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篆刻艺术风格流派鉴赏（第3页）

图13-22

图13-23

文人真正自己动手刻印，相传始于王冕。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浙江诸暨人。出身农家，幼贫好学，当过牧牛娃，也在僧寺做过工。曾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会稽韩姓得知十分惊异，收为弟子，遂成通儒。王冕游京都时，客秘节卿泰不华家。泰不华拟荐以馆职，力辞不就，归隐故里九里山，以卖画为生。朱元璋攻下婺州后，招为谘议参军，未等建立大明，因病卒。

王元章以画墨梅名扬天下，作品花密枝繁，笔墨简捷淡雅，气息清新。亦工诗，精篆刻。著有《梅谱》《竹斋诗集》。他是用花乳石刻印的首位篆刻家，花乳石脆软细腻，容易受刀，表现刀法韵味效果极佳，从而把篆刻创作从写篆到奏刀两个过程用一手来完成，这一印材的发明使治印艺术很快在文人当中普及开来，为以后流派篆刻艺术**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图13-24

王冕的同里刘绩在《霏雪录》中载：“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又言：“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汪右熊巾萄所蓄颇夥，然文皆陋俗，见山农印大叹服，且曰：‘天马一出，万马自喑，于是尽弃所有’。”

王冕传世的绘画作品中钤有画家自刻自用的印章，如“王冕私印”、“王元章氏”、“方外司马”、“会稽佳山水”（图13-24）等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印颇有汉代铸凿之味，这几方印不仅吸取汉人法度，表现了汉印的神采，而且也能刻出他自己的风恪。可塑性极好的花乳石，通过王冕精深的笔墨技法和挥运自如、痛快淋漓的刀法，的确如刘绩所言，令观者大为叹服，是隋唐以来的印章无法与之相比的。

（五）宋元花押印鉴赏

花押印（图13-25）又称署押印，源于宋代，盛行于元代的一种私印形式，一种刻有花押样式的特殊格式的印章。所谓花押，就是“用名字稍花之”，它是将个人姓名或字号经过草写，改变成类似于图案的符号。其最初的形态是南北朝时期的凤尾书，又名“花书”。这种印除具有一般印章的功能外，还有使局外人不易识别和难以摹仿的作用。

图13-25

元代盛行花押印的原因，是因为做官的蒙古人、色目人很多不识文字，也不擅执笔签字画押，于是就在象牙或木头上刻上花押来代替执笔签字。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载曰：“为官者，多为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11]由于元代的盛行，故俗称“元押”。此外，元代还有用蒙文刻成古代符节形式的印，从中剖开，双方各执一半，以为“持信”，称为“合同印”，亦属于押字印一类。

花押印，皆为朱文，形状多种多样。从传世的元朝押印来看，大体上是长方形的，有的仅一汉字，有的仅刻花押，有的上刻姓氏，下部兼刻花押。这上部的文字无论用楷书、隶书甚至篆书，都有一种古拙凝重的风格，是后世创作今体字印章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花押印，在印学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尤为文人雅士所钟爱。它是宋元时期开拓和丰富印章艺术形式的一大贡献。这种印不仅是对肖形印和异形印的发展，而且与肖形印、异形印有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印章中那种似文非文，似图非图的符号图案，大大启发了篆刻家们的思路，加大了印章艺术的内涵和外沿。对以后流派篆刻艺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面貌做出了很大贡献，不失为印坛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然而遗憾的是花押印到明清之际，已难觅其形迹。

（六）明清流派印鉴赏

1。篆刻家林立，出现了文彭、何震、归昌世、汪关、朱简、梁帙等几十家。

2。印学理论的确立，编制印谱成为风尚。如《集古印谱》，是前所未有的。另外时人（包括篆刻家本人）更重视制印谱，使得印谱如诗集、文集一样，成为个人的一种艺术成就的记载。

3。书画已经离不开篆刻，且要比宋、元更为考究和成熟。篆刻作为文人艺事的一种，已为人们所接受，求名家篆刻也蔚然成风，故书画家、诗人、文学家以至收藏家，无不使用保存印章。

图13-26

清代篆刻在明代文、何之后，在理论与实践上得到更大发展，风格各异、派支繁衍，成为专门之学（图13-26）。特别是清代碑学盛行，碑学书家无不兼擅篆刻，除为我们熟知者外，金农、桂馥、何绍基等均精篆刻。清代篆刻与其碑学是相辅相成的，早中期主要的篆刻大家都是安徽与浙江籍的，当然也有侨居扬州的，所以一直有浙派与徽派之说。浙派指“西泠八家”，徽派又有歙派、皖派之说。在浙派、皖派风靡印坛百年之后，作为篆刻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末篆刻走上了一条“印从书出”“印从刀出”“印外求印”的复合型创作道路。至此，篆刻艺术的形式与审美体系得以最终形成。晚清篆刻，名家辈出，就风格而言，呈现出更多样化的色彩，但这些又几乎都是以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三家篆刻为源头的，而且其中成就卓著者，又无不是以上三家的相互组合。

图13-27

文彭（1498—1573），字寿承，号三桥，长洲（今苏州）人，系文徵明的长子，其花甲那年以岁贡生授秀水（今浙江嘉兴市）训导，后改顺天（今北京）府学训导，升国子学录、南京国子监博士，均为教职，故人称其为“文国博”“国子先生”“两京国子博士”。文彭的篆刻直接受益于其父，故尝称：“博士彭，克绍箕裘，问篆印，兴到或手镌之，却多白文。”[12]明代中后期，苏州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大大地推动了各门艺术的发展，文彭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位大家。尽管文彭在从事篆刻活动时《顾氏集古印谱》尚未编纂出来，但他与嘉兴项氏、上海顾氏均有过往，而项顾两家均收藏了大量的古玺印，文彭有幸寓目把玩，从中得到借鉴，吴正场说他的篆刻能“直接秦汉之脉，力追正始”。[13]原因就在于此。文彭对恢复汉印的传统作出了努力，他的圆珠文印（图13-27），参以小篆结体，秀丽典雅，最有特色；白文印（图13-28）则师法汉印，古朴敦厚，质朴天然；刀法明快自如；章法安排也颇具匠心。他的以“六书为准则”的主张，至今仍是篆刻家所遵循的法则。由于文彭的倡导，篆刻艺术“一时靡漫，畅开风气”。文彭一派被称为吴门派。同时，文彭还有幸得四筐冻石，从而把明代文人用石章进行创作的现象推向了**。文彭的篆刻颇有书卷之气，典雅而平和。在篆刻发展史上，文彭继往开来，开创了我国印学史上第一个篆刻流派“三桥派”（亦称“吴门派”）。晚明一些著名的篆刻家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影响，何震、苏宣、金光先等为其大弟子，后均负有盛名，直到清初中期，还有许多印人拜倒在他的印风之下。

图13-28

徽派篆刻兴起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以休宁何震等篆刻名家为中心形成的一个徽州印人群体，人称“徽派”。继何震之后，首先有苏宜、程朴、朱简等专学秦汉，风格苍古朴茂。到明末，汪关父子一变何震之法，专攻汉铸印，以工整流利为其特点。至清初，安微歙县人程邃、巴尉祖、胡唐、汪肇龙努力改变当时的习气，在篆法布局上取得了高度的成就，人称“歙中四子”。这一时期的篆刻家，由于大部分都是安徽籍人，故历史上一般总称为“皖派”（或徽派），开宗立派的邓石如（另行介绍）因为是安徽怀宁人，也有称其为“皖派”的。这种注重籍贯忽略艺术风格的划分方法，常常缺乏严密的科学性。故往往同属皖派，风格却截然不同，这就是我们应当注意的。“皖派”在清代影响广泛，浙江山阴的董洵、王声、江阴的沈风，甚至浙派创始人丁敬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徽派或是皖派，所涵盖的范围是比较宽泛的，特别是明代的徽派与其说是一个篆刻流派不如说以一个篆刻地方群体，何震、苏宣、汪关、朱简等篆刻大家皆有其独到之处和自己的风格流派，之后的徽派皆取法于此，但并不能将其单一化。

何震（1535—1604），字主臣、长卿，号雪渔，休宁人。何震与文彭同时而小于文彭，他深知印外功夫对于篆刻的重要性，因此精研六书、文字学，主张篆刻应以六书为准则。许令典在《（甘氏印集）叙》中称：“自云间顾氏广搜古印，汇辑为语，新安雪渔，神而化之，祖秦汉而孙宋元，其文轻浅多致，止用冻石而急就，犹为绝唱。”[14]认为作篆治印的关键在于用笔运刀，笔有尖齐圆健，刀宜坚利平锋。执刀有力，运刀迅速，刀随意动，意指刀达，刀中有笔，相得益彰，实现了刀法与书法的一致，内容与风格的统一。又创单刀边款，顿挫跌宕，欹斜错落，蕴意深邃，具有气势磅礴、淋漓雄浑的独特风格。创立的印派称为“雪渔派”。安徽、福建、浙江诸地均受到他的影响。其作品不拘一格，充分表现个性。如“柴门深处”（图13-29）印，笔画刚健，字体简洁；“无功氏”，“无”字笔画尖如刺芒；“听鹂深处”（图13-30），虽摹汉印的方整，但也可看到刀锋，给人以“猛利”的感觉。

图13-29

图13-30

图13-31

苏宣（1553—），字尔宣、啸民、朗公，号泗水，歙县人，故其创立的印派被称为泗水派。寓居松江顾从德、嘉兴项元汴两位大收藏家家中时，曾纵览秦汉印章，眼界大开，“知世不相沿，人自为政”，由此而领悟到篆刻创作要有变化。于是将《石鼓》《季札》等碑刻上的韵趣用于篆刻，文字之间故作剥蚀的痕迹，很有金石味。如“苏宣之印”（图13-30）从汉印中来，很有自己个性，刀法老辣，书味盎然。“我居古人实获我心”（图13-31）印刻于明天启二年（1622），印文用古篆，每一笔划的首尾二端都呈尖状，笔势飞动，印文结构重视变化，两个“我”字用不同的写法，以避免印章上部左右二角雷同；刀法亦冲亦切，劲力所到之处石花斑驳，古趣盎然。

朱简（1570—？），字修能，号畸臣，休宁人，其创立的印派被称为修能派。以草篆入印，注重笔意刀韵，使笔画线条之间具有一种呼应连贯自然和畅之意，从而突出笔画造型感。他还开创短刀碎切技法，把每根线条的锲刻分解为短刀连辍，从而使笔划线条产生一种跌宕起伏的节奏感与韵律感，具有涩滞苍莽的金石效果，对后来的浙派丁敬有一定影响。所作“冯梦祯印”（图13-32），切刀的痕迹明显，刀刀表现着笔意。横画都顺着笔势，有的弓形向上，有的向下。直画有的带着斜势，起笔、收笔都较凝重，撇捺笔势分明。放中有收，收中有放，富有新意。朱简还具有很深的印学理论造诣，著有《印章要论》《印品》，在阐述印章的古今流变之余，同时考证了金石碑版法帖之间的关系，还对当时各家印作进行批评，颇有卓见。

图13-32

汪关（约1575—？），字尹子、呆叔，歙县人。原名东阳，因获得一枚“汪关”汉铜印，遂改名汪关，并将自己的书斋名为“宝印斋”。他一变何震之法，直追秦汉铸印，以冲刀法开创一种与何震大不相同的工整雅妍的面目，据说将他的作品杂诸汉印之中，很难辨别真伪。周亮工把明末篆刻家分为“猛利”和“和平”两派，推何震为“猛利”派代表人物，推汪关为“和平”派代表人物，可谓名重一时。所作“子孙非我有委蜕而已矣”（图13-33）一印多达十字，以朱文为之，方整朴茂。印文的笔画以直线为主旋律，方折劲挺，清爽悦目。布局取汉印匀称平实之法，有些结构简单的字屈叠笔画示繁势，以填塞白地，如“子”字的下部、“蜕”宇的“虫”部、“已”字下部和“矣”字上部；有些结构复杂的字减去笔画以求简势，如“孙”字的“系”部，“委”字的“女”部；字里行间的组合，紧实整洁，形成了一个庄严的整体。

图13-33

程邃（1605—1691），字穆倩、朽民。号垢区、垢道人、青溪朽民、野全道人、江东布衣，歙县人。精于金石考证之学，又长于铜玉器的鉴别。程邃治印，初宗文、何，然当时印学界多为文、何所拘，陈陈相因，久无生气。程邃能继朱简之后，力求变法，用古籀、钟鼎入印，尤其是尽收秦朱文印之特点长处，出以离奇错落的手法，自立门户，开创了皖派的崭新局面。周亮工《印人传》称：“印章一道，初尚文、何数见不鲜，为世厌弃。……黄山程穆倩邃以诗文书画奔走天下，偶然作印，乃力变文、何旧习，世翕然之。”[15]董洵在《多野斋印说》中推崇程邃为“能变化古印者”。

图13-34

从程邃传世印作看，其章法严谨，篆法苍润渊秀。以冲刀代笔，运刀取法汪关，而凝重则过之，能够充分表达笔意。篆刻白文印多取法浑朴一类的汉铸印，参以己见而出新意。印文方中寓圆，不露圭角，疏密均衡自然，苍浑凝重。朱文印则多以钟鼎款识之大篆参合小篆入印，并作较粗笔画的印文，追求苍浑古朴、凝重清新的风格，富有笔意。当时名重一时的梁清标、周亮工等人的用印都出自程邃之手。所作“徐旭龄印”（图13-34）为其代表作，此印在形式上取法汉印，但在印文、布排、朱白等方面极尽匠心。印文用笔圆润浑穆，转折处不露棱角，以直线为主，略参弧笔，将动与静有机地结合，庄重中蕴含了灵巧。“徐”字“彳”部的下半部分打破了小篆作竖向取势的方法，运用斜笔结构，与上部笔势协调；“余”部的下方二点，用两个向背的折笔，不同于规范小篆竖画。经如此变化后的“徐”字，产生了避熟就生的意趣。

巴慰祖（1744—1793），字隽堂、晋唐，号子籍、子安、莲舫，歙县人。家境富裕，雅爱收藏古玩和书画、印章，珍品颇多。与程邃、胡唐、汪肇龙为“歙四子”。治印初学程邃，后来变更风格，改宗汉代古印，构思奇巧、章法绵密、字体工秀，得汉印之神而又有自己的面目。赵之谦对巴慰祖的作品甚为折服，曾对挚友魏锡曾说“近来所作，多类子籍”。并把巴慰祖与丁敬、黄易和邓石如相等同，称“丁黄巴邓”。所刻“己卯优贡辛巳孝廉”（图13-35）朱文印，篆体近于六朝、唐、宋之朱文印，但线条较粗，笔力厚实，稳健圆转，布局平正而谨严，规矩而不滞。“孝”上部拉长，以对称“己卯”占地，也使“廉”字缩短些。此印字形活泼，篆法和刀法均显得柔和、徐缓，体现了巴慰祖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