚）显现出来，不可以遮掩，就能致中和。因此，如何能够让此“道”（诚）呈现出来，就是修养工夫的关键。以朱子《通书注》中对“诚”的说法，与阳明说法相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其分别。朱子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全此“诚”，一般人是不全的，故须用格物穷理工夫；但阳明则认为只要让每个人时时刻刻呈露出与生俱来的“全诚”，即是圣人。阳明面对学生发问时说道：

率性是诚者事，所谓“自诚明，谓之性”也；修道是诚之者事，所谓“自明诚，谓之教”也。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圣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未免有过不及，故须修道……人能修道，然后能不违于道，以复其性之本体，则亦是圣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惧”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复其性之本体。[30]

阳明认为圣人能率性而为，故不用“修道”之功，凡人则必须要。但是，一般人是否也能“率性”呢？或是说圣人难道真的完全不用“修道”吗？往后阳明的学生亦有此问，阳明对此说法有了修正，《传习录》记云：

问：“《修道说》言：‘率性之谓道’，属圣人分上事；‘修道之谓教’，属贤人分上事。”先生曰：“众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圣人分上较多，故‘率性之谓道’属圣人事。圣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贤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谓教’属贤人事。”[31]

阳明清楚地说到圣人与凡人都要“修道”，其间的差别在于“率性”程度的多寡，也就是在于能否时时发明“本心之明”的程度。

在过去，阳明对于《中庸》的见解并未与朱子有不同，但如今显然因为受到带兵经验的影响，而提出与朱子不同的见解，这样的转变往后也反映在他对《大学》的理解上。[32]因为往后阳明重写《大学古本序》，但对此《修道说》的内容则没有改动过一字。阳明的思想虽然已经因为军事行动的刺激，而有了新说法，但是在其还未能完整论述之前，就发生宸濠之乱，中断他继续开展其思想的过程。但是，宸濠之乱的发生，也间接促成他对此新说法的深化，也才能有往后“良知说”的提出，具体展现于《大学古本新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