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课 学前儿童语言获得的基本规律（第4页）

近来媒体忽然对我们的母语感起兴趣来，新闻、报道、文章多有涉及我们的语言能力，讨论我们的汉语水平。从学生作文，到汉语言知识比赛，都有证据说明我们当代的语言教学、语言水平之低，有文章题目就是：“20年后，中国人还会用汉语吗？”

有些人说我们中国人出现了汉语危机，这大概是真的。然而实际上，学生们的遣词造句、作文水平、表达能力，等等如何，是次要的；汉语言知识不够也是次要的。只要开口能说，只要不妨碍交流，就可以了。今天的中国本来就是由一种壮观的移民文化占主导地位，从乡村移居都市，从实在移居虚拟，从熟人社会移居陌生社区，从自信移居未知，移民文化对语言的要求并不高。人们不需要精致得纤巧、完整得晦涩、语法准确得如作文的语言。

如果不尊重我们的时代特征，我们就容易陷入一种机械的迂腐的状态。三四年前，我在美国跟一位教汉语的教授聊天时，也遇上了这种语言的时代变迁案例。教授和学生远离中国大陆，自然把汉语语法当作经典律令遵守，但教授问我，为什么大陆人说话写文章都不遵守语法逻辑了？他举例说，大陆人的文章里常有“东东”“给我一个理由先”“我（I）服了你（YOU）”，这成话吗？

我们交谈的结果，是我们都同意汉语的活力，汉语在今天有着新生的契机。确实，我们的社会变迁剧烈，语言自然属人、为了人、服务于人。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语言的活力和个性。

我就见过出版社的编辑加工书稿，把作者的很有个性的文字都改成了书面语。比如，作者不爱用“的”字，编辑统统加上去，一个句子里就有三个甚至四五个“的”字；作者省略因果一类的助词，编辑就代作者加上“如果，那么，”“因为，所以，”，等等。结果，作者的文章比中学生作文还要显得诡异。

真正值得忧虑的不是语言是否符合文法，而是语言的当代品性，即汉语是否对得起我们的时代、我们中国人民。从这个角度看，汉语的危机是深重的。

我们转型的社会有这么多事件、问题、现象，需要观察、强调、解答，sowhat？我们听不到多少声音，原因并不仅是人们的勇气不够，而且是人们的语言能力不够，是汉语不能“与时俱进”。我们的母语无能于表情达意。虽然，十几亿人每时每刻使用的也就是千儿八百字词，但我们早已在借用别人的语汇来表达我们的内心。

这当然有很多原因，比如汉语言教学的僵化，这是教育体制对语言能力的扼杀。还有一种表达传播的僵化，即主流媒体对边缘人群的语言创造的轻视敌意，它们不能吸纳后者的成果，这是社会体制对语言能力的扼杀。网民、人民大众创造的鲜活的语言不能得到尊重、传播。因此，我们眼见的语言也就显得面目可憎、寡然无味，甚至我们知识分子的语言也日益纤弱。

报上还说，留学生们的汉语水平较之国内人要高，这大概也是真的。他们生活在另一种语境里，对语言的差异自然敏感。我的朋友张健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政治，但他回来做论文时，热衷于汉语交流，借助手机不断地挑战朋友们的汉语水平，他自己做对联，也出对子让我们对。水平之高、想象之妙，实在让人叹服。可惜我不断地删除手机短信，让这些精彩的对子消失于语言的沙漠里了。

我想到传统汉语的困境。它发展到后来，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对联，竟然也是对子。一个民族的上层精英的心智用来对对子，是语言的幸耶不幸？虽然有顾炎武们力倡实学，但汉语仍不免空疏。以至于有清一代，中国人无能说清楚自身的生存状态。全面滞后的社会、无数量的人生细节，消失在大言炎炎之中，消失在无数的语言垃圾里。只有对联，这种语言形式反映起人生社会来，才差强人意。但是传统汉语的命运却也注定了，如我们看到的，它需要其他语种来进行解释。

不过，张健的对联做得实在太好了。我现在能记起的一联可证：连雨四天读书人乐，一爆再爆井下心寒。张健还出过一上联：来的都是客，我的下联是：逝者如斯夫。

也说汉语的“词汇量”（节选）

何南林

长期以来，汉语不但以难学著称，而且还常常被指责为词汇欠缺、表达贫乏。生为汉人，真可谓双倍之不幸——语言学习所需的时间本来就已经比别人多了好几倍，不料最终学到的东西还不及人家几分之一。

毛先生便为这种论点提供了具体数据：“我们知道，汉语一部普通的《新华字典》所收单字（含繁体、异体）是一万一千一百个左右，清初所编的《康熙字典》所收汉字是四万七千多个，最近出的《汉语大字典》所收汉字也才五万六千个。与英语相比，汉语的词汇量是非常小的。即使一部欧美普通学生所用的字典所收单词也至少在十六至十七万个以上。如著名的《牛津字典》所收单词是六十多万个。篇幅最大的《韦伯斯特大词典》所收单词几乎达到一百万之多。仅从词汇量来比较，汉语和英语在这方面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

显然，毛先生“汉语词汇量非常小”这一结论，是用“科学方法”计算出来的，即：拿英语单词总量减去汉字字数总量。显然，这么简单的题目，连小学生都难不倒，根本用不着毛先生亲自动手。不过，小学生同时还知道，加减法的运算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单位”必须相等。例如，五匹马与四头牛就不好相加；七颗白菜减三根萝卜也不知该等于啥。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人给你开工资，年薪一百万，你一定欣喜若狂，找不着北；但万一他后面再补上一个“分”呢？由此可见“单位”之重要。

英语的单词由字母组合而成，但汉字同样也可以组合成词；如果说，英语26个字母组成的词可达百万之巨，那么，五万六千个汉字相互搭配又能组成多少个“词”呢？

《现代汉语词典》前言写道：“这部《现代汉语词典》是以记录普通话语为主的中型词典，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词典中所收条目，包括字、词、词组、熟语、成语等，共约五万六千余条。”

不用说，区区“五万六千余条”与英语的上百万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定义汉语的“词”。

先来举个简单的例子。众所周知，英语一个星期中的七天，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个个都是专名。不用说，它的词汇总量中必然包括这十九个单词。然而，翻遍全世界的《新华字典》《汉语辞海》，恐怕也找不到“星期一”“二月”这样的词条。《现代汉语词典》仅仅收录了“星期”，这也就是说，使用者只要自己在后面填上一个数字，便可以表达任意一个具体的日子，因而完全没有必要把一星期的七天、一年的十二个月统统列举出来。诚然，它的确收了“星期日”一词，但实际上也是可有可无。因为，没有一个讲汉语的人是在查了词典以后才知道“星期日”的，也极少有人会为了“星期日”去查词典。事实上，假如不是有意提醒，恐怕根本就不会有人想到词典里居然会收有“星期日”这样一个词条。换句话说，编者即使不收，也绝不会有人指责“不全”；相反，一部英语词典，若是少了Sunday，便堪称重大疏漏。当然，讲英语的人也是在“识字”之前便早已知道了Sunday，但不同的是，他们还要学习如何书写，更难免因遗忘而核查。反之，中国人只要记得“星”“期”“日”这几个汉字，就绝不存在“星期日”如何写的问题。词典不收的词，当然也就意味着记忆中无需保留。讲英语的人，是否个个提笔能写Sunday，January，我们没有真凭实据，不敢妄下结论；但至少中国人，即使已经拿到四、六级证书，真要抓来测试一番的话，恐怕就有不少要当场“出丑”——写不全这十九个普普通通的日用词汇。

我们且来设计一段对话。

甲：“就这么点活，星期一该干完了吧？”

乙：“星期一？星期八也干不完！”

日历上当然没有“星期八”这样的日子，而乙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为了发泄或者抱怨，以表示事情之不可能。对方自然立刻也能明白他的意思——至于相不相信那是另一回事。那么试问：这“星期八”算不算一个“词”呢？有人可能要争辩说，既然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物，那当然就不能算。但神话故事中的人物都没有现实对应物，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凤凰麒麟、雷公电母呢？照此而论，岂不是连上帝魔鬼、天堂地狱都要废除吗？假设父母给小孩讲故事，编一个童话王国，里面的荒唐国王偏要以八天为一周，把星期八定为星期日，谁又能说不行呢？倘若承认了“星期八”，岂不也可以有“星期九”“星期十”“星期十一”乃至“星期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九”？这样的“词”，可以说要多少有多少，永无止境。

汉语词典不收“星期一”“二月”“猪肉”“牛肉”，并不能否认这些“单词”的存在，更不能由此而认为汉语民族没有这样的概念。唯一能够证明的，就是汉语完全用不着像英语那样，把它们当成正儿八经、需要认真学习、刻意记忆的单词。事实上，它们只是借助于“一”“二”“星”“期”“月”“肉”等普通汉字，若有若无、隐隐约约地“寄存”在大脑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召之即来，临时凑合，用毕解散，各归原处。简言之，讲汉语的人是“记字不记词”。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赋予了汉语许多方便。

于是，问题便归结为，一种语言的“词汇量”究竟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假如完全根据词典而定的话，英语显然就捡了个大便宜，而汉语便颇有些“傻帽”——谁让你不收呢？然而，这样的比较能说公平合理吗？

汉语中根本就没有“词汇量”这样的说法，因此也就根本不可能统计出“词汇量”的大小。汉语民族衡量文化水平，用的是“字数”，而不是“词数”。一个人只要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汉字，就可以像玩积木一样，随心所欲地组合出无数个词来。

汉语的“字”与英语的“词”，其区别简直就有如白菜萝卜，鲤鱼麻雀，单位迥异，二者之间根本就不具备可比性。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比如，选择某个特定的“文化程度”如小学或中学为基准，分别审查双方各自所能达到的水平，以及这一水平所能发挥的作用，则也不妨用来充当一种比较标准。

按照现行的教学要求，小学识字量为2400，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识字量为3800。这也就是说，中国人小学还没毕业，就已经“丝毫不会感到有任何阅读方面的困难了”。那么反过来，英语民族要想“读懂百分之九十的流行于社会的一般文本”，究竟需要多大的词汇量，这样的词汇量究竟又要上到“几年级”才能掌握呢？

我们这里不打算列举具体数据，且看一个“间接”的例子：纽约市立大学唐德刚教授说，该校十万学生，其中有一半看不懂《纽约时报》。

辜正坤教授指出：“词法、语法的严谨形式虽然有助于西方人陶冶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的严谨性，但是由于要掌握这种语言的繁琐形式必须花很大的功夫，因此从学习成本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一优点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了。我们以幼儿学习一门语文所需要花费的经历和时间来看这个问题。中国儿童记住2000～3000个汉字，就可以阅读《人民日报》而不会有多少生词。印欧语系的儿童即使记住了8000左右的单词，在阅读《华盛顿邮报》时仍然会有很多生词。举例来说，当人民日报出现‘水仙花’这个单词时，中国儿童尽管也许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花，但是他不需查字典就知道这是一种花。‘水仙’两个字也是常用字，可以帮助儿童判断这种花至少不是**、桃花、牡丹花及许多儿童已经知道的种种花卉。也就是说，他即使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具体的花，他也已经知道：（1）这是一种花；（2）这不是别的所有那些他已经知道的花。知道什么是一种知识，知道什么东西不是什么，也是一种知识。因此，如果将这个词中所含的信息量规定为3，则中国儿童已经不教而知其2！可是，对于一个印欧语系的儿童来说，恐怕就不是这样。如果将这个词所含的信息量照样规定为3，则西方儿童所能获得的有效信息量只能是0！以英语为例，水仙花叫narcissus，如果该儿童不知道这个单词，他就无法根据这个词本身的组成部分推知它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词的组成成分没有太多的常用的可以令人一望而知是什么东西的那种成分。narc有‘缉毒探员’的意思，narco有‘麻醉、昏睡’的意思。但它们一方面不属于最常用的词类，另一方面也不能暗示这个词本身是一种花。而且儿童还未必能把narc单独分离成一个词。因此，印欧语系儿童面临的是一个完全的生词，不知道就不知道，必须作为一个完全的生词来记住。当中国儿童看到‘水仙花’这个生词的地方的时候，他可能略一停顿，根据自己的理解便继续读下去，而印欧语系的儿童却会因为这个生词而完全给卡住了，因为他如果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生词是什么意思，他就难于决定究竟它是一个具有关键意思的词呢还是可以跳过不管的词。在这种情况下，印欧语系儿童对于这个生词的信息吸收量几乎等于0。2大于0，因此使用汉语的中国儿童比使用英语的西方儿童的平均吸收阅读信息要大2倍！当然，应该考虑到，英语中也有许多孪生词的前缀、后缀等词法形式可帮助印欧语系儿童分析所阅读的词类大概是属于哪一类的词类及词义。但是，要知道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事先记住这种抽象的没有任何图画性特点的成百上千的前缀、后缀本身对人的记忆来说就是一个挑战。让儿童先去记住这些东西是不现实的，很可能让他们厌烦这种语言学习。所以，就总体而言，记住2000～3000个汉字的儿童可以比较容易地阅读《人民日报》，而记住3000个英语单词的印欧语系儿童阅读同等程度的英语版《人民日报》时，却会困难重重。

教育部《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语言部分）

（教育部2012年9月）

语言是交流和思维的工具。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特别是口语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语言的发展贯穿于各个领域，也对其他领域的学习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幼儿在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同时，也在发展着人际交往能力、理解他人和判断交往情境的能力、组织自己思想的能力。通过语言获取信息，幼儿的学习逐步超越个体的直接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