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第3页）

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两个人兴高采烈。整个生产过程却非常艰难。是一对双胞胎，哥哥亨利，大个儿，差不多有五公斤重，弟弟加布里埃尔，却是一个瘦弱的婴儿，体重过轻，两只脚奇怪地弯曲着。助产士说这个会慢慢好转，可是一切没有任何好转。他的脚始终像不成形的镰刀那样，当亨利早就迈开两腿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时，加布里埃尔只能用四肢爬行。这对玛丽-安娜打击很大。她以为是自己不中用。她感觉自己丢了脸。夏尔永远无法理解这一点，他爱他的两个儿子甚于一切。可玛丽-安娜和加布里埃尔的关系却是莫名地疏远了。她不愿意接受残疾的事实。

“你没有责任，”夏尔反复地说，“并不是每棵树都像蜡烛那样生长，这是天性使然，玛丽-安娜。我们有了两个儿子。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可玛丽-安娜高兴不起来，而且她悄悄地指责这个无辜的孩子长着一双畸形的脚。她没有把它表达出来，可谁也无法对此视而不见。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玛丽-安娜继续力图成为完美的家庭主妇和妻子，用她的厨艺宠爱夏尔。可她不愿再和他同房。一开始她总是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到最后他才明白是她不想再和他上床了。她太担心自己再次怀孕了。

“或许这就是诅咒。”一天晚上，等到孩子睡觉了，和夏尔一起喝红酒时，她喃喃道。他起先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恍然大悟。很显然，她无法摆脱这个念头。“因为你是刽子手。这不会带来好运。我母亲警告过我。她说上帝会惩罚我们。”

“我不再那么确信，是否上帝可以计划一切。一旦碰到所有的人，一个人很快就会失去概括能力。”

“别再说讽刺挖苦的话了！”她嚷道，重新给自己的杯子倒上酒。

夏尔从她手中拿走杯子。“这是葡萄酒，玛丽-安娜，你现在别再喝下去了，赶紧上床睡觉吧。”

“我爱喝多少就喝多少。”她怒骂道，从他手里夺回酒杯。

只要晚上一喝酒，她到第二天早上都提不起精神，直叫人受不了。她四处乱吼，几乎不再关心自己的孩子。亨利和加布里埃尔大多躲在药房里。夏尔结束了研究工作之后，便带两个孩子到客厅。那里摆着钢琴。他让他们坐到凳子上，教他们弹琴。亨利学琴的兴趣不大，可加布里埃尔却被这架乐器发出的旋律迷住了。于是，他们俩晚上开始合奏，而玛丽-安娜则坐在黑魆魆的厨房里喝酒。她不需要光，她像种植植物一样种植她的忧伤。

夏尔感到万分诧异。他拿孤独换来了地狱。他越来越频繁地睡在药房里，因为一大清早就被卷入某些好斗的对话中，他会感到厌烦。每一次和解的尝试结束于反反复复的责备中，而她最精彩的论断就是，夏尔对加布里埃尔畸形的脚是负有责任的。夏尔可以忍受妻子各种各样的责骂，日复一日的喧嚷，不要命的酗酒，可他无法忍受加布里埃尔和亨利在家里听到他们母亲的话。他知道动物有时会把它们的孩子赶出家门，而这种事发生在人类中间，他觉得很新鲜。他越发投入更多的精力关心他的两个儿子，开始在药房里为加布里埃尔的脚设计滑轨。他做了一个皮制支架，可以让他的双脚摆正位置，并且提供足够多的支撑。亨利为此很兴奋，帮弟弟扶起来。他一连几小时和他待在院子里，努力教他学会走路。渐渐地，他们敢走到外面的马路上去了，可石子路高低不平，而有的路上缺了好多石子，害得加布里埃尔在马路上难以走动。他觉得坐在琴旁最安全，更何况还有哥哥的鼎力相助。

这种处境对亨利而言绝非易事。他母亲反反复复地想使他相信，他对弟弟的残疾负有责任，因为他在母亲的子宫里占据了太多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再把母亲的话当真，而一旦生气，他就会说，无论是加布里埃尔，还是他，都没有表达过生下来的愿望。这句话更加刺激了玛丽-安娜，她气呼呼地说道，是他们的父亲要对这一切承担责任。他使她怀的孕，不，是强奸了她。因为他从来没有问过她是否想要孩子，所以这就是强奸行为。亨利从此以后远远地躲避她。加布里埃尔没机会回避，他索性逃避到音乐中，对音乐产生了敏锐的感觉。他隔三差五地请托比亚斯·施密特上家里来，让他给钢琴重新校音。玛丽-安娜不喜欢这个德国人。她认为他的工作和音乐本身一样毫无用处。可夏尔在这方面不肯迁就。他几乎放弃了他在药房的研究，腾出自由时间关心加布里埃尔。一旦加布里埃尔有需要，他马上会叫来托比亚斯·施密特。

一天晚上，跟往常一样做完工作，施密特又和夏尔一起喝上一杯酒，他说道：“巴黎先生，我看到加布里埃尔的滑轨了。我们可以把滑轨做得更好些。请让我试试吧。这不会花费您一分钱。我们必须加重皮鞋的分量，让脚后跟拥有更多的支撑。我父亲做过鞋匠，他曾教过我一些手艺，可我对发明新生事物有着更浓厚的兴趣。但我会看脚。我没有把这个活荒废掉。加布里埃尔有一只弯曲的平足、弓形足，此外还有一只扇形脚。我们应该给他定做一双特别的鞋子，可以从鞋子里面把他脚的位置抬高。只有这样，他才能站得更稳。”

夏尔点点头。

“可这样我就得求助一名鞋匠，”施密特说，“这就要花点儿钱了。”

“这个没关系。”夏尔回应道。加布里埃尔的脚可以恢复正常，这个念头让他激动不已，以至于夜里辗转难眠。

那天晚上之后，玛丽-安娜尽可能过起了隐居的生活，而格罗开始重操旧业，干起了厨师的行当。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和患病的母亲在菜园里度过。一天早上，她从娘家回来，夏尔知道她母亲去世了，尽管玛丽-安娜一句话都没说起过。她退回至卧室，关上窗户，在黑暗里出神。他只是偶尔在夜里听到她的脚步声，那是她到厨房拿酒的时候。她在自己阴森森的世界里徘徊。夏尔认为这一切很快会平息。可情况并非如此。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数日之后，她离开了昏暗的房间，关心起她家的狗来。她觉得夏尔没有能力给他们的狗喂食。她大多坐在院子里，和她的四条腿动物呢喃细语。然后，她在药草和菜畦之间巡逻，拔掉这边的一株坏死的叶子，或者给那边的植物浇点水。若是夏尔踏进院子，她就会摆出一副充满不屑的愤怒的面孔。如果哪一只狗想要迎候他，她就会发出制止它的某个命令。然后她会暗自窃笑，因为狗听了她的话而没有向夏尔问候致意。可尽管如此，狗们还是对他不停地摇头摆尾。夏尔有几次试图跟她说话。可她不愿意。他问自己，是否她有病。脑子有病。

几个月之后，她突然又开始大发脾气起来，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越来越频繁地和邻居吵闹不休。之后她又指责夏尔爱她太少，可当他想要柔情似水地抚摸她时，她又畏畏缩缩起来，好像他得了瘟疫似的。玛丽-安娜这种可怕的转变让夏尔感到很伤心。他没有料到情况会是这样。他无法理解的是，他竟然要用自己的独身来换取这样的东西。玛丽-安娜越来越需要她的妹妹，尽管她经常和她吵架，因为遗产。夏尔觉得在他们的婚姻中唯一可能真正引起争执的问题却并没有成为问题：刽子手的职业。她对他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拥有良好的薪金就已足够。她永远挣不够的就是金钱。她把金钱慢慢积聚起来。她并没有享受到金钱的快乐。就连那两个茁壮成长的孩子，她也没有享受到。夏尔爱这两个孩子甚于一切。他愿意为了他们把这个工作再好好做一段时间，让他们将来能够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对他来说，两个儿子的幸福要比实现他自己的梦想更为重要。不久，亨利要比他的同龄小伙伴明显高出许多。他喜欢到塞纳河游泳，喜欢和夏尔一起骑马远行和打猎。他真的为父亲感到自豪，感觉越来越依赖父亲，因为母亲的冷淡很伤他的心。她从来没有像对待自己的狗那样拥抱或者亲吻自己的儿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完完全全从夏尔手里失去了她的两个儿子。

亨利对父亲的职业越来越饶有兴趣。他看到鲜血未曾感到过烦躁不安。血不会比一摊酒更令人可怕。要是巴雷在院子里取出一只猎获的狍子的内脏，他会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个究竟，而他的同学则害怕地用双手挡住脸。姑娘们对亨利痴情，因为他长得英俊，有男人味，肩膀很宽，因为日复一日的游泳使他的臂膀坚实有力。

加布里埃尔没有宽大的肩膀。托比亚斯·施密特花了数月精心制作专用鞋、鞋垫以及护腿支架，使他外出自由活动成为可能。但他几乎不利用这种新的自由。他已习惯和一名同龄的邻家姑娘一起坐在钢琴旁弹琴。多年的残疾使他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宅男。尽管他的身体不便已被部分排除，但他的恐惧依然存在。他害怕大的动物。他大概从未碰过马的鼻孔。他也害怕水，回避江河和其他湖海。他觉得只有在家里的钢琴旁才安全。

亨利第一次提出将来也想做一名刽子手时，夏尔几次从夜里惊醒，全身大汗淋漓。他想到那重诅咒又回来了。玛丽-安娜支持亨利的打算。夏尔不是完全能肯定，她说这话是出于信念，还是仅仅为了让他恼火。因为和她去世的母亲一样，玛丽-安娜最近已习惯于始终代表对立的观点。她好斗成性，对她而言让她吵上几天架或者干脆一声不吭，没有任何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她似乎并不觉得受苦。因为她的内心没有任何愤怒。如果有什么事情不合她的心意，这个从前如此忧愁伤感的女人现在可以马上咆哮如雷，如果觉得吃得不对胃口，她就可以摔盘子或者将饭菜扔到院子里去。有了玛丽-安娜，他们家里仿佛有了一座活火山。她恐怕从没有说过自己过得不好。不，她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担忧，不必饱受饥饿之苦，她有四条狗，她喜欢它们胜过一切。这些日子里，巴黎在忍饥挨饿，一个人还能想要更多吗？

玛丽-安娜不需要任何人。如果一家人和助手们一起在大客厅里用餐，她几乎不说一句话。有时，她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夏尔看，他感觉看到了杜布奶奶的目光，他感到毛骨悚然。可是夏尔退缩得越多，玛丽-安娜就越是蛮横地揽下已经空出的领地，实施一种不逊色于杜布奶奶的暴政。夏尔安慰自己，总有一天他的儿子亨利将承担起家庭的重任。

夏尔重新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药房和他的病人身上。他的助手们承担起了家里越来越多的工作。玛丽-安娜对此很反感。她重新开口说话了，提到钱的事。夏尔乘机改善了家庭的气氛，使他们的关系正常化了。玛丽-安娜似乎需要孤立的时间，才能重新找到自己。这段时间显然也有助于她接受加布里埃尔残脚的既成事实。她又开始做饭了，为夏尔、亨利、加布里埃尔和助手们赞美她的厨艺而高兴。可是，夏尔结束工作，晚上很晚回到家，搂住她的腰身，想亲吻她时，她却把头别转过去。她禁止任何身体上的亲近。夏尔感到很伤心。他不明白玛丽-安娜究竟怎么了，有什么恶魔闯入了她的灵魂，一个人永远无法知道第二天早上会遇到哪一个恶魔。夏尔无奈之下只能接受既成事实，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一天晚上，他在药房的沙发上发现了他的枕头和被子。从现在开始，他们开始分房睡了。两个人的疏远迅速加剧。夏尔沉浸在自己的研究中，而玛丽-安娜在完善她的纪律意识，若是有人哪怕仅仅在萌芽状态搞乱了这种纪律，她就会大发雷霆。夏尔好说话，不喜争吵，他都统统接受了。他的好说话成了她的优势，谁也不能反对她。她剥夺了所有人发表言论的权利。

然而，夏尔离开她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因为他并不渴望其他女人，他在药房里的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因为玛丽-安娜从不踏进这个房间一步。她坚定不移地避开他所能逗留的任何地方。倘若有什么话要告诉他，她就请德马雷转告。有一次，那是在一个复活节星期一，在喝了两杯红酒后，她有了一丝多愁善感的举动，用食指碰了碰夏尔的肩膀。这已经是她表现出来的最大程度的**和好感了。

曾经有过那样的日子，遇到这种处境使他苦恼。在执行完艰难的行刑之后，回到家里，还要感受这种冷漠，真是不容易。在那些万分沮丧的时刻，夏尔怀念起自己的父亲来。可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于是他到父亲的长眠之处圣罗兰教堂寻找他。最后一排的椅子后面是墓穴。石板上面没写上任何字。可夏尔知道父亲的残骸在其中一块石板下面，他可以在这里清醒地了解自己的想法。他想，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帮助他保持平衡的朋友。这个人可以是一个一语不发的朋友，甚至是一个已经去世的朋友。他不必回答什么，只要在那里就好，有了这样一个人，你就可以想象着和他说话，倾听他的劝告，即便这些劝告也是由那个人自己杜撰出来的。但一个人必须能够用言语理解自己的痛苦，可以因此向一条河、一匹马、一只木制十字架、一本日记本或者一棵花椰菜诉说自己的痛苦。唯有你能够用言语理解自己的痛苦时，这种痛苦才会保持一种外形，你就像对待一块黏土那样对它进行加工。因为答案也隐含在每一个痛苦里。夏尔深以为然。

一个无家可归者，在一块石板上打盹。看到夏尔时，他吓了一跳。

“你知道，谁埋葬在你下面吗？”夏尔问他。

“一个虔诚的人，先生，他从来不会不给任何施舍就从我身边走开。”

“他究竟给你多少？”

“一镑。”那名乞丐说。

“那我同样也乐意为之，”夏尔说，随后给了他几枚硬币，“先父一定愿意这么做。”

年迈的乞丐这才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原来正是乐善好施的刽子手让-巴蒂斯特的儿子。“先生，”他埋怨道，“普罗大众死于饥饿，谁也不去关心他们。难道上帝仅仅是国王和贵族们的上帝吗？”

“无可奉告，”夏尔说，“或许上帝已经匆匆离去，不知道去了哪儿。”

夏尔卖掉了地狱街的房子。他现在快五十岁了，想为自己重新准备一个单独的住房。另外一个原因却是：他想卖掉房子赚点钱留给加布里埃尔。他们搬进了新圣让街。新房子没有旧房子大，但也有一个院子，和古罗马的前院类似，从右首可以到达大厨房和客厅。而在左首，有一个独立的入口通往接待室，夏尔就是在那里给他的病人治疗。接待室后面是药房，再后面就是实验室，基本上不允许任何人进入。院子入口的对面依次有地下清洗室、仆役室、家禽棚、工具棚以及木材间。二楼，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为夏尔、亨利和加布里埃尔以及助手们的卧室。玛丽-安娜则拥有自己的房间。

夏尔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在新的地方感觉挺不错。可巴黎的经济境况日益萧条。最近几年的冬天过得非常艰难，收获的庄稼大多腐烂了，面包又贵又紧俏。非常紧俏。巴黎人食不果腹，群情激愤。路易十六国王和挥霍成性的王后——可憎的奥地利女人玛丽·安托瓦内特，贵族和僧侣：谁也没注意到民众的愤怒。直至那一天的到来，让-路易·卢沙尔本该在那一天痛苦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