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曲折的贬谪路（第1页）

三、曲折的贬谪路

阳明在狱中待了一段时间后，于正德元年十二月[60]，被贬谪至贵州省贵阳府龙场驿，担任驿丞。因此，阳明出狱之后，在接到正式行政派令，办完相关交接手续后，即必须整装上路，离京赴任，因为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任所，否则按照明朝政府的律例规定，会有“赴任过限”[61]的问题。也就是说，官员到达任所的时间是依照地区的远近，而给予不同的时间以便赴任，以贵州为例，时间是一百三十五日[62]，如果超过凭限四个月，将被“提问参奏”，超过一年，将被“革职为民”[63]。所以，阳明在确定被贬谪龙场驿后，依照法令规定，应于隔年五月前到任才是，但事实上，其到任的时间却是在正德三年春[64]，也就是说已违反法令规定，应该要被“提问参奏”的。除非阳明提出法律中所规定的例外理由，如气候、生病、丧事等，但这也必须有路程中所经行政机关出具证明文件以资证明才行。不过，从往后的历史事实来看，这些问题似乎没有对阳明造成困扰，其中的缘故，颇令人玩味。而阳明之所以超过期限赴任，主要原因是他在赴龙场的路途中，警觉有人跟踪，故躲避于浙江杭州胜果寺，但仍然被刘瑾所派之人逮到，因而投江入海，并且经历一段所谓“泛海”的历程。

阳明面对这人生中的大挫折，可以想见其内心必定有相当多的感触，除了有不平之气外，更重要的是思索其自身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一方面是他不知道刘瑾等宦官们究竟要如何处置他；另一方面就算是他侥幸不死，又该如何规划未来的人生呢？虽然往后阳明得以存活，但被贬谪至千里之外的贵州，这与死在狱中又有何分别。所以在其出狱之后，虽说整装赴任，但是其自身对于“出处”的问题，因受到刘瑾作为的影响，而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对于这个问题，阳明究竟是如何决定的，其内心的转折又是如何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从其赴谪所的过程中来寻求解答，因为在此过程中，阳明确定了他未来的人生方向，也因此才有往后其在龙场的思想发展。

（一）“泛海事”的真假

从阳明的《墓志铭》与《行状》中，描述此“泛海事”时，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即显示出此事的真假问题。阳明的讲学友湛若水在其《墓志铭》中说道：

人或告曰：“阳明公至浙，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诗曰：‘海上曾为沧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征矣！”甘泉子闻之笑曰：“此佯狂避世也。”……及后数年，会于滁，乃吐实。彼夸虚执有以为神奇者，乌足以知公者哉！[65]

阳明“泛海事”发生之时，有人告诉湛氏这件事，其中以一诗来证明这件事是真实发生的[66]，而湛氏则回答说这是阳明为求“避世远去”而假造的。此铭文下半段的说法，表明此假造事是经过阳明亲口证实的。但是，阳明弟子黄绾（字宗贤，号石龙，1480—1554）却在阳明《行状》中说：

瑾怒未释。公行至钱塘，度或不免，乃托为投江，潜入武夷山中，决意远遁……遂由武夷至广信，溯彭蠡，历沅、湘，至龙场。[67]

黄绾非常隐讳地说阳明在杭州之时，自认为终究逃不过刘瑾派人追杀，故伪托投江，而逃至武夷山去，至于有无“泛海事”，则只字未提，且最后说阳明是直接从武夷经广信到龙场去的。不过，这记载又与阳明另一弟子钱德洪（字洪甫，号绪山，1496—1574）在《年谱》中的记载不合，《年谱》云：

先生至钱塘，瑾遣人随侦。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脱之。因附商船游舟山，偶遇飓风大作，一日夜至闽界……因取间道，由武夷而归。时龙山公官南京吏部尚书，从鄱阳往省。十二月返钱塘，赴龙场驿。[68]

钱氏不但明言其师有“泛海事”的发生，并且说到其师至武夷山后，由鄱阳往南京去见其父亲，然后再往龙场去。钱氏部分说法得到另一弟子季本（字明德，号彭山，1485—1563）的证实，他说：

正德丁卯（1507），先生以言事谪官龙场，病于杭之胜果寺。云有二青衣者至，欲擒之，沉于江，漂于海，海神曰：“吴君高者救之，得生。”于是，入建阳、游武夷、历广信而复归于杭。往来数千里之间，距其初行，才七日耳！所至之地，必有题咏，所遇之人，必有唱酬，篇章累积，不可胜纪。[69]

照季本所说，阳明不但真正入海，连曾经到过福建地区什么地方皆有明确的说法，并且留下诗文题咏；不过，与钱氏不同之处在于阳明并未从鄱阳往南京去，而是再回到杭州。以上种种不同的说法，令人思之如堕五里雾中，真假难分，实情难确，尤其是湛氏的否定，阳明弟子们怎能视而不见，而无任何反应呢？除了上述说法外，当时还有一些关于阳明泛海事的描述，如与杨仪（字梦羽）的《高坡异纂》[70]、曾与阳明讲道的陆相（字良弼）[71]《阳明先生浮海传》[72]、沈周（字启南，号白石，1427—1509）《客座新闻》[73]、何乔远（字稚孝，号匪莪，1557—1631）《闽书》[74]、冯梦龙（字犹龙，号翔甫，1574—1646）《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75]等。这些记载的流传，使得“泛海事”增添神奇及灵异的色彩，故要探询此事之真相，即须从这些记载入手。首先须从时代先后及内容原本的来源上，予以过滤，其中《闽书》及《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内容原本，大致都根据《年谱》而增益之[76]，故以下将不列入讨论。以下将以《高坡异纂》为主，配合相关说法，以寻绎其真相。之所以以杨仪的记载为主，其原因有二：一是其为阳明同时之人，且其说法有相当的合理性，例如《高坡异纂》中存有阳明佚诗二首及《告终辞》一首，其内容皆为往后的相关记载所引用，如《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即是。二是此书对于阳明入海后的事情采取听闻的说法，并未有肯定的说法，但对阳明入海前的记载则是相当翔实。

对于这些记载，必须扣紧三个重点来探讨：第一，阳明为何要去杭州钱塘胜果寺？因为依照法令的规定，在确知贬谪龙场驿后，他应该于一百三十五日内赴任才是，为何由北京至浙江杭州呢？第二，究竟有无泛海事呢？如果没有的话，阳明又去了哪里？如果有的话，在福建哪里登岸呢？第三，各项记载皆说到阳明曾经到过武夷山，那么游武夷之后，究竟有无经鄱阳往省其父，抑或是直接往龙场而去呢？且不管究竟有无泛海事，往后其“赴任过限”的问题要如何解决？

首先要说明的是，阳明在接到行政命令后，的确已整装出发要前往贵州赴任的，但因刘瑾派人跟监，致使其内心不安，故有逃亡隐世的打算，所以其路线并不依照常理而行，而是南下至常州府朋友家躲避。阳明曾于晚年回忆说：

正德二年丁卯夏四月，守仁赴谪，逆瑾遣人随行侦探，予意叵测，晦行道迹，潜投同志范君思哲之兄思贤于毗陵……君遂匿余于祖祠者三匝月……秋七月回钱塘。[77]

夏四月，正是阳明等人被昭示为“奸党”不久，按律是要被处死的[78]。故阳明在发现刘瑾派人跟踪之后，潜藏于友人家三个月。此后，阳明再继续往南而行至嘉兴县，沈懋孝（字幼真，号晴峰，称长水先生）在《郁秀道观重建殿宇门庑新碑记》文中有云：

余总草诵读于此，颇闻道士范嗣芳逮事阳明王先生，言其避瑾当之难，潜迹此殿后者。三载后，江右定逆藩之事，还师过此，经宿乃去。[79]

除了范氏的说法外，《嘉兴县志》内亦存有一首阳明的佚诗《赠芳上人归三塔》[80]，其中的“芳上人”应即是沈懋孝文中所提及的“道士范嗣芳”。由此可以证明阳明的确来过，且从常州至嘉兴、再至浙江钱塘，其间有运河相通，交通可谓便利。从以上两条记载来看，对于阳明而言，刘瑾派人监视之事是真实的，而他因为不知来人之意如何，故采取类似逃亡的方式，躲避侦察与跟监，而于七月时转往浙江钱塘。从后来的记载可知寓居于杭州胜果寺内，接下来即是遭到两位军官的挟持，《高坡异纂》中记录到两位军官与营救阳明之人间的对话，军官说：

吾奉吾主命，行万余里至谪所，不获，乃令得见于此，尚可少贷，以不毕吾事耶？[81]

这说明了刘瑾派人跟监王阳明，但被其所摆脱，故径至贵州寻找，不意阳明并未赴谪所，故又找往钱塘而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相关的记载皆大同小异，认为阳明是被迫投江的，至于投江之后的历程，就众说纷纭了。

其次，有无“泛海事”呢？依笔者的推测，阳明被迫投江的过程应不假，但是投江之后，是否真的泛舟于海上而飘至闽界，则有待商榷。主要的原因是在福建的地方志中，不论是《漳州府志》及《闽书》等，都未见到季本所提及的诗词。而如果不是往海上去，那么是不是有可能顺着钱塘江上游而去呢？因为这样也可到达江西、福建、浙江三省的交界处，也就是武夷山之所在。之所以这样推测，是因为阳明在路过金华府兰溪县时，曾留下足迹。《县志》记云：

明正德年，王阳明先生谪龙场，过兰，寓大云山寺几半月，题诗在壁云：“兰溪山水地，卜筑趁云岑。况复经行日，方多避地心。潭沉秋色静，山晚市烟深。更有枫山老，时堪杖履寻。”方叔知之，追至兰阴山，复以轴乞题，其壁间诗为郑□所得，轴诗后为吴孺子持去。[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