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圣人之学的展开（第1页）

二、“圣人之学”的展开

阳明在北京宣扬以成为“君子”为核心概念的“圣人之学”，但是其所谈论的范围不出于对一个人“内心”的修养工夫。这样的说法，或许对个人有“变化气质”的功效，但能否因应当时国家社会的问题呢？虽然，就阳明自己与其门人来说，在“一心运时务”的理论下，只要能够常存“无私欲之心”，自然可以经纶天下。但显然这个说法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同，北京大多数的士大夫仍然将阳明思想视为一个人式的修养理论罢了。而到了南京，阳明的这套思想受到其过去友朋的质难，也因此对其思想产生无形的推动力，促使阳明深化他思想的广度与高度。然阳明究竟在遭遇什么样的质难后，而能扩展其“圣人之学”呢？这个思想深化的历程必须从其在南京时期的遭遇来说明。

（一）南京时期的“门户之争”

由于朝政日非，无形的政治打压又接踵而至，阳明心中极欲致仕回乡，但由于家人的反对，不能如愿。正德七年十二月（1512），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卿，任官地点在距离南京一百四十里的滁州，掌管马政；再于隔年四月升任南京鸿胪寺卿，掌管宾客仪节等事。事实上，这种明升暗贬的情况，对于阳明来说，可谓五味杂陈，因为一方面可以远离北京政治上的斗争，但另一方面，又无法对国家有实质的贡献，唯一能做的就是怀抱着“学术”的热忱，宣扬他所体悟到的“圣人之学”。

阳明在北京时，虽然汲汲于宣扬他所领悟到的“圣人之学”，但回响并不明显。到了南京之后，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相对于北京而言，南京由于远离政治的中心，政治的影响力不如北京那么大，故士大夫官员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谈文论道。他们一般活动大都群聚在一块，组织会社，诗文酬唱，如“瀛洲雅会”之设，黄佐（字才伯，号泰泉，1490—1566）记云：

弘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吏部侍郎杨守阯、户部侍郎郑纪、礼部侍郎董越、祭酒刘震、学士马廷用，皆发身翰林者，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会必序齿。正徳二年七月，吏部尚书王华、侍郎黄珣、礼部尚书刘忠、侍郎马廷用、户部尚书杨廷和、祭酒王敕、司业罗钦顺、学士石珤、太常少卿罗玘，复继之，皆倡和成卷，以梓行于时。[61]

从此记可以看出此会社的成立有北京会社的影子，如杨守阯的哥哥是杨守陈，而正德二年的会社成员，其中四人[62]就为阳明所熟悉。可以说阳明到了南京，通过其父过去在此地的人脉关系[63]，应该会受到不差的照顾，心情上也应比在北京之时好才是，但事实却不尽然。阳明在给黄绾的信中说：

此间往来极多，友道则实寥落。敦夫（夏尚朴，号东岩，1466—1538）虽住近，不甚讲学；纯甫（王道）近改北验封，且行；曰仁（徐爱）又公差未还；宗贤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报，益使人神魂飞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64]

阳明一方面说他送往迎来的应酬相当多，另一方面也坦白地说真正的朋友非常少，再加上故乡来信，更使其一日都不想留而欲归乡。深究其因，这与阳明本身所持的学术思想不为南京士大夫认同有关。

阳明初到南京，仍然沿袭他在北京的做法，寻求其思想的同道，希望能够通过他对“圣人之学”的体悟，来转变士大夫们的想法。[65]所以他在给朋友的书信文章中，也常常表达出他新思维的感化能力，例如他在给李伸（字道甫，三原人）信中说：

此学不讲久矣！鄙人之见，自谓于此颇有发明，而闻者往往诋以为异，独执事倾心相信，确然不疑，其为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66]

阳明一方面强调李伸听其言后，因而“倾心相信，确然不疑”；另一方面又说像李氏这样的人，在当时是很少的。此外，他在为汪玉（字汝成，号雷峰，一号嘿休，1481—1529）的书所写的题跋中说：

汝成于吾言，始而骇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释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后与予游于玉泉，盖论之连日夜，而始快然以释，油然以喜，冥然以契。[67]

同样地，阳明认为汪玉因为他的启发，最终认同了他的想法。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张邦奇在为汪玉所作的传中说道：

公与故王公伯安友，意不能尽同，王百方说之，卒不应，其自信不移如此。[68]

显然汪王双方对于学术的看法，并非如阳明所言已达到“冥然以契”的地步。而面对上述提到的夏尚朴及王道，阳明虽然也想将其纳入自己的学术团体之中，但是却遭遇到困难，主要的原因在于二人原属于另一以魏校（字子才，号庄渠，1483—1543）为首[69]的学术圈子。黄绾在给朋友信中说道：“闻魏君子才学行绝出，仆极倾仰，但与阳明时有门户之驰。”[70]不仅有门户之见，且双方面的关系已达到相互为非的地步，黄绾说：

近者京师朋友书来，颇论学术同异，乃以王伯安魏子才为是非，是伯安者则以子才为谬，是子才者则以伯安为非，若是异物不可以同。[71]

这个说法的时间点正是阳明与魏校皆在南京之时[72]，双方的立场与争辩的态势，就连黄绾远在北京的朋友都听闻一二，足见论争激烈的情况。

即以与阳明关系密切的夏尚朴和王道为例，来说明双方论辩焦点何在。夏尚朴曾经师事娄谅，而阳明与娄家亦是世交关系，有了这一层关系，又同在南京为官，照常理来说应该来往颇多才是。但是，阳明却说“敦夫虽住近，不甚讲学”，显示出两人间关系的疏离，而造成疏离的原因应是思想上的隔阂。从夏氏寄给阳明的诗中，即可清楚看出此隔阂之所在，诗云：

同甫有才疑杂伯，象山论学近于禅。平生景仰朱夫子，心事真如白日悬。

陆学也能分义利，一言深契晦翁心。纷纷同异今休问，请向源头着意寻。

六籍精微岂易窥，发明亲切赖程朱。兵知险阻由乡道，后学如何可废兹。[73]

诗中一方面明显表达出“排斥象山，独尊程朱”的立场，不但认为陈亮为杂学、象山为禅学，且认为理解六经的门户，须从程朱入手；另一方面则隐含对阳明所持学术观点的质疑。如第一首诗将象山学定位为禅学，就是说阳明的说法是有禅学的味道；第二首诗一开始说陆象山“也”能分义利，意思是说，朱学早已会分义利了，所以不需要谈“朱陆异同”的问题，而应着意于学术的源头；第三首诗则认为程朱的注疏是理解六经的重要向道，不能不看的。这三点都直接反驳阳明的想法，因此，可以想象两人平时论学时，应该是话不投机的。[74]而王道与阳明之间关系的发展，更能凸显阳明在南京时所遇到的困境。王道是阳明于弘治年间主试山东乡试时所取之士，故是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但阳明在给黄绾的信中说：

书来，及纯甫事[75]，恳恳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爱之至。世衰俗降，友朋中虽平日最所爱敬者，亦多改头换面，持两端之说，以希俗取容，意思殊为衰飒可悯……仆在留都，与纯甫住密迩，或一月一见，或间月不一见，辄有所规切，皆发于诚爱恳恻，中心未尝怀纤毫较计。纯甫或有所疏外，此心直可质诸鬼神。其后纯甫转官北上，始觉其有恝然者……旬日间复有相知自北京来，备传纯甫所论。[76]

阳明在此信中，感叹王道在南京是信其所言，但到了北京后则对其所论大加挞伐。[77]究其两人之间的学术的异同，乃在于对“心”的概念理解不同所致。阳明在给王道的信中强调说：

夫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性为善，因所指而异其名，实皆吾之心也。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吾心之处事物，纯乎理而无人伪之杂，谓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处物为义，是吾心之得其宜也，义非在外可袭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个至善”，是离而二之也。[78]

在阳明“一心运时务”的理论下，将所有理、义、善等德性，皆包含在一心之内，故只要在“心”上下功夫，做到“纯乎理而无人伪之杂”，自然能够经天纬地。但王道却不这样看，他在给阳明弟子朱节（字守中，号白浦）的信中说道：

吾心体会尽天下之理，亦只是全复吾心之所固有而已。故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知性知天，却只在尽心焉得之，则心体之大，可想而知矣。今乃欲以方寸之微，念虑之动，局而言之，不几于不知心乎？不知心而能尽心，不尽心而能知性知天，而曰：“圣人之学”，吾未之信也。[79]

王道认为阳明的做法是不知“心”的，而不知心又如何能知性知天呢？王道不认为依靠着“治心”这种工夫，就能得道[80]，当然也就不会认同阳明所谓“圣人之学”了。由于在魏校与阳明双方文集中，未见有书信的来往，故无法直接说明其思想的异同，但在阳明的学生王畿的语录中记有双方论学的文字，记云：

庄渠（魏校）为岭南学宪时，过赣，先师（阳明）问：“子才，如何是本心？”庄渠云：“心是常静的。”先师曰：“我道心是常动的。”庄渠遂拂衣而行。[81]

由此问答，可见魏校与阳明思想的不同点，关键仍在于对“心”的看法不同。然从夏尚朴、王道及魏校三人的说法，可以看出他们与阳明间的异同，乃是对于“心”与“理”之间关系着重点的不同。三人虽然强调“心”作为一个人主宰的功用，但却仍然认为“心”的功用只能“穷理”，而不能说是“理”，当然不能认同阳明“心即理”的说法。

这种门户壁垒分明的情况，双方面并非不尝试调和，但是就目前资料来看，阳明一方就曾经想要化解，如徐爱曾致书魏校，但魏校回书说道：

兹承惠书，深惩吾党各立门户之私，意极惓惓。窃惟道乃天下公理，愚夫愚妇皆可与知，人惟各有私心，是以自生障蔽，吾辈相与，正宜公天下以为心。故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诸人以为善。若乃自立意见，以私智窥测大道，便谓此乃天地之纯，古人之全体，同己者则以为是，异己者则以为非，斯其去道亦远矣！此校之所不敢也……若欲仍立门户，不求同理而求同己，则亦末如之何矣？此校之所深愿而未能者也。[82]

魏校此书不但认为阳明等人的做法是“自立意见，以私智窥测大道”，并且不愿有所妥协，并且认为阳明等人之门户乃是求同己，而非求同理的。这充分地说明阳明在南京一地推行其“圣人之学”，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不仅未能得到南京士大夫的认同，就连过去的讲学友湛甘泉也对阳明的说法提出质难，湛氏云：

吾与阳明之说不合者，有其故矣！盖阳明与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谓“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83]

即使是曾经一起论学的湛氏，也无法接受阳明认定“心为天理”的说法。[84]但阳明即使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批评，仍然坚持其说法，他在给曾经推荐他做国子祭酒的杨琠[85]（字景瑞）的文章中说道：

君子之学，心学也。心，性也；性，天也。圣人之心纯乎天理，故无事于学。下是，则心有不存而汩其性，丧其天矣，故必学以存其心……后之言学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离决裂，愈难而愈远，吾甚悲焉！[86]

阳明此文不但直接将“君子之学”认定为“心学”，并且认为所有的“学”的工夫，都是以“存其心”为目标的，并且认为这是唯一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