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明清（第3页）

图11-16刘墉行书立轴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另有青原、香岩、东武、穆庵、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字号。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长于显宦之家，他的祖父刘棨是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是雍正二年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刘墉是乾隆十六年的进士，同年授翰林院编修。后担任内阁学士、湖南巡抚、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官职。刘墉为官虽在乾隆朝奢靡之风最盛期间，但他为人正直、生活节俭，以秉公清廉、遵守礼法著称于时。嘉庆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卒于京。谥文清，人亦称刘文清。

明代以来的帖学传统大多是流畅婉丽或恣肆跌宕的。刘墉书法的外表给人一种朴拙的感受，内涵却十分深厚。细细品味，其点画转折全由古人法帖而来，而且能够举重若轻，巧妙地运用古人之法却又不露痕迹。章法疏朗淡雅，用墨深沉浓重。外观圆润丰腴，而骨力坚凝。

刘墉在笔墨技巧上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每当对客挥毫，所用的执笔方法是手指死捉笔管，大指食指成圆圈状的“古龙睛之法”，以便展示其运腕力的水平。除“古龙睛之法”外，刘墉作书还多用“裹笔”，且用墨浓枯相间。清代包世臣曾云：“其笔法则以搭锋养势，以折锋取姿，墨法则以浓用拙，以燥用巧。”[8]

在结字上，刘墉特别讲究字的参差错落。包世臣对刘墉的结体特点有一总结，十分准确：“（刘墉）结法打叠平面，放宽一角，使白黑相当，枯润相映，以收插花援境之致，卷帘一顾，目成万态。”[9]刘墉的字，有的地方笔画密集，笔墨厚重，有的地方又用较细的线条造成局部的留白，使黑白相当，构成松紧的对比，极有视觉效果。

王文治

图11-17王文治题跋作品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王文治自幼聪颖过人，其少年家贫，无钱买书，但其勤奋好学。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乾隆二十八年（1763）授翰林院侍读，并充会试同考官，一年后任云南临安知府。乾隆三十二年（1767）因下属失职被罢官。其后他经常来往于吴、越之间，曾在多所书院执教，乾隆三十六年（1771）接掌杭州崇文书院，自命为“西湖长”。王文治擅长诗文，与当时著名散文家姚鼐交谊深厚。他早年曾随朝廷派出的使团出使琉球（今日本冲绳），中年以后信奉佛教，精研释典，并长年吃斋。嘉庆七年坐逝于家中，享年七十二岁。

王文治一生在很多方面都有建树，他的诗工整精练，与袁枚、蒋士铨、赵翼并称为“袁王蒋赵”。又精于音律，曾帮助制作新曲，教习歌伶。他还擅画，尤其善于墨梅，还长于鉴赏等。一生主要著作有《王梦楼绝句》《梦楼诗集》《梦楼选集》《鹤归楼》《蝶归楼传奇》等传世。

在王文治众多的才艺当中，论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他的书法。蒋宝龄《墨林今话》云：“（王文治）以书法妙天下。”他是清朝中期帖学书家的典型代表之一。从他的传世作品看，王文治和清代的许多书家一样，曾取法“二王”，但其用力的对象还有董其昌，无论是行书还是楷书，都明显受到董其昌的影响。在其年轻时，他习字还从同乡前辈笪重光处取法，而且受其影响也颇深。从王文治的书法来看，其飘逸婉柔的点画和妩媚匀净的结体，的确透露出与笪重光、董其昌二人的师承关系。而线条的扁薄，更是浸染于笪氏书法的结果。除笪、董二人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王文治中年以后潜心禅理，对于有关佛经的书法尤其用心关注。他曾收得张即之的写经墨迹，临摹学习，因此其书风与张即之、笪重光一样有用笔扁薄的特点，风格则疏淡玄远，颇有禅意。

王文治作书，喜用长锋羊毫和青黑色的淡墨，这与他的天然秀逸的书风有表里相成之妙，故清代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国朝刘石庵相国（指刘墉）专讲魄力，正梦楼太守（指王文治）则专取风神，故世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从传世真迹来分析，王书运笔柔润，墨韵轻淡，行间布白，疏朗空灵，气格风神极其婉美，近于董其昌的书风而更加妩媚，倜傥风流的境界是他人难以仿效的。

王文治传世的书法作品主要为小楷、行楷和行草。包世臣评其小楷为能品下。代表作为《次男文垣圹铭》册页。其行楷书的代表作为《快雨堂偶然书册》，该作品书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时值其五十三岁，乃其中年的力作。这件作品从点画来看，笔笔饱满、到位；从线条来看，中锋用笔、藏锋起笔、收笔有力、力贯笔尖，表现出高超的用笔功底；从章法上看，有行无列，安排精致、巧妙。

历史上，大家对王文治的书法褒贬不一。清姚鼐《惜抱轩集》：“（王文治）其书与诗尤能尽古今人之变，而自成体。”姚鼐与王文治交游甚密，也有书名，评论比较保守也较客观。对王文治书法评论的的焦点和最大的价值，是对中晚年取法张即之后，其书风的转变和建立。杨守敬《学书迩言》：“梦楼书法虽秀韵天成，或訾为女郎书。”就提到了王文治晚年取法张即之的好坏、高低问题。他肯定了王文治书法秀逸的一面，但同时也指出了他柔媚有余而气魄不足之瑕疵。这一点晚于他近三十年的钱泳说得比较详细也比较刻薄：“太守天资青苗，本学思翁，而稍沾笪江上（重光）习气。中年得樗寮（即之）真迹临摹，遂入轻佻一路，而姿态自佳，如秋娘傅粉，骨骼清纤，终不庄重耳。”应该说钱泳评得其纲要，是符合事实的。

图11-18郑燮行书中堂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也称郑板桥。江苏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任潍县县令，晚年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擅画兰竹。

郑板桥先世，三代都是读书人，曾祖新万，庠（xiáng）生；祖父清之，儒官，父立本，字立庵，廪（lǐn）生。郑板桥出身贫寒知识分子家庭，幼年丧母，赖后母抚养。少年时从学于乡先辈陆震，二十余岁中秀才，雍正十年（1732）乡试中举，乾隆元年（1736）中进士。七年出任山东范县知县。一年后调任潍县。十三年，乾隆皇帝弘历东巡至泰山，他为书画史。十八年因请赈得罪大吏而罢官。他书画上常用的印章印文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乾隆东封书画史”，“七品官耳”等，可说是其生平的纪实。郑燮为政有干才，痛恨官场腐败作风，同情底层群众。在潍县任上的头两年，适逢山东大灾荒，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痛景象，郑燮采取应急措施，不及申报上司批准，动用官仓粮食借贷给饥民，秋后灾情仍重，他又焚烧了所有贷券，采取以工代赈办法，修城凿池，招徕远近灾民赴工就食；责令邑中大户开厂煮粥和积粟之家平粜囤粮，使饥民得以度过灾荒。但这些措施，却触犯了豪绅富户和腐朽官吏的利益，被诬罢职。他离潍县时，囊橐萧然，仅有图书数卷，百姓痛惜挽留，甚至为其立生祠。郑燮性格旷达，不拘小节，喜高谈阔论，臧否人物。当时即被人称为“狂”和“怪”。罢官后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书法长于行书，杂糅诸体，世称“六分半书”。

赵之谦的行楷书

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甫，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梅庵、无闷、冷君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咸丰九年（1859）举人，先后五次应会试，皆未中。曾居京师应礼部试，取为国史馆眷录，后官至江西鄱阳、奉新、南城知县。赵之谦家族世代经商，至其兄掌管家业，因诉讼而破产。自幼读书习字，博闻强识，年轻时便喜欢金石之学。他与胡澍、魏锡曾、潘祖荫、沈树镛、李文田等金石学者和收藏家来往密切，这些人经常在一起审订、考证金石碑版，在同治、光绪之际形成金石学和碑学研究的又一**。

赵之谦是晚清杰出的篆刻家、书法家和画家。在篆刻上，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对清末民初的篆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书法上，他是清代碑学理论的最有力实践者，其魏碑体书风的形成，使得碑派技法体系进一步趋向完善，从而成为清代第一位在楷书、行书、隶书、篆书诸体上真正全面学碑的成功典范。在绘画上，以书、印入画，开创了“金石画派”，对近代写意花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赵之谦的艺术活动，始自20岁前后，诗作始见于19岁，绘画始见于21岁，篆刻始见于25岁。就现存作品看，其书、画、篆刻三者是相互影响，共同成长的。赵之谦虽很早就对金石之学笃好至深，但其早年受帖学影响，主要得法于“二王”和颜真卿。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克杭州，赵之谦为躲避战乱而出游，曾辗转于浙东及福建一带，后入京师。在这段期间内，赵之谦结识了许多金石学者和收藏家，他的书法风格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帖学转移到北碑上面。

赵之谦的北碑体，由邓石如之法入手，但用笔和结体又与邓石如不同。在赵之谦以前，邓石如、金农等碑派书家大都侧重挖掘北碑中古拙朴厚的一面，重视碑刻效果，有时给人以刻意摹拟之感。赵之谦学北碑，首先从《张猛龙碑》入手，吸收了《张猛龙碑》用笔遒劲峻峭和结字的整齐严谨，树立了自己鲜明的书法风格。而后他又从《杨大眼》和《魏灵藏》等龙门造像题记中撷取其点画的方整和转折处翻笔的特征，从而使其北碑体的点画更加饱满而富有力量。赵之谦取诸碑之长，领悟笔意，舍弃“刻”意，特别注重精神气骨。赵之谦行笔果断坚决且节奏感强，因而其字看上去活泼而不刻板。他除了由诸碑吸取养料之外，在书写时往往随意渗入自己由绘画、篆刻等方面引发而来的意趣，如有意将结构、笔势夸张等。赵之谦的北碑书笔力雄厚，外柔内刚，寓遒劲于流动变化之中。

赵之谦聪颖好学，各种书体皆擅，但其对自己的北碑体楷书最为得意。虽然赵之谦主张隶生于篆，楷生于隶，但他在实践中，将北碑的用笔方法融入到篆隶的创作当中，故其篆书和隶书多呈现出仪态万千、飘逸飞扬的特征。

清代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金石学的兴起，引起碑学书派的迅速发展，新的取法对象引发出新的技法和审美追求，碑学理论的兴起和确立，使书家在各个领域进行大胆地尝试和实践，赵之谦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晚清书坛上独树一帜，为碑派书法开辟了一条新奇的风格路径，产生了极富现代气息的作品。

赵之谦的篆隶成就前面相关章节已涉及，此不赘。

[1]《艺林名著丛刊·画禅室随笔》，3页，北京，中国书店，1988。

[2]同上书，12页。

[3]马宗霍辑：《书林藻鉴记事》，18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4]袁宏道：《徐文长传》，见《东方畸人徐文长传》，3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丁家桐著《东方畸人徐文长传》，3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同上，363页。

[8]《艺林名著丛刊·艺舟双楫》，106页，北京，中国书店，1983。

[9]马宗霍辑：《书林藻鉴记事》，215-21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0]《艺林名著丛刊·艺舟双楫》，84页，北京，中国书店，1983。

[11]《艺林名著丛刊·艺舟双楫》，60页，北京，中国书店，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