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毒品犯罪（第3页）

白面药料连底烟料连皮重一千二百二十一两，又一百九十四小包

高根连皮重五十二两

先高那连皮重四两

麻药皮重三十九两又六十小包

乳糖连皮重二百二十四两，又二十二小包

快中快连皮重七十二两

咖啡精连皮重十九两，又十三匣十小包

类似咖啡精连皮重四十斤

捲有烈性毒质机器烟炮连皮重八十八两

烟毒具四千五百十三两

鸦片烟精连皮重四十四两

红丸药连皮重四十二两又五十七粒[304]。

到1936年11月底时，市政府出台的新的举措，在本年12月底以前，凡属市辖境内，均将挨户严搜，无论吸毒或贩毒，一律缉捕，[305]从12月15日到31日公安局各区署挨家挨户搜捕毒犯。

关于处死刑及徒刑之毒犯，由烈性毒品审判处判决，呈市政府转呈绥靖公署后，依照司法行政手续由公安机执行枪决或由审判处送监执行，1937年元旦起，对毒犯由公安局捕获送审判处审讯确实后，解绥靖公署批判，按军法从事，由绥署进行执行枪决。绥靖公署已订制脚镣和棺材两千具，显示枪决毒犯的决心。[306]

万寿寺第二戒除所自开始收容毒犯至1936年11月底止，收容各区所获毒犯576名，宋哲元在1936年12月3日同市长秦德纯莅临训话。宋哲元令戒除所将戒净之毒犯一律释放，免其执行劳役，以示政府对毒民之最后宽贷。再次强调自下月一日起，吸毒者一经捕获，即行枪决，绝不姑息。市政府联合各自治团体及各机关，组织清毒大会，扩大禁毒宣传，宣传办法有：在全市各交通要道张贴简明提醒文字、禁毒标语，举行游行演讲，到各家各户做宣传，化装表演，汽车游行，悬挂大布标语并在全市遍贴小标语。使市民了解禁毒各项法令及政府的政策，最重要的是了解政府的禁毒决心，不要对1937年元旦对毒犯实行枪决的政策抱有侥幸的心理。烈性毒品人犯在1937年元旦一律枪决，所有烈性毒品戒除所工作即告结束，自12月31日起停止收容毒犯。

对政府强硬的禁毒政策，北平梨园公会予以了支持。梨园公会发出通告，对于该界同人染有鸦片嗜好者，令即赴会声明，由会送往医院戒断，在戒断期间，所有一切费用及每日应得演戏戏份，均由梨园公会付给。染有鸦片嗜好者如经查出，着即除名，不准在梨园界服务。梨园界自请戒除者已有八人。[307]宣外棉花五条九号双凤堂药铺，将配有的戒毒药施送，如有毒物嗜好愿意戒除者可以赴该处取药一服。[308]

第一烈性戒除所收容人数日增，11月份戒净出所者，共有326名，其中男性295名，女性31名。所有出所毒犯均发给证明，交该管区署监视。[309]

宋哲元在距离枪决毒犯的最后期限仅三天之时，下令北平市政府转饬公安局，在1937年元旦起举行全市大搜捕，凡毒犯届时被捕者，一律枪决。[310]不稍宽贷。报纸上大肆宣传公安局元旦搜捕凡有吸毒嫌疑者，均予以盘查，若确系毒犯，不论初吸或复吸，即依法执行枪决。实际上公安局直到1937年1月4日才开始搜捕毒犯，因为毒犯畏惧枪决的处罚，多数隐匿不见，各区队捕获的毒犯数目较少。实际上根据公安局的调查，北平毒犯有十万左右。[311]1月8号公安局开始严捕毒犯，各区分别组织“逮捕毒犯队”若干队，分路出发，各队主要由自行车警四名组成，并持逮捕毒犯队小旗一柄。[312]

尽管政府多方宣传枪决毒犯的命令不可动摇，但是仍然有毒犯以身试法。1937年1月1日北郊保安队捕获毒犯鲁楼信，当时鲁正携带13包白面。鲁楼信成为实行枪决毒犯的第一人，1月8日在天桥执行枪决，[313]1月13日又枪决毒犯五名。[314]

为了防止吸毒犯戒除后复吸，规定将已经戒除的毒犯面上，分左右在面上刺白面二字，用墨水涂染，永不褪色。[315]对于公安局职员，每人填具连环保证书一份，保证绝对不吸一切毒品，已吸食毒品者，经医院戒除后可以再次任职。卫生局派员对公安局职员进行体格检查。[316]

前内二区署长殷焕然自1915年4月任内右二区署长，在1928年6月曾一度辞职外，长期担任公安局警察署署长之职，其担任署长期间待人严苛，有罚无赏，又有包庇烟毒之事，1934年5月间破获和平门内后细瓦厂住户刘永祥贩卖白面案，获白面甚多，殷焕然将白面交由巡官赵松林转交牛八宝胡同定三代为卖出。不料定三在6月22日被抄获，并供出是殷焕然主使。局长余晋和派人赴殷宅搜查，搜出证据甚多，于是殷焕然被停职，并赴第三科质讯。殷焕然贩毒事件被呈报市政府后，市长袁良大怒“以殷身为警察官吏，竟敢大胆贩卖烈性毒品，实属罪无可恕”，主张严惩。殷焕然案后恰逢《严禁烈性毒品暂行条例》颁布，按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殷被判处枪决。殷焕然入狱后，托人四处奔走，花费数万，据报载，袁良召集各局大小职员，说“嗣后如有为殷关说者，本人即认为有重要嫌疑”，之后再无人为殷关说。对于殷焕然案。袁良认为“以公务员之现任警察官吏，知法故犯，罪不可逭”[317]，力主从严惩办。殷焕然在狱中待遇优厚，关押在单间，由警察伺候，吃喝均极适口，唯有一条就是不准接见亲友，殷焕然自嘲现在是“三不主义”，不知睡觉，不知饥渴，不知月日。殷焕然与定俊于1934年9月2日上午五时一刻在天桥刑场执行枪决。[318]殷焕然案后又有保安二队分队长于伴琪贩毒案被爆出[319]

四、个案研究——王大森案

北平有很多有名的毒犯，如殷焕然、薛义之、王大森等人，这三人都被处以死刑。然与其余两名毒犯不同的是，王大森采取了一种更隐蔽的贩毒手法，使他在很长的时间内享有与贩毒犯身份相反的声望。

王大森，天津人，素有鸦片烟瘾，原为保定某药房的伙计。来平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路北十四号居住，1928年开设了王大森救累丹药铺，初开设药铺的成本为300元，以后又加本洋200元，前后共投资500元。王大森在北平数年之久，发财达数百万，他发迹的根本就是救累丹。救累丹的制作以秘传神方著称，其制作过程操于王大森一人之手，极为神秘，无人可以窥见。救累丹的所有配药也由他一人经手。王大森声称，救累丹内含有20余种药材，其中确有鸦片，然经过炼制再加上各种药品为佐，不致有害。王大森不仅在北平前门大街路东设有分号，天津设有支店，保定城隍庙商场内设有药店，还在河南郑州老西门内协和长及石家庄石门商场内瑞记商号均有代售救累丹药品。1934年春，将骡马市大街的药铺又扩建为楼房。

据王大森供称，救累丹用药料20余种，每千两药料加鸦片90余两。药内所用鸦片买自山西稽核所，买上鸦片后就近在山西裕昌汽车行内所设批销处将烟土熬成烟水，用白毛边纸浸入烟水内，将纸晒干携回北平。之后再将白毛边纸用火烤后，将纸研成纸灰，加水成为纸灰水，再以白毛边纸浸入纸灰水内，将纸晒干、火烤后研成纸灰，仍加水成为纸灰水，再以毛边纸浸水、晒干、火烤、研成灰，这时才将其加入药品内。通过这种做法，救累丹屡经化验，均未能验出毒质，并且在服用后，药力能达于四肢，因此营业很是发达。天津的救累丹分销处，每月可卖洋1000余元，郑州老西门内协和长每月可卖洋二三百元，石家庄瑞记商号每月可卖洋100余元，北平每日卖洋在50元左右，每年通共卖洋一万五六千元，可每年纯利润可得5000元左右。

王大森每年仅制作两批药丸，每批制3000余料，每料重不足20两，制成后装于盒内售卖，大盒100粒计重九钱，中盒40粒计重三钱七分，小盒20粒计重一钱八分。

1934年王大森将未提炼的烟纸晒在院子中，即赴山西，因北平下雨女仆将未提炼的烟纸拿入屋中，放入已研成药品中。王大森回北平后，将药制成，正是在这批救累丹中，才检验出其中含有的毒质。[321]

图2。8王大森救累丹说明书

《鸦片》，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065-004-00762，1934。

王大森的儿子王克舜，素好往妓院冶游，纵情酒色，花费甚多。王大森常以其不肖，在各大报刊刊登广告，声明与其子脱离父子关系及经济关系，不料王克舜见广告后怀恨在心，向公安局侦缉队告密，指出其父所售之戒烟救累丹为白面的“变相”，并报告其制作救累丹藏身的地窖。公安局立即派人缉捕王大森，并按其子提供的线索搜查地窖，果然发现制毒器械与原料。在王大森被捕后，侦缉二小队在骡马市十四号后院牡丹花池内刨出烟土两大包，重约二百两，还有熬熟的烟膏五十余两。[323]王大森的救累丹曾经北平协和医科大学检验声明该药并无毒害，应准销售。实际上在化验之前王大森已经委托他在公安局的朋友贾某将有毒的药丸换出，用王大森提前制好的无毒的药丸代替。[324]嗣经卫生局精密化验，验出其中含有白面成分。救累丹暗中掺入大量白面，服用该丸者，嗜毒日深，永为毒累。名为售戒烟药实为贩卖白面。[325]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王大森在北平审判期间，有一个名叫白仲泉的人给北平高法去信，称他的吗啡烟瘾被救累丹治愈，为王大森分辩，称王大森有“救国救民之功”。[326]

图2。9白仲泉致法院院长的信

《鸦片》，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065-004-00762，1934。

王大森并不是唯一一个以戒毒的名义售卖鸦片的。东四牌楼北马大胡同门牌十四号居住的医生李宝臣，他所售的戒烟灵药叫卫生散，李宝臣的卫生散功效不在救累丹之下，“凡有阿芙蓉癖者，可用此散以代烟”，故吸毒者争先购买，销路日广，营业发达，李宝臣获利颇厚。不料有人在卫生局将医生李宝臣控告，谓“所售卫生散，内有鸦片毒质，若久服此散，不但永无断戒烟瘾之望，反使吸烟者时刻不能离此药，至时不服，其痛苦情形，真与犯烟瘾同”，卫生局因为卫生散经前警厅官医院长潘运笙，及那丹珠等化验核准，李宝臣又领有执照者，唯恐有挟嫌诬控之事，所以购得卫生散，送交协和医院，详加化验，以辨真伪。经化验结果，果然其中含有吗啡百分之二三，卫生局立刻将李宝臣传局讯问，李宝臣无法狡辩，供认不讳，卫生局缴销李宝臣的售药执照，永远禁止售卖卫生散。[327]还有号称随吸随戒的参茸戒烟丸等。[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