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要实验事业（第2页）

由表3-4可知，无论男童、女童传习生，与学员关系中，以母子（女）最为集中，占总比例的57%，姐妹关系占总比例的19。4%，三者加起来占总数的76。4%；男性关系（父亲、兄、弟）最少，因他们基本已被征学到民众基础学校。从传习生的学员年龄看，20～40岁的女性占了总比例的58。8%，是征学制最不易征入的成年失学妇女，传习生甚至还动员7位祖母来作学员（最大者73岁，其余6位60多岁），正是由于导生传习制度的实验，吕庙村99名女子学员由此得到补习教育的机会，由此可见导生传习制度的动员力量及对征学制的裨益作用。

第一年度征学制在吕庙实验村首战告捷，实验区气势如虹，征学制与传习制“双剑合璧”，第二年度实验推至15个村。为了有效推进民众基础学校系统，指导处运用政治力量，将各村村学加以切实整顿，合塾设校，并进行师资训练、保甲长训练，集中人力物力组织学董会，在其他15个村中各设立一所民众基础学校。“经费就地筹措，教师由区介绍，并施行征学办法，使各村无不学之人，并由本区指导校务设施，示范教学，三月举行会考，两周举行集团训练，选派高级导生分布传习，协助教学。总之，各村学校在基础教育制度严密组织之下，日新月异，迈步前行，以希普及基础教育。”[50]1935年10月20日，施教区成人班举行联合开学典礼，征学制在各村正式推行，每村成人班每周出席人数如图3-8所示。

图3-8洛阳实验区各村成人班每周出席人数图（1936）[51]

图3-8显示，各村开学第一周人数最少，之后急剧增加。试行之初，民众视征学制为具文，面对这样的情况，指导处一方面派成员每晚赴各村轮流视察辅导，另一方面请保甲长严格执行洛阳县颁布的实验区惩戒规程[52]，强迫成人班学员不能无故缺席。到12周各村成人班结课时，人数竟然达到峰值。全区曾在第10周统一举行测试，有293人参加，成绩优良者占多数，“这不能不归功于征学制的运用，使他们到校整齐，学习程度自然划一了”[53]。与征学制相配套，导生传习制亦推行至区内其他15个村庄。1948年，陈大白专门撰文，将洛阳实验区吕庙村试验与无锡黄巷试验并列，作为国内“村单位实验”代表，“吕庙村系北方农村的代表村，洛阳实验区以教育为本位，实验基本教育制，强迫征学制，与传习导生制，以闪击方法，一年内完成村单位教育之实验”[54]。基础教育制度实验除考察学习成绩外，儿童部学生注重举行集团训练，培养儿童集团意识和行动纪律，使得他们在协助教师教学、促进成人补习教育，交织普及教育网络的同时，为将来培养“推动乡村，建设乡村”的中坚力量，使得民众基础学校成为改造乡村的中心机构。

2。以合作社为中心的乡村经济建设实验

农村合作社作为复兴农村经济、组织并训练农民的工具，在社教社实验区顶层设计中颇有分量。“年来合作事业经社会人士积极倡导以后，业有显著之发展。近且注意普及，深入国脉所寄托之农村，藉以巩固农村经济组织，充裕农民生计，此实为复兴农村之基础工作。本区既具实验之旨趣，重荷建设农村之责任，故于第一年度实验事业计划内，对合作事业，即列为重要事业设施之一。”[55]实验区运用政治力量，以合作社为中心，进行农村合作事业训练与指导。第一年度以辅导合作为主，以实验区内已有5所合作社为对象，作为以保甲为中心的乡村村政建设实验一环来推进。“调剂农村金融，复兴农村经济，合作社之组织，极感重要。在洛阳现有农村合作社委员会驻洛阳办事处，专司其事，但以事多人少，各方面兼顾不到。所以本区合作社之经营与发展，仍归我们辅导进行”。[56]实验区以此为据，认为合作社对农村金融流通方面给予很大方便，遂决定第二年度加强合作社经营人才的培养，在实验区推广合作社建设。

图3-9中显示，实验区所作广告中称“本区为提倡农村副业，改进笔业产销起见，特于吕庙实验村组织毛笔产销合作社”，宣布了毛笔产销合作社的组织方。该广告刊登在社教社刊物《社友通讯》版面，与其说是为该毛笔产销合作社广而告之，倒不如说是向社友们分享、介绍本社实验区事业进展。

图3-9洛阳实验区指导处为吕庙实验村合作社所作广告书影（1935）[57]

征集受训社员，举办合作讲习班，进行合作人才训练，是第二年度洛阳实验区乡村经济建设实验的事业核心。合作讲习班由洛阳实验区联合洛阳农村合作办事处办理，采取征集学员办法，要求已成立合作社的村庄，派理监事来区受训，未设立合作社村庄，由保甲长选派二人受训，受训后负责筹设该村合作社。训练班讲授科目包括合作概论、合作条例、合作簿记、供给合作、信用合作、运销合作、利用合作，实验区指导员担任前三科讲授任务，其余则由洛阳农村合作办事处派工作人员兼任。每逢周一、四下午来区集中上课，最终考试成绩由各科测试与出席次数综合而成。实验区以10天为限（1935年10月14日至10月23日），合作讲习班共征集到学员（听讲人）32人，远远低于应征集数51人，学员资历情况如表3-5所示。

表3-5洛阳实验区合作讲习班学员资历分析表（1935）[58]

由表3-5可知，各村在推定学员方式上或拟定或商定，尚未发现选举法。从人数差异看推定方式，有合作社者6个村庄均采取拟定方式，只有2个村庄征集数与实际数相符，而由保甲长及自然领袖商定者差距较小，由此可见乡村中政治领袖的保甲长比经济组织领袖更有影响。从资历看，除2名学员为笃善公民外，其他学员均有政治或经济上的社会公职，在乡村中有一定影响。职业均为农民，其中有2个村庄学员兼做副业，学员年龄与耕作亩数差异悬殊。由此可见，年龄、财产不是被推选的主要考虑因素，笃善公民等人品评价和社会公职更为乡村社会所看重。

按照合作讲习班宗旨，10村尚未成立合作社的受训学员，期满后负有组织该村合作社的责任。但在实际运作中，在农村中指导农民成立合作社殊为不易，“指导农民组织合作社，在今日农村中殊属不易，盖负有保甲责任者，不愿再事多此麻烦；可以维持生活者，不感组织合作社之需要；生活不易维持者，似又不乐于组织合作社”，实验区在训练班结束后，于各村指导组织时，一筹莫展，“简直无从发动，无已，只有尽力对合作讲习班各村听讲人员，勤下鼓励工夫，促其奋起，并勉其向村中友好说明合作社之真义，俾协助发起。一面嘱托各村基校教师，对村众相机提示合作社之重要及利益；一面再躬访各村之保长，阐述合作要旨，并晓以大义，请其督率各甲甲长负责发起”。[59]在保甲长、各村民众基础学校教师、讲习班学员合力下，10村共成立7处合作社，主要情况如表3-6所示。

表3-6洛阳实验区新成立合作社情况一览表（1936）[60]

表3-6中显示，7处合作社中有两处是村庄合设，莫家沟作为10村之外的临近村庄亦申请加入。从性质上看，大多数为信用兼供给合作社，村数、甲数与社员、社股之间没有直接关系。7处合作社开幕时间仅有一处如期进行，而观察改期原因，一则因社员人数不足，再则因发起人公务冲突而推迟，信仰不足、重视不够是普遍现象。

1940年，陈大白曾专门谈及实验区的乡村经济实验，认为既然以教育建设来普及基础教育，为谋培养民力，更应该从民众实际生活中，择取其生活核心而谋所以充实发展，由此在普及基础教育外，致力于人民经济建设，以谋发展国民生计，扶植社会生存。“其时实验过程形成三个阶段，由合作中心之经济建设演变到军民合一，养卫兼施，最后发展到全民造产，完成国民经济建设。”[61]经济实验并不是社教社的专长。实际上，作为变革社会的一种理念，近代中国合作经济思潮汹涌澎湃，挟西方近代合作思想东渐之威，力图涤**乡村基层社会所滋生的种种恶源，诸如乡村精英痞化、资金偏执集中、乡村金融空洞化、土地兼并、土地荒漠等，加上兵患土匪天灾，农村经济破产舆论日炙。而具体到洛阳实验区，饱受土匪兵患之痛，1933年施行传统保甲制，民风保守，农民对合作运动没有信仰。洛阳实验区通过合作辅导，联合开办合作讲习班，向保甲长灌输合作常识，是想重新塑造一个受过新式教育、对新政权的经济改革具向心力的新式地方精英阶层，或者是借对旧有乡村领袖、固有自然领袖加以改造，注入新理念，以此为把手，重建乡村社会。“合作运动的实质，就是在平等相互前提下，谋求生产者和消费者达到某种直接或间接的结合，以尽可能减少原料、产品在生产、流通、交换、消费时的中介环节，废除中间人的盘剥，维护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同时在此过程中培养民众的自治力和组织力，最终免除社会上的种种贫困与罪恶，使人类进入到所谓的‘大同境界’。”[62]质言之，合作社主要在于物品的流通，诸如生产、消费、运销、利用、购买等，但较之实际，洛阳实验区内12处合作社，性质上均为信用合作社，其他业务仅为兼营，这种信用合作社“特为发展”的结构性缺陷，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如“合作之楷模”江苏省每县单信用合作社数量多在60个以上[63]，引发时人不少热议。“除以合作社名义，向农行贷款，分发于社员外，几无他事业”，“徒利用合作之名，而阴谋自利者，则比比皆是也。失合作之本旨，其于社会于民众，恐无大裨益，而多危害焉”。[64]合作经济制度必须与相应的社会环境结合，才能展现它的效率和民主平等价值，现代化的合作经济只有在现代契约性社会取代传统依附性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健康发展，农民才能跳出以家族为核心的“礼俗文化”“臣民文化”羁绊，习得普遍理性的公民意识，而合作社有效运作的社会应该是充分享有地方自治的社会，一盘散沙的农民即便用保甲制度联结成片，只是完成形式上的联合。实验区及各地的社会精英们希望通过提倡、辅导合作，培养民众自治和组织力，从而达到地方自治的目标，这种因果颠倒的设计，内在地规定了以合作社为中心的乡村社会经济建设实验的命运。

3。以保甲为中心的村政建设实验

鉴于洛阳县已于1933年实施保甲制度，社教社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强调利用固有的民众组织，让保甲制度发挥新的功能，严密组织，促成地方自治。以保甲为中心的村政建设实验，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民众领袖训练；第二单元为事业推广，由已受训民众领袖督导进行；第三单元为实际的村政建设，推进教育、交通、卫生和经济四个方面的事业，前两个单元为第三单元的事业建设基础。

第一单元的民众领袖训练，分政治、教育和自卫训练三个方面，分别对应保甲长训练、师资训练和壮丁训练。他们作为各自领域的领袖人物，知识程度相对较高，在乡村中有相当地位，加以训练，再由其教化普通乡民，以期收事半功倍之效。实验区对各类民众领袖进行详细调查，对其地域分布、年龄、文化程度等进行分析，分别拟定训练目标，采取强迫受训的方法来进行民众领袖训练。揆之史实，“我们认为乡村学校是乡村社会建设之中心，乡村教师是乡村社会里的灵魂。有了好教师即有好学校和好学生，有了好学校方能建设好的乡村”，实验区以民众基础学校为乡村建设的中心，民众基础学校的有效与否，与乡村教师之品性与职能直接相关，该区乡村教师多由塾师出任，师资训练变为了塾师训练。“洛阳乡村教育素称幼稚，原有塾师，大都头脑冬烘，常识缺乏，实难克尽厥职，……根据社会实际情形，不得不就原有师资，加以训练，充实其基本知识，改良其教育方法，或可为推行基础教育之一员。兹者教育部通令各省区于今夏设立塾师训练班，本区可云已得风气之先矣。”[65]领先教育部一年左右的塾师训练班，成为第一单元民众领袖训练中最具特色实验。

塾师训练班于1934年11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训练限期为半年，推广区的25名塾师全部入学受训，随后临近区27名塾师也加入进来。训练课程注重充实基本知识和培养乡村建设能力，科目为教育概论、社会常识、自然常识和算术等。1935年春实验区实施“合塾设校”，曾将塾师加以甄别，淘汰18名成绩恶劣者。1935年5月1日该班结业，毕业考试中34人及格，结合进修平日成绩，准予30人毕业，由洛阳县政府发给毕业证书，准予永远持教，其中14人在实验区谋得教职。

表3-7洛阳实验区推广实验区教师生活表（1935）[66]

续表

由表3-7可知，受训后教师生活有固定时间表，这种制度安排与实验区导生制度军事大队制相匹配，时间较长，各种学务改进、社会服务等，均须按照实验区详细办法统制执行，工作繁重，但待遇却不高。据统计，全区31名教师中，年薪最多者为100元，最低者40元，平均数为60。1元，有18人低于平均数，生活清苦程度可想而知。

图3-10洛阳实验区军民训练班叙餐场景（1935）[67]

在第一年度壮丁训练基础上，实验区第二年度开设了军农训练班，以“训练乡农自卫能力，熟练乡民生活技能，以期军农合一，自卫卫国、自养养群”为宗旨，征集施教区内16～35岁品行端正、体魄健全、有相当教育程度的乡村青年男子（实际上仍为壮丁），限令每甲征送两名，甄别考试后入班受训，期限为四周，科目分为军训术科、军事学科、农业指导、精神讲话、会谈、唱歌、保甲，住宿、书籍及制服由实验区供给，膳食被褥自备。本班修业完毕后须组织军农团，除规定各项工作外，每月集合会操一次。洛阳实验区军农训练班由第三区署协助办理，将壮丁自卫训练纳入组织民众、推进乡村建设之中。在各村保甲长协助下，施教区86甲应征壮丁172人，实到154人，经甄别实验后，录取48名，包括保甲长（3人）、合作社社员（8人）、差社管事（4人）、神社管事（13人）、保甲长建合作社理监事（1人）、差社管事兼合作社社员（3人）、差社兼神社管事（3人）及其他（13人）。军农训练班于1936年3月12日正式开班，军事教官由河南省第十区行政监察专员公署委派，兼职不兼薪，其他教官由指导处工作人员、保甲长等兼任，均为义务职。为了保证训练效果，实验区为军农训练班学员制定了整齐划一的、军事化的生活课程表。如表3-8所示。

表3-8洛阳实验区军农训练班生活课程表（1936）[68]

续表

表3-8中显示，军农训练班5：00起床，21：00就寝，每个时间点都框定明确的生活、课程内容，以期能在最短时间内改善乡民的散漫作风，培养出高度的集体意识。在生活课程安排中，实验区非常注重集体仪式，如早操、升降国旗，就寝前谈话时间固定安排唱党歌、呼口号[69]，周日上午为固定的纪念周活动，甚至吃饭都分组集体进行。除生活课程外，实验区还为军农训练班安排了夜间射击和紧急集合、修筑道路和种树等社会活动，训练班结束后，并组成集团组织。“军农训练班的目标，不仅在使学生能够得着最低限度的军事训练和农事知能，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如何的使这班受过训练的学员，能够成为一个永久的团体，并能在地方上发生作用。这点，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无时不把这一层意见，向同学提示。”[70]对村民中少数分子给予专门训练的民众领袖训练，去执行政务督导，改进乡村建设的整体事业，政务辅导主要是推广征学和学务辅导，甄别教员[71]，由吕庙实验村中心民众基础学校青年班学生在传习时间协助各村教学，采取月考、会考测试，考察各民众基础学校学生的教学进步情况，核心在于乡村学校教师地位变化，使其不仅从事学校教育，并负有督导下层政治工作之责，乡村学校教师是改造乡村社会的灵魂。第三阶段力倡政教合一的教育，构建保教合一制度，以普及保教训练，建立三位一体的中心组织[72]，健全县政下层政治机构。这些事业的开展，都构成了以保甲为中心的乡村村政建设实验的具体内容。

洛阳实验区第三年，以全民造产作为中心实验，并指定筱王村为造产实验地点中心，作村单位全民造产专精实验，“全民造产之实际经营，其第一步骤须将原有经济情形与生产手段，予以适当之调整，运用政治力量，施行教育方法，使成造产经营之有机的组织”，根据以往实验经验，成立筱王村造产协会，由村民自动组织，协谋发展负责筱王实验村内生产、消费、分配、运销等经济行为，“务使其组织之机构，极为灵活完整，其事业之发展，亦能日臻昌盛，俾适合个别之图存，与便利国防经济之供备”。[73]揆之史实，全民造产中心实验的主要事业为造产训练班，以“（1）训练乡村青年，授以生产技能，俾成为农村自力更生之中心；（2）介绍乡村青年以教育学术，俾成为乡土教育建设之领袖”为目标，以“造就本区强迫造产干部人才及训练民众基础学校师资”为总宗旨，招收本区施教区域内16岁以上青年，要求完全小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规定各甲保送合格学员，予以两年的训练，毕业后服务乡村全民造产事业。该班课程日程表如表3-9所示。

表3-9洛阳实验区全民造产训练班课程日程表（1936）[74]

从表3-9可见，造产训练班依旧采取军事化管理，每日6：00开始温课，然后是隆重的升旗仪式、晨操练习等，18：30举行降旗后整队放学。该班课程分为5个板块，基本学程、康乐、造产、教育学程及实习，其中造产学程所占比重最高，四个学期学分分别为10∶10∶13∶13，基本学程第一、二学期均为12学分，后两个学期则降为5学分。实习学分分别为4∶4∶6∶6，强调从做上学，以便能获得实用知能，如农田实习、造产制造等，促进生产互助等合作社组织等。该班学生两年受训期结业后，由洛阳县政府分发在实验区各村服务。对于16岁以上的青年学员来讲，每天早、中、晚三次整队放学或许更多的是训练他们的集体精神。对于实验区的青年妇女的造产实验，则组建了“庆棠学团”，造产指导的同时，还予以其工艺学习、烹饪方法、洒扫整洁、家事和儿童保养等知识技能训练。

当然，洛阳实验区作为社教社的实验田，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团体的“社教合一”社教实验，在“实验区实验乡实验村等名词成了时髦的口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其风光远不及河北定县和山东邹平实验事业，“中外人士前往该两县参观者，络绎不绝，可是洛阳实验区自创设以来，社会上知者尚少，就是报纸上偶见登载些该区的消息，也还没有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75]该记者是因为部队修筑孟洛公路、驻扎在紧邻实验区的洛阳东关外唐寺，才“近水楼台”予以考察。从这篇考察记来看，洛阳实验区在当时的影响，更多的是在社会教育学界和社教行政层面，我们不能因为《社友通讯》长篇累牍刊登洛阳实验区事业，或其他社教刊物对其多有关注，就臆断洛阳实验区对时人影响如何重大，不能因为研究一个历史存在就无限凸显它当时的社会影响。

图3-11洛阳实验区指导处新旧职员合影（1935）[76]

实际上，这种看似轰轰烈烈背后，是社教社理事会执着推进社会教育实验的情怀，是实验区指导处职员的寂寞坚守，特别是后者。每月400元的经费，漫天黄沙、兵匪混杂的北方环境，对于这群平均年龄不足35岁、受过民众教育专业训练、多来自山清水秀的江南之地的翩翩青年，挑战可想而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是培植社教人员之专业机关，英才辈出，蜚声国内，本区指导员多取供于此，并经中国社会教育社郑重介绍，故工作人员均品学兼优，英气勃勃，足为事业推动之大动力。”[77]社教社常务理事梁漱溟、理事江问渔在《乡村建设实验》（第3卷）中专门提及洛阳实验区条件艰苦，对指导处职员们的“此种清苦生活，诚堪敬佩”[78]。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担任洛阳实验区的常务董事，当她受邀前去考察实验区选址时，面临着种种实际困难，“中原有肯干苦干的人才，中原有好学深思的人才，中原有以事业为前提的人才，中原值得我们大家钦敬！‘到洛阳去’这一刺激，把我激成了一个有生气的积极的向前奋斗的人了”。[79]社教社常务理事赵冕考察洛阳实验区事业，“甚为满意”，“经过各村，胥受热烈欢迎，村民男女老幼，农工商学，每村恒聚数百人，秩序井然。视察之后，颇受感动，深信该地民众已有相当组织，并能将教育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足征该区任事者苦心孤诣，谆谆教诲之切。该区诸位先生多埋头苦干，其服务精神，实堪钦佩”[80]；“各指导员颇能努力工作，不特能吃苦耐劳，有时还捐薪充作事业费，此种情形，甚堪钦佩。惟以经费特别困难，一时尚难扩充”[81]。实验区职员们对该实验区的付出，指导处主任陈大白的回忆颇具代表性：“在此六年中，我们为了学术，不知绞了几许脑汁，创制了几种中心实验；我们为了事业，不知流了几许血汗，来推行工作，以砥于完成；我们的经费虽少，但是我们本着以最少金钱办理最大事业之原则，在极度紧缩中展开预定之事业；还有我们的人员也是不多，可是大家兴趣浓厚，献身事业，虽戕身亦在所不惜。尤其是在抗战军兴后，华北战事失利，敌我仅一河之隔，对岸枪战，敌机肆虐，各乡村横遭**，但是我们依然态度镇静，埋头苦干，不以威胁而稍馁其气，在实验事业尚虽不能尽如大众之所企，但是切实施行，于地方建设与社教学术，不无稍有贡献。”[82]或许，正是社员们的坚守和认真，才使得以洛阳实验区为代表的社教社事业，无论在高歌猛进的顺境中，抑或在艰难困苦中，呈现一直向前的姿态。

洛阳实验区作为社教社的实验标本，作为一个完整完成六年周期的“政教合一”实验，作为“目前已知社教社推行过程中，获得较为系统、成熟的‘政教合一’的做法和经验”[83]，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紧随国民政府保甲运动、合作运动的节奏而行，“教育实验是我们实验工作之中心事业，因为我们认为教育建设是各种建设之基础，以教育机构来建设社会新秩序，以教育方法来发展社会新事业，如是社会基础为最巩固，事业效能亦最普遍”，“实验范围虽拘于中原一隅，办法虽不敢云尽善尽美，但在整个教育学术界，不无有相当之贡献”。[84]征学制作为洛阳实验区“政教合一”最突出的实验方法之一，“（1）增进教育行政效率；（2）适应国家迫切需要；（3）经济的人力物力；（4）统制的政治力量；（5）基础的大众训练”[85]，对解决当时民众学校招生难、留生难两大难题具有很强针对性，“我们施行强迫征学制以后，除年长妇女外，均已应征入学，一纸令出，全村景从，较之曩者劝导招揽，成效显著多矣”[86]。“强迫征学制之实验，在普及教育学术之巨澜中，不啻掷一巨弹，各省市因之多组织采行。”[87]1936年，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刚满一年，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在讲演时，对强迫征学制实验效果信心满满：“试行以来，颇有成效。关心民众教育者，多已加以注意。国内已有几处，参照施行，此制如能逐渐推行，对于普及教育问题，当可有所贡献”[88]。揆之史实，广西、福建、山东、湖北、湖南、上海、南京等省市先后颁布法令，实施强迫教育，1937年教育部颁布《实施成年民众补习教育六年计划》方案中，关于征集失学成年民众即采取强迫征学办法：“在民众学校已足容纳当地失学民众成年民众之地方，凡身体健全，在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失学成年民众，应由当地办理成年民众补习教育机关，依其年龄及家庭状况督令入民众学校。凡应入学而不入学者，应对其家长保护人雇主或其本人予以一定期限必须就学制书面劝告；其不受劝告者得将姓名榜示示警，其仍不遵守者，得由县市教育行政机关请由县政府处理，以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罚金，仍限期责令入学”。1939年，教育部颁布《战时失学民众教育实施要点》中第2条：“如有事实上之需要，应即实施强迫教育，利用行政力量和保甲组织，强迫民众入学，以收速效”；《修订民众学校规程》第6条中亦有“凡超过义务教育年龄（十二足岁）之失学民众，应由办理失学民众补习教育机关，依各省市失学民众强迫入学办法之规定，分期督令入民众学校”。[89]强迫征学制进入了中央社教政策的框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