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垣先生对中国历史文选课的贡献代序管窥陈老的教育思想与教学特点（第1页）
论陈垣先生对中国历史文选课的贡献（代序）——管窥陈老的教育思想与教学特点
北京师范大学汝企和
研讨陈老学术成就的论文已有许多篇，然对陈老在教育方面的建树，尚鲜见有专文论述。刘乃和先生曾指出：“我们的陈垣老校长，从事教育工作达70年，在我校担任校长前后47年，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极少见的。他一生为医学教育、工读教育、平民教育、师范教育、大中小学教育等多方面都作出过不少贡献。不少史学界著名学者都出自他的门下，多少优秀人才都曾得到过他亲手培育和指导，他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1]然而近年出版的多部颇为优秀的教育史专著中，均未见有论述陈老的教育成就或教育思想的专门章节，更未见有研究陈老对于中国历史文选课之贡献的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对老校长教育成就研究甚为匮乏这一现状。本文试图通过剖析陈老创设史学名著选读和历史名著评论这两门课（以下略作“两课”）之事例，来揭示陈老在历史教育方面的一项成果，以及他对中国历史文选课之巨大贡献，并由此管窥其部分教育思想与教学特点，以期借鉴陈老的经验，进一步深化历史文选课的教学改革。
全文分三大部分：一、创设“两课”的时代背景与陈老的主观因素；二、“两课”的内容、授课方法以及对老校长教育思想与教学特点之管窥；三、两课与陈老思想的深远影响。
一
对于“两课”产生的时代背景，刘乃和先生回忆道：“20世纪20年代初期……过去青年作文写稿都用文言文，五四运动后中等学堂也改为白话课本，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在这种局势下，“陈垣……认为历史系今后更应有专门讲提高阅读文言文能力的课程。因此就提出设置这门新课，他起名为‘史学名著选读’。”“他还认为……历史系学生必须有目录学的知识，因此，不久他又提出设置另一门新课——‘历史名著评论’。”[2]
从主观方面讲，为何不是别人，而是陈老创设了“两课”呢？笔者以为至少有三点原因。其一即刘先生所指出的：“陈垣作为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师，逐渐感到青年们对读古书有了困难。”[3]许多回忆文章都指出：陈老是极富责任心的教师，因此他在当时众多的中国史教师中，敏锐地感觉到历史系学生的文言文需要加强这个问题。
原因之二是陈老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陈老5岁时就“苦读经文”，很早便以《书目答问》为向导遍览群籍[4]，13岁时，“更进而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5]。他从1915年开始研究《四库全书》，“前后断断续续用了十年时间”。[6]因此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陈老在国学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从而深知掌握文言文对历史研究之重要意义；而他自己的学术奠基，就是从目录学开始的，故由他提出开设“两课”绝非偶然。
原因之三是陈老特别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这方面例证甚多，本文仅择其二。例证之一为陈老对当时大学一年级的国文课（以下略作“大一国文”）的重视。赵守俨先生指出：在“辅仁（大学）……‘大一国文’是各系一年级学生的主课，这门基础课是由陈校长亲自主持的，自己还教了一班，并为这门课程编选了《论孟一脔》等教材。教授‘大一国文’的教师也是由陈校长自己选定的……年终考试，由陈校长亲自出题……由于老校长抓得紧……效果显著。”这段文字说明：当时身为辅仁校长的陈老，不但将“大一国文”指定为“文理各系共同的必修课程”，而且亲自主持、亲自编教材、亲自教课、亲自选定教师、亲自出考题。上述五个“亲自”及其他方面生动体现出老校长对基础知识教学的高度重视。
例证之二为陈老所撰的四种“关于基础知识的介绍和历史学基本建设的工具书”，“这就是《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赵先生最后还特别指出：“这虽是历史学的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建设工程，而有些学者却是不愿意作的。”
陈老正是如此重视基础知识，在教学中以身作则，从而带动师生都重视基础知识；在研究中编写“有些学者不愿意做的”工具书。两课的内容都是基础知识，由此可见，当年是陈老而不是别人创设“两课”，也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
对史学名著选读课，刘乃和先生追述了其目的、内容、注释、选篇的排序及深远影响等情况，兹将与本文关系最密切者简述如下：
第一，设置此课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历史系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现在在历史文选学界对今天开设历史文选课的目的仍有不同看法，而老校长当年的开课宗旨对这些分歧意见应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二，从“本课内容”可见其选篇之原则：A。以史学名著名篇为主；B。选篇上限为三传；C。对了解某一特定历史事件有助益的篇章。
第三，授课方法：“他在有的学校（有条件的）开辟了实习室，在实习室里从图书馆调来必要的工具书、参考书，同学到实习室自己动手，标点、分段、注释。同学自己准备，自己查书，印象深，也能提出问题……”[7]
上述大部分内容，对今天的历史文选课仍具有现实意义。
对历史名著评论课，杨殿珣先生的叙述涉及：
1。教材：“是由先生选定史学著述若干种，每书逐一评论；”
2。授课方法（讲特点、讲心得、启发式等）；
3。讲治学方法：A。如何收集资料；B。如何鉴别与审定资料，“实际就是资料考证问题”；C。如何安排资料；D。读书的路径：“教师应当把自己走过的路径……一一讲授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走自己的路径”；E。“要勤于做笔记，勤于写作，但不要急于发表”；F。戒浮夸风：“当时的青年喜欢把‘研究’两个字作口头禅，先生却不以为然。先生说研究工作首先要打好基础……再好好读上十年书，研究也不为迟吧？”[8]
“两课”的创建与授课内容等情况，反映出陈老的部分教育思想与教学特点。
其一为重视基础教育。这是老校长的一贯思想：“陈老在担任辅仁大学校长的几十年中……一直非常重视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前文所述之两则例证说明：这一思想是陈老创设“两课”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两课”的实施，又是这一思想的突出体现。
一个人学术基础的深厚与否决定着他今后可能达到之学术水平的高下。这恰如古人所言：“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9]人们常用地基与大厦之间的关系作比喻，来说明基础的重要性。事实也正是如此。
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学术界，还适用于任何一种内涵丰富的人类活动，如武术、京剧、舞蹈、乐器演奏等，无一不强调扎扎实实的基本功训练，舍此则不可能达到高水平。
陈老重视基础教育，创立“两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史学家。“早年他的学生中，有很多都认为这两个课对他们后来的研究有很大好处，主要是打的基础扎实，我就听到过他的学生方田瑜（师大）、史念海（辅大）、朱士嘉（北大）、柴德赓、余逊等著名学者和我提过他们受益不少，这都是几十年后他们说的……都认为这两门基础课还是十分重要的。”[10]
陈老的这一思想对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在人们已跨入21世纪，学生面临的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其结果必然是：传统知识—如国学—在一般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中所占比重日趋减少。然而艰深的史学研究对每一位研究者学术基础的要求却绝不会因此而有丝毫的降低。所以在新世纪里，打好基础的问题比80年前就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天某些人忽视乃至削弱基础课教学的做法，短时间内很可能看不出有什么影响，然而绝大部分人在参加工作后，很难再有几年时间静下心来学习，因此在大学期间基础知识掌握得好坏，必然对绝大部分人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正如上文所引刘先生文章中讲的：几十年后才能深刻体会出当年基础打得扎实的益处一样，打不好基础的恶果，同样也会在几十年中逐渐显现，而到那时却只能是悔之晚矣了！由此更可见陈老重视基础教育思想的深邃！
其二为重视能力的培养。这句话近年来几乎凡言教改者必言之，然能真正做到却绝非易事。而陈老在几十年前不但已具备这种思想，而且还将其成功地付诸实践，其典型事例即前所述之历史名著评论课中的“讲治学方法”。
按一般人理解，历史名著评论课不过是介绍和评价史书而已，而陈老讲授的内容却远不止于此。上引杨先生的回忆中，仅关于资料者就占三条之多。历史研究的基础就是资料工作，陈老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不遗余力地反复解说，从资料搜集到考证真伪，再到资料编排，讲授这些治学方法，就可切切实实地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
陈老讲读书的路径，其实质则是引导学生找到适合自己走的治学门径。这更是一项提高能力的有效措施。治学门径是治学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若只知埋头读书，而找不到正确的门径，其结果只能是事倍而功半，甚至是一事无成。
笔者认为，大学教学与中学教学的最本质区别之一即在于：中学是以传授知识为主，而大学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教会学习方法，解决本专业中难题的方法，以及其他治学方法。这点在陈老的教学中非常突出：他不但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而且引导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读书路径和治学门径。这对于今天的教学仍是颇具启迪意义的。
其三为特别强调实践在教育中的作用。这点在陈老七十年的教学中尤为突出。在早年的医学教学中，他为了让学生对人体骨骼有生动的感性认识，就“曾带着学生到郊外乱坟堆中挖掘尸体，寻找核对骨骼，观察人体骨骼结构。”[11]为了让学生学会诊病治病，他自己首先“为群众诊病”，“积累了实际诊断经验，写出心得运用到课堂教学”，从而达到“丰富提高了教课内容，增加了同学学习兴趣”的效果。[12]又如创设史源学实习课，也是颇为典型的事例。该课“是以一种史学名著为底本，追寻其史源，考订其讹误，以练习同学的读史能力。鼓励同学自己动手查书、找材料、做文章，隔周做练习一次”。其效果亦颇显著：“经过这样的严格训练，同学进步提高很快，而且对读书、查书、考证、写作都发生了兴趣。”[13]
在“两课”中，建立实习室是陈老的一大发明。与历史系其他课程相比，“名著选读”课的突出特点就是实践性强，许多内容，如对古文的标点、注释等，若只是由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学生不亲手实践，终有隔靴搔痒之感，很难切实掌握。陈老不但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想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即建立实习室。通过实习，许多课堂上难以讲清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
有些事情在今天看来似乎很简单，然而在当时情况下，敢为天下先者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对这一事物的深刻了解。老校长若非多年钻研国学、多年潜心教学，若非一贯重视实践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能想出如此切实可行而又效果甚佳的办法的。
其四为自觉地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创设“两课”本身，即是这种结合的产物——前述开设“两课”的主观原因之二、之三，皆源于老校长自身的科研：他在科研中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从而才能深切体会到掌握文言文与目录学知识对中国史研究至关重要；同样也是在他自己的学习与治学过程中，深感基础知识对于学术向高层次发展不可或缺，他才会如此重视基础课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