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联姻结亲（第2页）
史弥巩长子史肯之，进士，为正四品下阶文散官，名正言顺地娶赵氏之女为妻，继娶周氏。史弥巩三子史育之，进士，为正四品下阶文散官。配赵氏、吴氏并封安人，王应麟为其撰写墓志。史弥巩四子史能之，进士，正五品下阶文散官，只配徐氏。而史能之次子史普卿，虽为低级官吏，却与赵氏婚配。
史弥愿嗣子史全之，为从五品下阶文散官，配赵氏。
在“卿”字辈中的史司卿，因其是忠定王史浩之曾孙，又是鸿禧公史守之的儿子，其婚姻与郡王赵氏有关，娶了景献太子兄衮冲惠王俊之女。
史茂卿，是曾任尚书的史宜之的嗣子，由此茂卿婚姻先是孟氏相配，继则娶杨氏为妻，杨氏是宋宁宗慈献皇太后的侄孙女，由此获得了特殊封荣。
史景卿，史全之嗣子，为低级武臣阶官，配赵氏。而史景卿嗣子史综伯，再次与赵氏相配。
史氏家族重视家族自身社会地位的维持，注重与赵氏宗室的婚姻关系，有利于家族的兴旺与发展。赵氏家族也有与史氏家族通婚的愿望。宋朝的皇室成员虽然也是社会上的金枝玉叶，但是要求她们贵而不骄，不能有恃无恐，皇帝与政府也不断发出有关于抑止骄奢的旨意。宋朝政府对于公主或宗室出嫁也会有“导之以德，约之以礼”[7]的规定，要求她们必须向公婆下拜，生活节俭，不许凌驾于夫家之上。宋朝的这些规定较唐朝有进步，高攀望族更有利于维护赵氏的声望。
南宋时对成婚年龄是有规定的，明确规定结婚年龄男性在20岁，女性在17岁。这较唐朝的早婚制度规定男性在15岁女性在13岁可成婚是个进步，也较司马光和朱熹提倡的男子提高到16岁、女子提高到14岁，[8]更加合理。一般认为，南宋的婚姻重视钱财，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甚至赵氏宗室以女卖婚于民间，特别是卖于富豪的现象更为普遍。但是，明州史氏家族却很重视人品。以他们的始祖母叶夫人为例，她出身于浙江慈溪名家著姓，她的祖父是南宋甬东的一个郡守，是个很有权势的人。一次，他在月湖偶遇史成彬彬有礼的儿子史简，受到老人的欣赏。在问过姓名、年龄后，认为符合“人才出众”和“门当户对”的条件，很想成全这桩婚事，于是决定将孙女玉英嫁给他。有人认为，宋人“多慎于择婿，而忽于择妇”，[9]叶老先生以南宋时期人们惯用的“议亲贵人物相当”[10]的原则，完成了这次“出游择婿”的任务。之后，就按婚姻制度的相关规定，开始有步骤地议亲程序的活动。按照规定议亲有六个程序，即先是男方通过媒人“纳采”送礼、求亲；二是问过姓名、年龄、生辰八字；三是纳吉，即确定订婚吉日；四是纳征，送聘礼；五是请媒人请期、确定婚期，定下孙女的婚事。几年以后，男女都达到婚龄要求，叶家准备了足够嫁奁，史家就到叶家“亲迎”新娘，完成了第六个步骤。南宋六项议亲程序中主要有三个，即“纳采”“纳币”和迎亲，这是不能省略的。迎亲这一天，男方准备了喜轿，请乐队鼓吹，到女家亲自迎娶新人，新娘到婆家，先行交拜礼，除拜父母外，还按南宋新增加的，施行夫妻对拜。再有撒帐、合髻之仪，最后以喝交杯酒结束，完成婚礼的全过程。第二天夫妻双双要行拜舅姑之仪。这样，叶氏在十九岁时就“择善士而嫁”给了史简，[11]成了他的夫人。这桩婚姻应该是以郎才女貌为标准而取得成功的，其本身淡化了以门第为标准或以经济为背景的观念，从社会前进的方向看这应是一个进步。
以往，人们总是认为，南宋时期理学盛行，因此，必然会受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和“从一而终”的婚姻观念的压力，不存在再婚问题。事实是从明州史氏家族的婚姻关系看，这种现象至少在南宋时期并未出现。换言之，南宋时期除允许男子再婚外，还允许寡妇再嫁的，甚至也允许女子离婚后再嫁，这说明南宋时婚姻有一定的自由度，关键是有无经济实力。如前例，叶氏夫人与史简婚后，先后增添了一儿一女。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他们结婚六年之后，史简突然病故，给她留下了一子一女。不久，小儿子又丧亡。叶夫人只有悲痛，只有哭泣，还怀有七个月的身孕。叶夫人的父母家是有足够财力的，他们就想让女儿改嫁。但是叶夫人坚持宁死不改嫁的理念。南宋社会是允许寡妇改嫁的，改嫁与否决定权在本人，父母不能强迫，更不能阻拦女儿改嫁。1205年（宋宁宗开禧元年）政府甚至规定：“凡为客户身故而其妻愿改嫁者，听其自便；凡客户之女，听其自行聘嫁。”[12]
再婚甚至连身处高位的史弥远家也成为事实。史弥远的原配夫人潘氏与史弥远共育有三个孩子。1194年（宋光宗绍熙五年）史弥远的父亲史浩病卒。那时，史弥远才31岁。不久，夫人潘氏也辞世。面对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黎德蓉担当起抚养他们的职责。黎氏与史弥远原是青梅竹马的邻居，后因父母之命，史弥远娶了潘氏而未能与其成婚。潘氏过世以后，成全了黎氏与史弥远的姻缘。之后黎氏也因病故去，史弥远非常悲痛，为她写了墓志铭。这样，史弥远身边就由年轻的顾氏为伴。1233年十月，史弥远卒，享年70岁。他的儿子史宅之就将顾氏“以礼遣嫁”。[13]这就说明，在南宋，儿子可以让其继母改嫁。如果有人阻止妇女再嫁是要受指控、非议，甚至要受罚的。这种现象出现在理学盛行时期，也是一个进步。同时也可说明“从一而终”的贞节观，虽然是理学家在南宋末期提出，但传播却在后朝。这种情况较隋朝文帝时下诏规定“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妾，夫亡不得改嫁”，[14]显然是一个大进步。这一进步趋势正好说明南宋晚期思想依然比较开放的，意识形态中的某种观念要得以改变是渐进的、逐步的，有时可能是缓慢的。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张邦炜：《中国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平等性》，见《宋代婚姻家族史论》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朱子语类》卷89《礼六》
[4]张耒：《晁太史补之墓志铭》，见洪业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2
[5]《宋史·郑清之传》
[6]《宋史·王审琦传附王承衍传》
[7]《司马文正公集》卷21，《正家札子孙》。
[8]司马光《司马氏书仪》、朱熹《朱子家礼》。
[9]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1，《二先生语一·端伯传师说》。
[10]袁采：《袁氏世范》卷1，《睦亲》。
[11]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4，《故户部侍郎致仕彭公（思永）行状》。
[12]《宋会要辑稿·食货》
[13]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下，《史嵩之本末》。
[14]《隋书·高祖本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