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隶书作品的欣赏（第2页）
甘谷汉简的书法风格，因其时间已临近隶书形成的东汉晚期，内容为汉桓帝颁布天下的“诏书律令”，章法规整，既别于《居延汉简》的篆意，又别于《敦煌汉简》的率意，更别于《武威汉简》的章草味，是东汉隶书的典型范本，与《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即185年）《张迁碑》相近，两者结体扁平匀称、规矩整齐，用笔以圆笔为主，有清丽流畅、逸致翩翩的特点，但朴实雄健、端庄遒劲之趣却类似于比其晚10年的《史晨碑》（东汉建宁二年，即169年）；而笔势放纵、不受拘束、姿态横溢、有意夸张撇捺的特点，又近似于晚其5年的《孔宙碑》（东汉延熹七年，即164年）。这足以说明，东汉碑刻隶书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简书的营养。
图6-12
就其书写风格而言，这批汉简，简文墨书，出自一人之手。先编后写，索绳二编，留有空当，整齐划一，分为三段，隶书抄写，一枚两行，每枚60余字，第五枚多达74字。（图6-12）字体为规范汉隶，行笔笔画由圆转变成方折，并演绎出骏发之波磔，结体由坚长变成横阔，产生俯仰之势，但又独具风格。在用笔上，改变了秦篆匀速圆转的线条，行笔有迟速缓急之变化，左磔右波，轻重顿挫，起笔藏锋逆入，形成蚕头，收笔藏露兼之，托出独特的雁尾或掠脚，形成厚重而飞动，端庄而灵巧的笔势。如其中的“元”字，末笔笔画在竖弯处，就余力向右顺势铺毫，展出一个很长的捺画，姿婉态妙，势刚力柔，藏头护尾，兴味绵长。捺画的夸张，既是意兴，又是匠心，这是甘谷汉简用笔上的一大特征；在结构上，一改秦篆竖长之形，将舒展、劲健、质朴的点画组成扁横结构，给人以宽绰开阔、严谨豪放的美感。同时，以向背、俯仰、起伏、聚散、欹正、方圆、争让、动静等矛盾相互变化，互为依存，给人以和谐、自然、统一、平衡的韵律感。在章法上，每枚书写两行，纵贯行气，横画齐平，每行各有气势，相互照应，右行字形小处，左行字形即大；此行生波磔横书，彼行发竖笔直下，错落参差，极露灵性，真乃布白比汉印、章法启行草，其风采神韵为其它简牍所少见。
2。两汉碑刻书法
两汉碑刻隶书，是隶书艺术的最高成就，所谓汉隶，主要便是指汉代碑刻隶书。同时，汉代碑刻隶书也是今文字书法发展演变的源头，标志着书法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期碑刻，现今尚有200余种，有的原石已不存，仅留拓本。西汉刻石文辞简短，多数还没形成碑的形制，其功用中的礼仪文化色彩远不能与东汉碑刻相比。刻工时用单刀冲刻法，呈现出一种拙朴苍劲的本色，精美华丽的作品几乎没有出现。在布局上，时用竖线界格，人为地把扩充了的书刻空间缩小了，似受简牍书写习惯所拘，这也与很少用界格的东汉碑刻不同。《莱子侯刻石》《麃孝禹刻石》就是比较典型的界格西汉刻石隶书。东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晚期，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由于东汉实行厚葬，为歌功颂德而大兴碑刻，成为官方正体的隶书在石刻中充分展示出艺术的光彩。东汉碑刻至今还存100多种，大多集中在山东，尤以曲阜孔庙里的碑刻群最令人注目。又大多为桓、灵两帝时所立，书风各具特色、灿然可观，被世人奉为隶书之极则。
就两汉隶书碑刻的风格而言，历来就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如朱彝尊把汉碑分为方整、流丽、奇古三类；王澍则分为雄古、浑劲、方整三类；康有为则在《广艺舟双辑·本汉第七》中把汉碑隶书分为骏爽、疏宕、高浑、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八类。这些分法各有其道理，但也各有其不足。
结合上述观点，我们大致可将汉代隶书风格划分为三类：
一、方拙朴茂，峻爽凌厉类。这类汉碑有《张迁碑》《鲜于璜碑》《建安六年残碑》《衡方碑》《张寿碑》《耿勋碑》《刘熊碑》等。
二、典雅凝整，法度森严类。这一类汉碑根据笔法又分为两种，内劲类如《礼器》《史晨》《乙瑛》《华山庙碑》《娄寿碑》《张景碑》《朝侯小子残碑》等；灵动飘逸类如《孔宙碑》《尹宙碑》《韩仁铭》《仓颉庙碑》《孔彪碑》《曹全碑》等。
三、奇古浑朴，诡谲多变类。这类碑刻有《夏承碑》《祀三公山碑》《鲁峻碑》等。
（1）隶意初现的《五凤刻石》
《五凤刻石》又名鲁孝王刻石（图6-13）。公元前56年（鲁孝王三十四年，即五凤二年）刻，此石于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重修曲阜孔庙时，得自鲁灵光殿基西南三十步之太子钓鱼池。当时工匠取石维修孔庙，提领修庙的开州刺史高德裔随即移石入孔庙。石长71。5厘米，左高38厘米，右高40厘米，厚43厘米，石灰岩质。刻字为“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3行，隶书，仍带有篆书笔意，简质古朴。刻字处宽25厘米，高24。5厘米，凿成龛形。五凤二年即公元前56年，鲁孝王三十四年。左侧刻高德裔发现此石的题记。此刻石字数不多，但体现出的艺术信息却是极为丰富的。其线条浑厚圆润，有篆籀气息，高古凝重，品位远接三代；其结字舒展自然，收放自如，大气浑朴而毫无粗糙之感；历经岁月所形成的斑驳之气更增加了此件刻石的神秘意味。此碑上接先秦篆字之古雅，下启两汉隶书之奇肆，诚为两汉刻石之瑰宝。
图6-13
（2）引篆为隶的《祀三公山碑》
图6-14
《祀三公山碑》（图6-14），全称《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俗名《大三公山碑》。东汉元初四年（117年）立。今在元氏县西北三十里封龙山下。结体介于篆、隶之间，亦称“缪篆”。清杨守敬评：“非篆非隶，盖兼二体而为之，至其纯古遒厚，更不待言，邓完白篆书多从此出。”[20]碑文笔画由秦篆的圆转，变为汉隶之方折，书风古劲而茂密。翁方纲云：“碑凡十行，每行字数参差不齐，字势长短不一，错落古劲，是兼篆之古隶也。”[21]方朔云：“乍阅之有似《石鼓文》，有似《泰山》《琅玡台刻石》，然结构有圆亦有方。有长行下垂，亦有斜直横拂。细阅之下，隶也，非篆也；亦非徒隶也，乃由篆而趋于隶之渐也。仅能作隶者，不能为此书也；仅能作篆者，亦不能为此书也；必两体兼通，乃能一家独擅。”[22]
碑文篆隶相兼，是由篆入隶之作，其渐减篆之萦折，为隶之径直，有的字还有草篆之意，书法劲古，笔锋遒劲浑厚。清代书法家多有模仿，尤其是篆刻家十分重视学习此碑书体。清代康有为、杨守敬称之为“瑰伟”。日本书道界人士也称其为“神碑”。此碑对国画大师齐白石、吴昌硕的书法篆刻艺术的发展、形成，也起过重要作用。据传当年齐白石得《祀三公山碑》帖，如获至宝，认真领悟、习摹，爱不释手。正因为他能够博采众长，才开创出一种既含前人又孕自我，方正奇险、天趣横生的独特风格。
（3）摩崖之范《石门颂》
图6-15
《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图6-15），简称《石门颂》，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为杨孟文（名渔）再次修凿褒斜栈道以作的纪功刻石。原刻为竖立长方形，20行，行30、31字不等，纵261厘米，横205厘米，文共655字。布局大致齐整，显露出一种精心的安排。
《石门颂》为隶书成熟时期纵逸奔放书风的代表作品，一方面具有汉隶的典型风格，字形扁方，转折、波磔较为明显，反映出中国文字和书法发展史上由篆而隶的嬗变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符号化、抽象化、造型的浪漫性和装饰意味及用笔上的抒情与夸张—节奏感、运动感的强化，体现了书刻者书法表现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石门颂》继承了古隶的率意性与篆书的简洁性用笔，以圆笔为主，并把方笔与圆笔巧妙地融合，富于变化；起笔逆锋，含蓄蕴藉；中间运笔遒缓，肃穆敦厚；收笔回锋，少有雁尾而具掠雁之势。笔画圆劲流畅、古厚含蓄而富有韧性，毫无矜持做作之态。其结字极为放纵舒展，体势瘦劲开张，意态飘逸自然。通篇看来，字随石势，参差错落，纵横开阖，洒脱自如，意趣横生。其潇洒自如的波挑，体现着文人回归大自然书写的开放情怀，加上民间工匠的锲刻，又为《石门颂》置入了民间的质朴意味，铸就了《石门颂》既有原本隶书的质朴随意，又有人文情怀流露的独特艺术魅力，显示出《石门颂》不拘一格的奔放品格、以及阔大的自然气象。
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云：“命字垂笔长过一二字者，因石理剥裂不中接书而垂下耳，非可以律隶法也。”[23]此摩崖书法古拙自然，富于变化。通篇字势挥洒自如，奇趣逸宕，素有“隶中草书”之称。杨守敬《激素飞清阁平碑记》说：“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24]书体被康有为推为逸品第一，允为汉隶中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
（4）奇峰独立的《西狭颂》
图6-16
《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图6-16），亦称《李翕颂》《黄龙碑》。东汉建宁四年（171）刻。在今甘肃成县。系摩崖石刻。为著名的汉隶范本。宽340厘米，高220厘米，上有“惠安西表”四字篆额，正文阴刻20行，385字。每字约4厘米见方。碑文末刻有书写者“仇靖”二字，开创书家落款之先例。碑文除记述东汉武都太守李翕的生平和屡任地方行政长官之卓越政绩，主要颂扬了他率领民众开通西狭道路、为民造福之德政。
《西狭颂》是我国东汉时期杰出的摩崖巨构，其文体优美，遣词精彩，集篆额、正文、题名、题记及刻图为一体。结字高古，庄严雄伟，用笔朴厚，方圆兼备，笔力遒劲，其气韵高古的书法艺术和宏朴简劲的汉画风格为中外书画家称赞不已。此碑书法，用笔不失篆书之圆劲，笔画已为成熟之汉隶，格调高古，线条优美，结字开张雄放，大气夺人。其风格开张似《石门颂》而笔画优美则过之；笔画秀丽似《乙瑛碑》而刚劲疏朗则过之。故此碑为集汉隶之大成，兼收众美，风格独立，汉碑之杰构耳。
（5）无奇而绝的《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
图6-17
《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被清人推崇为汉碑“三杰”，均与祭孔有关，现均藏孔庙碑林。
《乙瑛碑》全名《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图6-17），东汉永兴元年（153）立，十八行，满行四十字，无额。原存山东曲阜孔庙，现置曲阜碑苑。
碑文主要记载鲁相乙瑛上书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执掌礼器庙祀之事，桓帝准可，碑中刻有奏请设置百石卒史的公牍和对乙瑛的赞辞。因遴选的百石卒史为孔和，所以此碑又称《孔和碑》。碑末刻有“后汉钟太尉书，宋嘉祐七年张稚圭按图题记”。考锺繇年代，乃后人伪托无疑，正如明代赵崡所言：“其叙事简古，隶法遒劲，令人想见汉人风采，正不必附会元常也。”
《礼器碑》全称《鲁相韩勅造孔庙礼器碑》，桓帝永寿二年（156年）韩勅立，又称《韩勅碑》，此碑四面皆有刻字，碑文内容为建碑出资者的姓名、官职和金额等。
从整体风貌而言，《乙瑛碑》具有庙堂之气。该碑风格既不像《石门颂》那样豪肆，也不像《曹全碑》那样秀润，而是介于二者之间。它又比《礼器碑》多一分沉厚，比《史晨碑》多一份雄强。其用笔沉著厚重，结字端庄雍容，体现了正统审美风格的追求方向。正如清代方朔所言：“（乙瑛）在三碑为最先，而字之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王篛林太史谓雄古，翁覃溪阁学谓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不虚也。”[25]
从技法角度看，《乙瑛碑》用笔方圆兼备，结字匀适调和，章法规矩合度。《乙瑛碑》是隶书完全规范化的极致，具备了汉隶的全方位的表现手法。其用笔不像《张迁碑》那样多方笔，也不像《曹全碑》那样多圆笔，而是多切锋方笔入纸，顿笔圆转出锋，刚柔相济。平画表现最为明显。作为汉隶最重要表现特征的波磔画明显突出。其结字，笔画排列匀整，近小篆之排叠布白，没有大的松紧变化，字内空间较平均，笔画向四周均匀排布，不像《史晨碑》和《曹全碑》那样刻意突出长大的主笔画。其章法如同许多汉碑一样，横成行竖成列，字距略大于行距，呈森然气象。因此，前人有学隶书宜从《乙瑛碑》入手的说法。原因便是《乙瑛碑》属平正规范一路，适合初学。自《乙瑛碑》入手学隶隶，左可通雄肆一路，右可通雅逸一路，可谓左右逢源，进退裕如。
图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