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礼仪文明（第2页）

老舍笔下北平人的文化自豪是无限的。白巡长，“他爱北平，更自傲能作北平城内的警官”。祁瑞宣，“平日，他很自傲生在北平，能说全国遵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以上见《四世同堂》）。谁又说老舍本人没有这种文化自豪？在《四世同堂》里，那自豪竟像是满到要漫流出来。自傲于“北平人”，才不惜用了带点天真的夸炫调子：“在太平年月，街上的高摊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北平的菊种之多，式样之奇，足以甲天下。”北京人的文化自豪是如此地富于感染力，以至《京华烟云》的作者也无意间分有了这心态，尽管他实在是个“外乡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感情在有教养的北京人，比之别处人倒是少了一些地域文化心理的狭隘，更基于民族自豪感——或者也是无分民族、国家的“京城人”的共通品性？

处在乡土社会，且是乡土社会中的模范地区，北京人决不缺乏等级意识。礼仪因对象场合所作的种种区分中，即有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传统人格中固有的文化偏见。老北京人少了一点商业竞争中的势利，传统社会却另有其势利，如对于身份（亦一种“形式”）的注重。出身歧视、行业歧视（行业内部又讲究“师承”、“门户”）即出于这种势利。《钟鼓楼》中的人物为此而贱视“大茶壶”的儿子；落魄的乌世保总不能忘自己是“它撒勒哈番”，即使在囚中，也不肯失“旗主子”身份（《烟壶》）。到乌世保画内画、烧制“古月轩”这会儿，戏剧艺人在京城还被视为“贱民”，不许进内城居住呢。

下层社会并不能天然地产生平等思想。即使卖苦力如车夫者，彼此又岂能平等!“同是在地狱里，可是层次不同”（《骆驼祥子》）。专制社会沿袭了几千年锻造得极其精致的等级制，以对权势的崇拜（至少是敬畏），造成普遍社会心理。从来有“醉心贵族的小市民”。北京市民亦不能外。即使老北京模范市民祁老太爷眼中的小羊圈胡同各家也有差等。他“不大看得起”隔邻的大杂院，“所以拿那院子的人并不当作街坊看待”，“对其余的五个院子的看待也有等级”（《四世同堂》）。但你在这里须留心，这位老人持为标准的不是经济地位，而是“品类”。他敬重斯文，注重德行，因而对穷愁潦倒的诗人和干粗活的李四爷都不乏敬意。这种人物评价上的尊重实际顺乎情理，又是注重形式的反面，与市民的形式主义互补。

平等感就在这里出现了。出于礼仪文明，自尊大度，写在京味小说中的古城市民确又更富于朴素平易的平等感。传统社会轻商，写在小说里的市民以及写小说的作者对于手艺人、商人的尊重即属于平等感。汪曾祺《晚饭后的故事》里主人公由学唱京戏而营商：“卖力气，做小买卖，不丢人!街坊邻居不笑话他。”这种见识却也植根于同一“传统社会”。

有礼仪文化传统和上述平等感的北京市民，在京味小说中，有一种与农民间别致的关系。张大哥视不通世故的知识分子老李为“乡下人”，小羊圈祁家人对于本来意义上的乡下人，京郊农民常二爷，却很有些亲昵。北平人的教养是使人远离乡野的，这山野之人却像是唤醒了他们渺渺茫茫的记忆，其一言一动都令他们欣喜。虽有城内城外之别，既与常二爷同属于乡土中国，深刻的精神联系，仍使北京市民较之上海弄堂中人更贴近土地些。“久住在都市里，他们已经忘了大地的真正颜色与功用；……及至他们看到常二爷——满身黄土而拿着新小米或高粱的常二爷——他们才觉出人与大地的关系，而感到亲切与兴奋。”欣赏那稚拙、朴野的，既出于文化优越感，又出于对丧失了的“本真”的文化怀念。能欣赏这山野般的清新，欣赏这野趣中的童趣的，又从来是传统社会里更有教养的那一部分人。祁家人因“文化过熟”，才看常二爷如看儿童；老舍写常二爷亦用了相似的态度。不一定最朴素却极亲切，与大观园中人看刘姥姥的眼神不同，也与近代商业都会中人看乡下人的着眼处不同。平等感即在这对人的审美评估中。与土地的联系是由礼仪文明隔断的，审美地接续这联系却又靠了得自礼仪文化的教养——生活逻辑就有这样曲折。

我已尽我所能地谈过了北京城礼仪文明中魅力所在的各面，这些方面曾因笼统的文化批判而被忽略已久。未及展开的一面对于认识北京人的文化性格几乎同样重要，即北京人礼仪文化的讽刺性。

传统文化的礼，形式本大于内容，到得封建社会油尽灯残，形式之膨胀更为前所未有，以至但有形式而无内容，种种怪现状生焉。见之于清末民初笔记稗史，笑料百出，令人绝倒。如吊丧者但知号咷，“往往号毕而不知没者为何人”。文过于情有如此者。朝考殿试专重书法，“惟以字之工拙分甲乙”，则又是文胜于质的极端例子。凡此固然是照例的末世景象，亦与八旗礼俗之繁细有关。京城贵族，借礼俗以造作威仪，小民则因近官而习于官样官派，偏重形式较之别处难免变本加厉。

有清一代，其盛时，把封建文化的精美处发挥到极致；其衰也，则把封建文化的变态畸形，种种荒唐怪诞不合理，也发挥到了极致，从而加深了清王朝覆灭的喜剧性。一个王朝到了这份儿上，其臣民也不能再正儿八经地对待它，“现形记”、“怪现状”一类作品宜其出世。集中表现着传统社会恶性发展了的形式主义，暴露着封建文化的贫乏空虚的，正是礼仪文化。

老舍在不经意间，曾把北京礼仪文化的诗意方面呈现得特别动人，他对于此种文化的讽刺性，也比之别人揭示得更深刻，且服从于北京文化批判的自觉意图。有关的讽刺性描写最夸张而富于动作性的，是《茶馆》中松二爷的形象。类似的嘲讽在他的作品中俯拾即是。“张大哥爱儿子的至诚与礼貌的周到，使托人情和请客变成一种艺术”（《离婚》）。“这群人们的送礼出份资是人情的最高点，送礼请客便是人道”（同上）。令人疑心礼多亦因了人情的稀薄。

在讽刺性场合，礼往往与“面子”有关（老舍抗战时期的剧作之一题为《面子问题》）。祁老太爷在艰难时世坚持做寿为了面子；祁瑞丰“愿意作真奴隶，而被呼为先生；虚伪是文化的必要的粉饰”；“一个北平人是不妨为维持脸面而丢一点脸面的”（《四世同堂》）。还有谁读不出这文字里的沉痛!至于旗人文化，更将注重形式极端化了。八旗贵族纵然大架子已倒，也仍要维持气派与排场，倒像是气派、排场之类更加性命攸关。且愈到亡国之际，礼仪愈繁缛——“排场”又是一种心理补偿。大姐婆婆穷而要买奇贵的王瓜大樱桃，“只是为显示她的气派与排场”。“气派与身份有关，她还非打扮不可”（《正红旗下》）。那五即使潦倒不堪，也依然讲究“臭规矩”：“他是倒驴不倒架儿，穷了仍然有穷的讲究。”人到了这样即成病态，入骨很深的一种病。其心理背景中，又有中国式的“群体意识”，首先顾及“观瞻”的那一种。

出于“气派与排场”的考虑，人的仪态的美也会被用作纯粹装饰。《正红旗下》中的大姐被塑造得极其完美，一举一动都“够多么美丽得体”，却又美得凄凉，惹人怜惜，因为这份禀赋才智浪费在了最无价值的礼仪往来、人情应酬上，甚无谓也。可怜的尤其是女人。“这种生活艺术在家里得到经常的实践，以备特别加工，拿到较大的场合里去。亲友家给小孩办三天、满月，给男女作四十或五十整寿，都是这种艺术的表演竞赛大会。至于婚丧大典，那就更须表演得特别精彩，连笑声的高低，与请安的深浅，都要恰到好处，有板眼，有分寸。”有价值的人与无价值的人生场面，人的美和这种美的无意义消费，礼仪的塑造人与压抑、戕害人性——作者的心情在这里不能不变得复杂了。

老舍毕竟不是张天翼，即使嘲讽，用笔也不失温厚。这倒也不全系于风格，另有对北京、北京人、北京文化的一份温情在节制着。《正红旗下》写家宴上的礼让：“‘酒席’虽然如此简单，入席的礼让却丝毫未打折扣：‘您请上坐!’‘那可不敢当!不敢当!’‘您要不那么坐，别人就没法儿坐了!’直到二哥发出呼吁：‘快坐吧，菜都凉啦!’大家才恭敬不如从命地坐下。”仍然是人情，却夹带了习惯性的虚伪。这也是传统社会礼俗中常见的喜剧性场面。写上述场面，老舍用了微讽，终不能如张天翼的刻薄、谑近于虐。不妨花费点篇幅录张天翼写类似场面的一段文字以为比较：

华幼亭一面要挣开那两双邀请着的手，一面不住地欠着身子：

“呃呃呃，决不敢当。我比季翁小一辈，怎么敢……”

“你比我小一辈？”

“季翁听我说，听我说，”他又退了一步。“刘大先生你是认得的吧？”

“刘大先生？——没有听见过，哪个刘大先生？”

“哪，这个是这样的：刘大先生是我们族叔的同年，我叫起来是个年伯。而刘大先生教过王省三的书。王省三——季翁见过的吧？”

“不认识。”

“是，是，大概没有见过。……王省三跟丁家祥是结了盟的。丁家祥照他们丁氏谱上排起来——则是仲骝二太爷的侄孙。……算起来——季翁恰恰长我一辈。”

那两叔侄稍为愣了一下，重新动手拖他。茶房恭恭敬敬站在旁边，怕他们会溜掉似的老盯着他们。几个冷盘端端正正摆在桌上，让那些苍蝇在那里爬着舔着。……

——《在城市里》

到得他们讨价还价互用起诡计来，也这么起劲、顽强、不肯让步。

当代京味小说中不乏类似内容。《钟鼓楼》所写婚礼场面就集中了旧礼俗的讽刺性。两代作家也都写到知识分子处此文化环境感到的窘迫、尴尬；以知识分子性格与市民性格的反差，强调着北京人文化传统改造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