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圣人之道 心即理（第2页）

所谓“端居澄默”，指的是静坐功夫，而所谓“静一”，则是指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1017—1073）在其《通书》中所言“无欲故静”的境界[127]，也就是说，阳明通过静坐功夫，想要达到圣人的本体境界——无欲。而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阳明也的确达到洒脱的境界，即心中无私欲的拘束。但是，面对当时险恶的生活环境，如何能够自由自在，无入而不自得，而不会觉得不适应呢？阳明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并没有办法时时都能保持在其所体悟到的洒脱境界，也就是说，“私欲”可以暂时去除，但是无法时时都保持在无私欲的状态下。所以，阳明反复思考圣人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后，他体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个说法有两个重点：一所谓“向之求理于事物者”是指朱子的说法，例如阳明早年读书之法是受到朱子的启发，《年谱》记云：

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128]

显然早年阳明遵循朱子的办法是无能做到内心与物理合一的境界，但是，值得说明的是阳明对朱子此疏内容的认识，到了龙场之时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只要回头细看朱子此疏，即能明白。疏云：

盖为学之道，莫先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若夫读书，则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间断而无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贪多而务广，往往未启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终，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虽复终日勤劳不得休息而意绪怱怱，常若有所奔趋迫逐而无从容涵泳之乐，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厌，以异于彼之怠忽间断而无所成者哉？孔子所谓“欲速则不达”、孟子所谓“进锐者退速”，正谓此也。诚能鉴此而有以反之，则心潜于一，久而不移，而所读之书，文意接连，血脉通贯，自然渐渍浃洽，心与理会，而善之为劝者深、恶之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为读书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则在于心，而心之为物，至虚至灵，神妙不测，常为一身之主，以提万事之纲而不可有顷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觉而驰骛飞扬以徇物欲于躯壳之外，则一身无主，万事无纲，虽其俯仰顾盼之间，盖已不自觉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圣言，参考事物，以求义理至当之归乎？孔子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孟子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谓此也。诚能严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终日俨然不为物欲之所侵乱，则以之读书，以之观理，将无所往而不通；以之应事，以之接物，将无所处而不当矣！此居敬持志所以为读书之本也。[129]

朱子前半段在谈如何通过读书来穷理与循序以致精的原因，这也是阳明当时的认知，即“格物穷理”，所以才有“格竹子”的做法。然后，阳明再进一步循序读书，希望达到“心与理会”的境界，但是仍然停留在“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的阶段，而朱子此疏末段所谓“致精之本则在于心”的说法，却未见阳明提起。如今，阳明领略到“格物致知”之旨，才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显然阳明已经克服之前的问题，而其克服之道即是“心即理”。

再回到朱子谈“致精之本则在于心”的说法，朱子的意思是常存此不为物欲侵扰的“心”来应接万事万物，自然无不恰当。但是朱子于此有没有解释如何常存此不为物欲侵扰的“心”呢？而阳明对此则提出“心即理”的说法，此说法即是第二个重点，“圣人之道”已经具足于每个人的身上，所以不须向外寻求。但是，何谓“圣人之道”？从当时阳明对“圣人”的看法，可窥知一二。当时阳明心中“圣人”的典型可能是“舜”，因为“舜”与阳明当时所处的情况是接近的，而舜并不因为他本身深处山林与野生动物朝夕相处，而对其“成圣”有任何的阻碍。例如阳明此时有《象祠记》，在记中针对以象之为人是“为子不孝、为弟则傲”的，为什么还要建祠祀之的问题来讨论“圣人之道”的内容。他说：

君子之爱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然则祀者为舜，非为象也……而象之祠独延于世，吾于是益有以见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象之不仁，盖其始焉尔，又乌知其终不见化于舜也？……斯可以见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130]

阳明认为舜最终感化了弟弟象，使其当地的居民得到良好的照顾与管理，而这一切都是舜的德性使然。最后，阳明体悟到假使一个君子能够修养德性至极处，即使面对像象这样品行的人，仍然可以感化之。也就是说，所谓“圣人之道”即是“德性”，而这个德性是每个人原本即具有的，所以不须向外寻求。所以阳明过去在读朱子读书之法时，将重点错置在格物穷理一边，而没有注意那“不为物欲侵扰之心”，也就是舍本逐末。因此，阳明认为只要时时以那“不为物欲侵扰之心”为主，面对事物之来，应之无不恰当。

但是这个“德性”的内容为何？又该如何“修德”呢？阳明在此所谓“德性”是“心之德”，又谓之“明德”。阳明在其《五经臆说》中，有一条解释《易》卦的释文，谈到此“心”的内涵。释文云：

日之体，本无不明也，故谓之大明。有时而不明者，入于地，则不明矣。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无与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131]

此释文以太阳为喻，来说明“心之德”的性质。阳明认为人的“心之德”，就如同太阳一般无不明的，没有熄灭的一天，其之所以不明，也就如同太阳隐没于地平线下。也就是说，人的“心之德”被“欲望”所遮蔽，才会不明。所以只要去除此“欲望”，自然能够使其本身之“明”重现，如同太阳一般。所以君子要自明其“明德”，就是“去其私欲之蔽”，也就是朱子所谓此“心”常为一身之主。所以能否做到自明其明德，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处。在阳明离开龙场赴任庐陵知县前，当时的提学副使席书（字文同，号元山，1461—1527）曾有与阳明一封书信，信中曾引述阳明对其所言：

阳明曰：“吾以子为大人之问，曾耳与目之问乎！天之所以与我者，莫大者心，莫小者耳与目也。子事文业以为观听之美，固未矣！心至大而至明，君子先立其大而不晦其明。开广居、悬藻鉴，物来能容，事至顺应，蕴中为道德，发言为文章，措身为事业，大至参天地赞化育而有余矣！何以小者为哉？孔子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孟子曰：‘从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小者为小人。’入途不慎，至有君子小人之判，术可不择欤乎？”[132]

阳明在此书中明白说到“天之所以与我者，莫大者心”，而此“心”的性质是“至大而至明”的。所以一个所谓“君子”，即必须“先立其大而不晦其明”，也就是自明其明德，如此就可以参赞天地化育。而孔子的“君子儒”、孟子的“大人”，就是靠着这个“心”来做到的。所以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指的就是这个“理”即在“心”，但是在此有一隐含的前提，那就是他认为圣人也有私欲的，只不过圣人能够时时自明其明德，也就是说太阳永不下山。这个前提，是与当时学术界的共识“圣人无欲”的说法相左的，阳明则认为圣人有私欲，但因为靠着“自明其明德”的功夫而达到无私欲的境界。这个前提将会是其往后思想上的盲点，导致他必须说明为何圣人能够时时自明其明德，而一般人不能；另外，这个“去欲”的功夫要如何做呢？

当阳明体认到这个“圣人之道”时，验证于《四书》、《五经》，皆能吻合，使他更有信心去阐述这个理论。例如他给贵阳士子的诗有云：“汗牛谁著五车书，累牍能迯一掬余。欲使身心还道体，莫将口耳任筌鱼。”[133]诗前半段即是否定辞章记诵之学，而后半段中所谓“欲使身心还道体”，即是在说明真正的做法应是去除私欲，而能明自己本身就具有的“明德”，而不是当时所认为的口耳之学。阳明曾经对这诗末所谓“筌鱼”做解释，他说：

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筌，则筌与鱼远矣！[134]

阳明以鱼、筌、醪、糟粕来说明当时学术界的弊病。他认为儒者所应追求的是鱼与醪才是，但是现今的学者却去求筌与糟粕，根本是弄错方向。换句话说，阳明认为现今学者在理解这个代表圣人之学的《五经》时，一味地讨论外在的形式问题，而不是去探求圣人在此《五经》中所要表达的真意。显然，从此诗中可以理解到阳明自己认为这个“自明其明德”的说法，正是“圣人之学”的真意。往后，他也以阐扬这个“圣人之学”为己任，所以在其赴任庐陵知县的途中，再次经过濂溪祠，有诗云：

曾向图书识面真，半生长自愧儒巾。斯文久已无先觉，圣世今应有逸民。一自支离乖学术，竞将雕刻费精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莲池长绿苹。[135]

所谓“曾向图书识面真”，意思是过去读书时，感觉好像理解其真意了，但事实上不然，也就是说，阳明直到现今才真正体会儒家学说的意旨。除了悔恨其早年弄错学术的方向外，更重要的如今将自己比喻为道（斯文）的先觉、圣人时代的逸民，也就是说他自认他自己已经掌握到“圣人之学”。

当阳明从庐陵回到北京任官时，弟子徐爱（字曰仁，号横山，1487—1517）在给另一弟子汪渊（字景颜）的诗，诗中有云：

时平众竞仕，意气轻皐夔。一或遭险巇，惶惑失所持。哀哉中无主，此心任物移。君独志贤圣，力学同余师。天子命出宰，人悒君自怡。时务良艰难，一心运有余。莫析政与学，皆当去支离……[136]

在此诗中，徐爱指出当时的士大夫官员的问题，认为这些人平时的作为好像是超越了古代的皐陶与夔，但是一遇到困厄之时，就惶恐不安，若无依靠的样子。主要的原因是这些人心中无主，所以才会随波逐流。然而，因为汪渊也与徐爱一样师从阳明，所以，心中有主，靠着“一心”，对于再艰难的时务都可以应付，游刃有余。然徐爱这样的看法，其实是来自阳明，阳明在给王道（字纯甫，号顺渠，1487—1547）的信中说道：

汪景颜近亦出宰大名，临行请益，某告以变化气质。居常无所见，唯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天下事虽万变，吾所以应之不出乎喜怒哀乐四者。此为学之要，而为政亦在其中矣。[137]

阳明认为面对国家时务的问题，也不会出于“一心”的范围；也就是说阳明认为通过一个人自身的“心”，即能因应人事酬变。而这“一心运时务”的看法，不但是阳明当时的教法，也贯串至贬谪龙场后的思想脉络。

阳明因为目睹当时士大夫的无耻行径，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些人的作为与其平日相较，大相径庭呢？尤其是平日奉若神明的圣贤教训，在当时文坛与政坛有着崇高地位的李东阳身上，更显得讽刺无比。除了李氏的作为震撼了阳明，当时士大夫们袖手旁观的态度，更令他心寒。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毫无是非观念以及小人得志的情况？阳明一方面对于政治上小人得志的情况深感不满，思索着如何成为“君子”。他认为其中的症结点在于能否“去除私欲”。另一方面，对于如何能够像圣人舜一样，处在山林之中，依然可以自由自在。阳明通过对朱子思想的反省，体认到圣人也只是靠着那“心之德”来应万物的，而此“心之德”也原都具足于每个人身上，其间的差别在于圣人能时时去除私欲，一般人则不能。所以说不论是成为君子或是圣人，其必要条件都是那“无私欲”的“心”。靠着这个“心”，即能应接万事万物，而这也是阳明“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