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立法议会战争和王座的倾覆1791年10月1792年8月（第3页）
不久便成为《马赛曲》的这首歌和它的历史背景是难以分开的，这就是1792年春天的危机。民族的冲动与革命的奋起紧密相关，一场阶级冲突成为爱国主义的基础，并且大大激发了这种爱国主义。贵族们推出国王来反对他们所鄙视的国民。国内的贵族对外国入侵者望眼欲穿；流亡者为虎作伥，帮助敌方作战。对于1792年的爱国者们来说，此时正是保卫和发展1789年成果的关键时刻。人民群众始终被贵族的阴谋所烦扰。民族危机给他们以新的推动，使民主运动向纵深发展。消极公民们在吉伦特派的建议下拿起梭镖，戴上红帽，组织起越来越多的友好团体。资产阶级国家基于纳税额的制度框架是否将被他们打破？……
在罗兰1792年6月10日给路易十六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写有这样的话：“祖国绝不是在想象中被美化的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存在物，人们曾为之作出牺牲。人们通过对它的关切表达对它与日俱增的热爱。人们为它的诞生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它在动**不安之中崛起。人们珍惜它是由于它来之不易，它使人充满希望。”
对于消极公民来说，只有在权利平等的条件下才会产生祖国的观念。
但是，激发起革命情绪的民族危机加剧了原第三等级内部的社会对立。资产阶级的惶恐不安胜过了1789年，吉伦特派很快便迟疑不前了。为了武装志愿兵，富人们被课以捐税。农民暴动一直在凯尔西酝酿，并且扩展到了下朗格多克。通货膨胀的冲击此起彼伏，生活必需品短缺造成的骚乱重新出现。1792年3月3日埃唐普市长西莫诺被杀一事，反映出在人民的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商业、财产观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在巴黎，雅克·鲁在5月就提出以死刑惩治囤积居奇者。在里昂，市政官员朗日在6月9日提出了“保持面包充裕与价格公平的简便易行办法”：限定价格和制定管理条例。资产阶级开始被一个幽灵所纠缠，这就是“土地法”。当莫尚的神甫皮埃尔·多利维尔为埃唐普的暴动者进行辩护的时候，吉伦特派却不顾夏博的反对，在1792年5月12日作出决议：为西莫诺举行丧礼，将他的市长肩带高悬在先贤祠的圆顶上。这样，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分野开始出现，它们不久便分道扬镳了。吉伦特派的“全国性衰退”是史书上的婉转提法，这种现象的深刻原因此时已显示出来：吉伦特派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强烈主张经济自由。它以战争政策激起了人民浪潮，但又对这种浪潮深感恐惧。它的民族感情从来没能强烈到超越其阶级团结的程度。
在人民的推动下，议会的政策坚定起来。布里索派意识到宫廷在支持将领们的反叛。布里索和韦尼奥在1792年5月23日猛烈地抨击“对奥委员会”，揭露它在王后主持下为敌人和反革命的胜利卖力。在他们的影响下，议会再次采取了威吓政策。新法令一个接一个地被通过：凡由本省20名以上公民告发的反抗派教士一律被驱逐（5月27日）；主要由贵族组成的御林军被取缔（5月29日）；在巴黎设置营地，供即将参加联盟节的2万名国民自卫军使用（6月8日），这支力量不仅要保卫巴黎，并且将在必要时抵制叛逆将领们的任何企图。
将领们和大臣们之间的不和为国王的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路易十六拒不批准关于驱逐反抗派教士和召集国民自卫军的法令。6月10日，罗兰郑重警告他，让他收回否决权，并向他指出：他的态度很可能使法国人相信国王串通流亡者和敌人，从而引起可怕的突发事件。路易十六坚持己见，6月13日，他解除了布里索派的大臣罗兰、塞尔旺和克拉维埃尔等人的职务。吉伦特派让议会作出决议，对被解职的大臣表示全国的惋惜之情。迪穆里埃生怕受到指控，他在6月15日提出辞职，随即前往北路军。斐扬派重掌政权后，拉法夷特认为时机已到，便在1792年6月18日宣称“法国宪法受到了内部叛逆和外部敌人的共同威胁”，并敦促议会粉碎民主运动。
1792年6月20日事件的发生是为了向国王施加压力。国王拒绝批准法令，将吉伦特派大臣解职并组织斐扬派内阁，所有这些都表明宫廷和将领们力图推行拉梅特派和拉法夷特派的纲领，即消灭雅各宾派；修改宪法；加强王权；与敌方谈判结束战争。面对这种威胁，吉伦特派积极组织了一次人民活动日，以纪念网球场誓约和瓦雷恩事件。在桑泰尔的带领下，郊区人民向议会进发，而后又来到王宫。他们对按兵不动、拒绝批准法令和将大臣解职表示抗议。国王从窗口勉强探出身体，他头戴一顶红帽子并为国民的健康举杯。但是，他仍然拒绝批准法令和召回吉伦特派大臣。
以和平方式施加压力的尝试失败了。对立派的势力甚至有所加强，王权主义一度从中得益。巴黎市长佩蒂翁被停职。6月28日，拉法夷特丢下军队，重新出现在议会。他勒令议会取缔雅各宾俱乐部，惩办6月20日示威的肇事者。
3。外来危险和吉伦特派的无能（1792年7月）
吉伦特派陷入了不可调和的自身矛盾之中，它没有能力解决国内外的困难，因此被首都的革命分子所超越。它赞成向人民求助，但仅仅以人民遵循它所规定的目标为限度。
1792年7月11日“祖国在危急中”的公告反映了外来危险的严重程度和吉伦特派不知如何应付。7月初，布伦斯维克公爵统领的普鲁士军队开到前线，孔代所率的由流亡者组成的军队也相继赶来。战斗即将在法国本土展开。在危险迫在眉睫之际，雅各宾派捐弃前嫌，一心投入拯救祖国和革命的斗争。6月28日，罗伯斯庇尔和布里索在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上发出了团结一致的号召。7月2日，议会绕过国王的否决权，命令国民自卫军前来参加7月14的联盟节。7月3日，韦尼奥慷慨陈词地揭露了国王及其大臣们的背叛行为。他指出：“自由是在国王的授命下遭到攻击的。”7月10日，布里索重提此话，并且明确指出了政治问题：“暴君们是对着革命、人权宣言和国民主权宣战的。”在布里索的提议下，议会在1792年7月11日发出了祖国在危急中的公告：“大批军队正向我们的边境迫近；所有仇视自由的人都武装起来反对我们的宪法。公民们，祖国在危急中！”
所有行政部门都改为常设办公；所有国民自卫军都应征入伍；一些志愿军新营被征集组成。在短短几天内，有1。5万巴黎人参军。公告使切身利益受到威胁的人民加强了团结，它号召人民在参加保卫祖国的同时参加政治生活。
然而，吉伦特派的伎俩遏止了爱国主义的浪潮。在议会的威胁下，斐扬派大臣于7月10日辞职下台。这一事件在爱国派中再一次引起分裂。吉伦特派企图重掌政权，它开始暗中和宫廷谈判。7月20日，韦尼奥、让索内和加代通过画家博兹给国王通信。加代在杜伊勒利宫与国王一家进行了一次会晤。路易十六不肯退让，他一拖再拖，以便把吉伦特派置于死地。吉伦特派不久前已在议会中改弦易辙，它责备人民的**并对捣乱分子进行恐吓。7月26日，布里索扬言反对废黜国王，不赞成普选权。他说：“如果有人试图立即在宪法的废墟上建立起共和制，法律的利刃就会刺向他们，如同刺向那些积极主张两院制的人和科布伦茨的反革命分子一样。”
8月4日，韦尼奥迫使巴黎莫孔塞伊区撤销了它曾宣布的不再承认路易十六为法国国王的决议。
人民与吉伦特派之间的彻底决裂恰恰发生在吉伦特派的政策临近完满结局的时刻。吉伦特派在起义面前退缩不前。它担心控制不住革命群众，然而这些群众正是在它的促进下才发动起来的。它所害怕的是财产权受到侵害，至少是财富的优势遭到破坏。吉伦特派在谴责了路易十六之后又与他谈判，它刚向前迈步就要往后退。这样它便落得自寻死路，并且把1791年建立的制度也引向绝境。这种制度将国民禁锢在基于纳税额的限制中。
4。1792年8月10日起义
除了巴黎以外，全国上下也都起来反对犯有通敌罪的王朝。8月10日起义不仅是巴黎人民的功绩，而且也是以自卫军联盟战士所代表的法国人民的功绩。可以说，“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是全国性的事件。
爱国主义运动一经发动便势不可挡。已经组成中央委员会的巴黎各区成为永久性机构，消极公民也渗透进来，他们还参加了国民自卫军，7月30日的一项法令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做法。同一天，法兰西歌剧院区在全体大会上实行了普选制。在48个区中，最后有47个区表示赞成废黜国王。在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早在7月11日他就曾向联盟战士讲话：“公民们，你们来到此地难道只是为了参加一个空洞的仪式，重演一次7月14日的联盟节吗？”
在他的启发下，越来越富有威胁性的请愿书不断出现，由联盟战士送交到议会。请愿书在7月17日和23日曾两次提出废黜国王。当罗伯斯庇尔看到吉伦特派与宫廷重新谈判时便对它再次抨击。7月29日，他揭露“宫廷和立法议会中的阴谋家搞相互串通的把戏”，要求立即解散议会，代之以一个国民公会，由它修改宪法。7月25日，布列塔尼的联盟军到达巴黎；30日，马赛的联盟军也到了，他们在市郊圣安托万行进时唱着那首不久便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歌。在罗伯斯庇尔的促进下，联盟军战士组成了一个秘密指挥部。
在科布伦茨起草的布伦斯维克宣言于8月1日传到巴黎后激怒了所有爱国者。自7月的最后几天起，首都的气氛激昂而紧张，人们在街头巷尾宣传祖国在危急中，公共场所的征兵工作在庄严隆重的礼仪中进行。为了恐吓革命者，玛丽-安托瓦内特请求敌国君主发布一篇具有威胁性的宣言。这篇宣言由一名流亡者起草并由布伦斯维克公爵签署。宣言向敢于对侵略者实行“自卫抵抗”的国民自卫军和动摇分子以死亡相威胁，它警告巴黎人民：如果国王一家受到“丝毫侵害”，便要“血洗巴黎城并将它夷为平地。这将是足以为训和永世难忘的报应”。布伦斯维克宣言产生的后果与宫廷所预期的截然相反，它更加激怒了人民。
7月底未能爆发的起义一直推迟到巴黎各区把要求废黜国王的请愿书提交到立法议会之后。处于市郊圣安托万的盲人院区为议会规定的最后行动期限是8月9日。这一天，立法议会对这个问题没有表态就散会了。当夜，警钟长鸣，市郊圣安托万邀请巴黎各区派专员进入市政厅，先与合法的市府同时执政，然后取而代之。这便是“起义的市府”。巴黎市郊人民纷纷起来，与联盟战士一道向杜伊勒利宫进军。杜伊勒利宫的自卫军纷纷倒戈，转向起义。8点钟，马赛人的队伍首先到达，他们未遇阻拦，直入王宫内院。此刻，御前卫士们向他们开火，并将他们击退。郊区人民赶到后，联盟战士在他们的支援下再次进攻，并且发动了冲锋。10点钟左右，受困的卫兵们在国王的命令下停了火。起义刚开始时，由于罗德里（吉伦特派，塞纳省事务总管）再三请求，国王及其全家便离开了王宫，到不远的议会所在地——马内日大厅避难。在战斗胜负未见分晓之前，议会还将路易十六作为国王对待；当起义获得胜利后，议会便宣布停止国王的职权（不是废黜），并且通过决议：召开以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这正是罗伯斯庇尔以前所建议的做法。
王座倾覆了。与之一起倒台的还有斐扬派，即自由派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他们曾经促进了革命的发动，后来，他们又先后在拉法夷特和三巨头的带领下企图领导革命，使之更加温和。至于吉伦特派，它曾因与宫廷往来而落得名誉不佳，并且极力阻止起义发生。起义的胜利不属于它，因而它不会在胜利之后强大起来。与此相反，以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为主的消极公民，则在罗伯斯庇尔和后来的山岳派的带领下令人瞩目地走上了政治舞台。
1792年8月10日起义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全国性起义。南方和布列塔尼各省的联盟军在起义的准备和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起义胜利后，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分割国民的壁垒也崩溃了。
磨坊岗区也发出声明：“在祖国处于危急中时，国家主人应该忠于职守，即统率军队，主持国务。他应该无所不在。”
“第二次革命”通过实行普选制和武装消极公民，把平民纳入到国民之中，它标志着政治民主的诞生。与此同时，新的国家现实中的社会特征更为突出了。原来主张与贵族实行妥协的那些人在屡屡碰壁之后便销声匿迹了：迪特里希曾企图在斯特拉斯堡挑起反叛，后来便逃之夭夭；1792年8月19日，被部队摈弃的拉法夷特投奔了奥地利人。此外，无套裤汉走上政治舞台使得一部分资产阶级对新的国家现实产生了敌意。8月10日第二次革命宣告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诞生，而反抗这一共和国的势力也已经蠢蠢欲动了。
[1]拉马丁在1847年发表了《吉伦特党人史》，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