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第2页）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西周后期以降，周天子势力逐渐衰落，诸侯国力量兴起。与此历史大势相伴随，诸侯国先后修纂国史。“春秋”就是当时不少诸侯国国史所采用之名。《墨子·明鬼》载墨子语：“吾见百国春秋”。现存的《春秋》，乃鲁国之《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鲁国《春秋》经过了孔子的编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三代世表》也说：“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

从汇编文献的《尚书》到编年体《春秋》，中国古代史书编纂方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史书编纂方法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周礼·春官·宗伯》曾记载周之太史“正年岁以序事”的情况，这种将“正年岁”与“序人事”相结合的记载方法，柳诒徵认为是“编年史之渊源”，可为一说。[19]周太史记事，与金文和《尚书》等文献载史，都反映出人们保存历史资料的意识。周太史记事及诸侯国修史的方法，起初是不可能完备的。如在秦国，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时才“初有史以纪事”[20]，但“不载日月”[21]。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史记》诸篇世家，鲁在诸侯国中记事较早，但鲁《春秋》初创之时记事方法也是不完备的。现存的鲁《春秋》，如司马迁所言，是经过孔子编修的。

关于《春秋》编年记事的特点。晋杜预说:“（《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22]以《春秋》鲁隐公元年所载为例，此年载：“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此段文字按年、四时、月、日载鲁隐公元年之大事：鲁隐公与邾国结盟、郑庄公平定公叔段叛乱、周天子派宰咺馈送丧仪、鲁隐公与宋国结盟、祭伯来鲁等等，记事以鲁国史为主线，兼及他国史事，史事排列井然有序。

“属词比事而不乱”，是《春秋》记事的另一特点。《礼记·经解》曰“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所谓“属词”，乃指造句遣词。如上引《鲁隐公元年》称邾仪父者，因其身为国君而未受周王室正式封册之故；称郑庄公为郑伯，乃讽其于公叔段失之教诲。在《春秋》中，同记战争，有伐、侵、战、围、入、灭、救、取、败等书法；同记杀人，有杀、诛、弑之区别，等等。所谓“比事”，则指按时间顺序排比历史事件。《春秋》梳理排比纷乱复杂的史实，颇为得体。据其记载，大体可知春秋时期历史发展之大势。《春秋》“属词比事”的编纂方法，反映了作者寓褒贬于记事之中的编撰思想。不过，《春秋》记事文辞相当简短，最少一字，多亦不过数十字，不载史实详情。这也反映出编年体史书初创时是不完备的。

《春秋》编年记事的特点，与孔子时代历史观念的变化有密切相联系。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周王室权力衰落，诸侯争霸，孔子视之为乱世。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又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春秋》编年记事，可能与古之太史“正年岁以序事”的记事方法有关，然其编年与“属词比事”等合为一体，则与孔子的思想有联系。上引《鲁隐公元年》所载诸事，可以证实司马迁的说法。孔子对春秋历史，是有自己的认识的。以对历史变化的认识而言，《春秋》虽大体仅及春秋一代之事，然而孔子对历史的认识则不限于此段历史。《论语·为政》载孔子语：“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认为，三代之礼有相因与损益的关系，若继承周礼，以后百代之礼也是可知的。在这段话中，“礼”成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所具有的某种共同性。孔子思考三代与百世之间的联系，实际上继承了《尚书》的思想。孔子对《尚书》的思想，也有发展。《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在孟子看来，孔子将春秋时期视为世道衰微的时代。孔子的认识，是与春秋之前的时代相比较而得出的。《论语·季氏》载孔子语：“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孔子将礼乐征伐是否自天子出，作为区分春秋和此前时代的标准。他认为，春秋之前为有道的时代，春秋则为无道的时代。对于无道的时代，孔子又分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自陪臣出三个阶段。孔子的说法，在《春秋》所载之事中有充分体现。对此，宋代大儒朱熹有一段评议：《春秋》记载当时之事，初期王政不行，天下无统属；及五侯出来扶持，方有统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后来，五霸又衰，政自大夫出。[23]孔子从具有不同特点的时代（或阶段）的变化来认识历史的变化，其中也贯穿了“礼”之得失的内容。孔子将历史变化划分为两个时期，又将春秋时代划分三个阶段，提出了历史变化的阶段性及其特点。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对历史变化的认识有两种最重要的形式，或以朝代更替为序，或以历史阶段相继为序，前者出自于《尚书》，后者则可从《春秋》及孔子的有关说法中寻绎其渊源。

《春秋》不仅对历史变化有新的认识，而且对历史变化的原因也有新的认识。与《尚书》不同，《春秋》载史几乎没有谈及天命。《春秋》记载了不少天灾异象之事，如日食、月食、星异、地震、雷电、山崩、陨石、火灾，以及风、霜、雨、雪、虫灾等。《春秋》僖公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春秋》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不过，《春秋》此类记载皆不涉及人事，此乃《春秋》之常见笔法。《春秋》也有天象与人事并存之记载。如《春秋》僖公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庙。”不过，此类记载也只是“记异而说不书”[24]。关于这点，与《左传》和《公羊传》的相关内容相比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左传》对此条经文的解释是：“震夷伯之庙，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隐慝焉。”《左传》认为，展氏隐藏自己的罪过，故天起雷电击其祖先夷伯之庙，以示惩罚。《公羊传》说：“震之者何？雷电击夷伯之庙者也。夷伯者，曷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则微者。其称夷伯何？大之也。曷之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何以书？记异也。”《公羊传》认为，夷伯本季氏家臣，地位低下，称之夷伯，是重视他。为什么重视他？因为天通过雷击而惩戒他，天惩戒他也就是重视他。[25]《左传》和《公羊传》的说法虽有不同，然其皆以雷击为天戒，此天当是有意志的。《春秋》的记载，其实并没有这方面的意思。

《春秋》不言天命，并不意味孔子完全不相信天命。《论语·八佾》记载孔子与王孙贾的问答，王氏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的得意弟子颜渊死后，孔子大为悲伤，曰：“天丧予！天丧予！”[26]可是，为什么孔子修《春秋》“记异而说不书”，不将人事与天命相联系？这大概与孔子编修《春秋》的目的有关。上引《孟子·滕文公下》谈到春秋时期“世衰道微”之局面，说“孔子惧而作《春秋》”，接着又说：“《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惟《春秋》乎，罪我者惟《春秋》乎。’”孔子面对“世衰道微”之世，修《春秋》的目的是彰显“天子之事”，故有知之者，亦有罪之者。对于“天子之事”，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一番解释：“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司马迁认为，明三王（禹、汤、文王）之道，辨人事之纲纪，判别嫌疑，明定是非云云，就是“天子之事”、“王道之大者”。司马迁的解释，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孔子认为，春秋乱世出现的原因就在于王纲解纽，名分失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自陪臣出”，所以救此乱世，就要彰显礼之大义。所以，司马迁接着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如果《春秋》将人事原因归于天灾异象，而天灾异象又有不少是偶然出现的，这样就难以对很多史事的原因作出解释，从而与孔修《春秋》的目的相违背了。在文献中，也偶然见有孔子将天命与礼义联系起来作说者。《礼记·礼运》载孔子语：“夫礼，先王承天之道，以治民之情。”实际上，此类说法更能表明孔子对天命的看法：天之道就是礼，礼是先王所制作，所以天道与先王所作之礼就等同了，天道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了。孔子的说法，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对天命认识的变化。《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有郑子产语：“夫礼，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较之孔子更早的子产，也清楚地表达了与孔子类似的意思。以《春秋》对天命的认识而言，孔子继承《尚书》以人为起点认识天人关系的思想，并且加以了发展。就后者而言，即孔子言史不及天命，强调从人事方面分析历史变化及历史史事的原因。那层披在人文思想之上的外衣——天意，在孔子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

不过，《春秋》既然是一部史书，也就不可能尽弃史实之真。实际上，在对文献的认识方面，《春秋》较之《尚书》要深刻得多。司马迁于《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孔子修《春秋》，已经自觉地对文献进行整理，而不是像《尚书》那样直叙史事。《论语·八佾》载孔子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宋儒朱熹释此段文字：“徵，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两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两国不足以取为证，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证吾言矣。”[31]依朱熹所释，文献为书面文件和贤者之说，皆为史家所取证据之来源。若文献不足，则不可证夏、殷之礼；若文献足，以证夏、殷之礼，也有赖于孔子所取之为证。这就是说，言史须有证据，无证据之说，绝不可为史。这一思想，在孔子修《春秋》中有充分体现。孔子修史，有所谓“阙疑”之说。《论语·为政》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言其余，则寡悔。”此语虽为孔子答子张如何求官禄之问，然此处事之态度，也反映在孔子治史上。孔子修史“阙疑”说，颇受后人的重视。《春秋穀梁传》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32]司马迁亦云“（孔子）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33]清人顾炎武对《春秋》载史之“阙文”，有一段精彩的分析：“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34]顾氏对《春秋》“阙文”之说，论之有据，其说颇为得当。孔子“阙疑”说，反映其自觉意识到史家不可穷尽史实，亦不可尽定史实之真，史事之真须建立在史家所认可的证据之上。孔子对文献的认识，表述了对史实之真的自觉认识。孔子所言，已经涉及史料（文献）、史实（事件之真）与史家认识（选取）的关系。这一认识，不仅《尚书》未涉及，而且据目前所见《春秋》以前文献，亦未见有涉及者。孔子的这一思想，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考察《春秋》一书，其所及史实之真与善关系者，大体可归为三类：直书其事，不言史义，如书天灾异象之例。此其一。直书其事，并存史义，事与礼不违，如书莒人弑君之例。此其二。隐事（真）从礼，以义为实，以事为虚，不言真相，如赵盾弑君之例等。此其三。前两类，史实的客观性与史家对史实的定性尚未发生背离，这与《尚书》是一脉相承的。第三类，则强调史实的定性而弃史实的客观性。对《春秋》弃史实之真的记载，学者们多有评议。例如，清儒皮锡瑞说：“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常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35]皮氏所谓“史据以直书”，确有道理。不过，他对经、史之定义，则有些过于僵硬。先秦时期，经史尚未分离。史家直书史事，亦存议论之处，记史与议史，绝不可断然分离。若史家不辨善恶，不存褒贬，《尚书》何以有“夏殷之鉴”说，董狐何以有“良大夫”之美称，齐太史何能以“太史简”名扬青史。据上引赵盾弑君等例，亦可知《春秋》以史明义，以礼义褒贬史事，此乃承《尚书》以后中国古代史官之“书法”，而非孔子之独创。另一方面，皮氏仅从《春秋》隐事（真）明义一类记载，而忽略其直书和直书与褒贬不异的记载，就断然为此书定性，也就有以偏概全之嫌了。上文所述《春秋》史与义关系者，从表面上看似乎存在矛盾，然而此三者实际上有一个并不矛盾的基点，即它们均不离孔子彰显“王道之大者”的宗旨。所以司马迁说：“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36]司马迁所言，确可谓深谙孔子修史之深意。

从《春秋》一书中，可以看出《尚书》之后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发展。《尚书》的三代相承说，《春秋》继承之且以历史阶段性变化的方式表述对历史连续性的认识。《尚书》叙史之必言天命，在《春秋》中已经淡化，那层披在人文思想之上的外衣——天命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礼义成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所具有的共同性，成为人们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所以能发生联系的基点。《尚书》引史鉴所蕴含的对历史之真与善的认识，在《春秋》中已经完全展现出来，历史之真与善不仅可以相合而且亦可以相分。《春秋》对历史之真与善的认识，实开中国古代史学与经学对历史之真与善关系认识之先河，对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4。《左传》

《左传》是继《春秋》之后出现的另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四年，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其中还有一条史料（即记智伯亡事）晚至鲁悼公四年。此部史书，司马迁谓之《左氏春秋》，班固则称《左氏传》。《左传》之名，是后出之简称。

《左传》的记事范围大体也在春秋一代。关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学术史上一直存在争议。《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卷”条下，录“《左氏传》三十卷”。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钱大昕说：“汉儒传《春秋》者，以《左氏》为古文，《公羊》、《穀梁》为今文。”[37]这就是说，《左传》是传经之作。不过，早在汉代，对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就有不同的看法。西汉哀帝时，今文学家极力反对刘歆立《左传》为官学的建议，其理由之一就是“左氏不传春秋”。后世学者，亦多有从此说者。

关于《左传》的作者，也是有争议的问题。司马迁认为，《左传》的作者是鲁君子左丘明：“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38]可是，也有学者不同意司马迁的说法。王先谦《汉书补注·艺文志》“左氏传三十卷”条下引段玉裁说：“《春秋古经》及《左氏传》，班《志》不言出谁氏。据《说文·叙》云：‘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意经传皆其献也。’”[39]顾炎武则直言：“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40]关于《左传》作者及《左传》是否传经，是一个仍需要讨论的问题。但《左传》一书，对于了解《春秋》所载之事具有重要意义。《左传》多详《春秋》所载之事，而且其所记载的事要远多于《春秋》。《左传》更为详细地描写了春秋一代历史之大势。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左传》深刻地反映了《春秋》之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特点。

与《春秋》相比较，《左传》的编年体已表现出较为成熟的特点。《左传》记事，同于《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然其记事远比《春秋》详细。以《春秋》鲁隐公元年载：“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左传》记此年事，内容远较《春秋》丰富，其或释《春秋》书法，如“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或详《春秋》之事，如“惠公之季年，败宋于黄。（隐）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盟于宿，始通也”；或补《春秋》之阙，如“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等等。《左传》记事，并载鲁、周、邾、郑、纪、夷、宋、卫等国事。这些国家的交往，表现出春秋时期周王室及众诸侯国之间或战或和或盟的关系。

在天人关系方面，《左传》与《春秋》也有不同之处。《左传》未循《春秋》“纪异而说不书”[46]笔法，而是记载了较多的天命鬼神之事，清人汪中概括为五点：“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筮、曰梦。”[47]为什么《左传》在天人关系上的认识与《春秋》有如此大的变化？徐复观先生认为，春秋时期“正是原始宗教与人文精神互相交错乃至并替的时代。左氏是把此一段历史中交错并替的现象，随其在历史上所发生的影响，而判别轻重，如实记载下来。”[48]这就是说，《左传》是一部史书，所以它要选择有影响的史实加以记载，以反映春秋时期的历史。另一方面，《左传》多载天命鬼神一类的东西，也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有关。上古时期巫史不分，记载瑞祥灾异本就是史官的职责。《周易·巽》卦九二爻辞说：“用史巫纷若。”史官乃履行巫师之职，沟通天人之际。刘师培指出：“三代之时，称天而治，天事人事，相为表里，天人之学，史实司之。”[49]史官记天人之事的传统，后世一直承续。司马迁自称：“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50]《续汉书·百官志二》谓：“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可见，《春秋》虽为一部史书，但经过孔子的编修，其史学传统中的某些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左传》则承续了史官兼记天人之事的传统。

在天人关系方面，《左传》也有新的认识。《尚书》的天命说，表述了对历史变化原因的认识。周人认为，三代政权之更替乃天惩恶扬善之举，上天将王权授给有德之君主，即有德者得天下。这就是说“善”在历史的变化中起了重要作用。孔子看到春秋乱世形成的原因，他强调以“礼义”来拯救乱世。孔子所谓“礼义”，是建立在“德”的基础之上的。《左传》也十分重视德的作用，上引叔向、宫之奇等人的话，就表明了这一点。不过，《左传》关注“善”在历史中的作用时，也意识到“恶”在历史中也能起作用。例如襄公三十年记载，蔡景侯与其太子般的妻子私通。太子般杀其父，篡位称蔡灵侯。又据昭公十一年记载，楚王诱杀蔡灵侯，并大举出兵攻蔡。叔向对此事有一段议论。他说：“蔡侯获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将假手于楚以毙之，何故不克？然肸闻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孙吴以讨于陈，曰：‘将定而国。’陈人听命，而遂县之。今又诱蔡而杀其君，以围其国，虽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纣伐东夷，而损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无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叔向认为，天借楚之手诛杀弑父之蔡灵侯。可是楚王自己也是一个无德者，他诱杀蔡侯出于私欲，而他诱灭蔡国更为无义之举。在叔向看来，这样的人也是不能善终的。叔向还并举桀灭有缗、纣伐东夷等事，说明一条道理，即“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叔向的话是很值得重视的。上面谈到，周人认为君主有德就能得天命，这就是说君主可以通过自己自觉的行为把握天命，人的意志可以与天意保持一致。可是在叔向看来，楚灵王、夏桀王和殷纣王的行为是为了谋求私欲，所为乃“恶”之行，其目的与天的意志并不是一致的，然而他们最终还是成为天的工具，实现了天惩恶扬善的目的。叔向的话，尽管只是对某些具体事件分析，然而他所表述的思想较之《尚书》更为深刻。这种对历史事件解释并存“善”与“恶”的思想，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司马迁的史学中，可以看到这一思想已经运用到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思考之中。

对于历史中可借鉴的经验，《左传》还提出了新的解释。《尚书》以来所强调的德，表现出人文思想的特点，即不否定天命的存在，但认识天人关系以人为起点。君主只要对民施德行，就可以得到天命，而君主能否得天命，则取决于他自己的行为。《春秋》较之《尚书》思想的发展，是进一步淡化了天命对人事的影响。《左传》不仅继承了《尚书》以来重人事的传统，而且也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在《尚书》的人文思想中，君主的行为虽然直接对民，然而其行为还是对天负责而不是对民负责。《左传》则表现出一种新的认识，即君主行为是对民负责而不是对天负责，君主权力之本是民而不是天。[51]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次，民有议政的权力。既然君主的权力在民，民也就有议政的权力。郑国子产执政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53]”。然明向子产建议，毁掉乡校。子产则指出，民议论政事是好事。他们认为好的，就推行；他们认为不好的，就改掉。他说：“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54]民议政，是不能用权威来制止的，他们的议论只能疏导，而且可以作为治政之良“药”。子产充分肯定民议政的重要性。

再次，对于无德之君主，民甚至可以弃之。鲁昭公在国外流亡多年后死去。赵简子问史墨，鲁国季氏赶走国君，为什么鲁人还顺服他，诸侯还亲附他。赵简子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55]在赵简子看来，鲁昭公失其政，对于他的死，鲁人是不会怜惜的。季氏世代勤于民事，这是鲁人服从他的原因。季氏赶走国君的行为，实际上得到了鲁人的支持。

《左传》对于历史的经验提出新的认识，与其所秉持的无证不信的原则是有联系的。《左传》叙史，所收集的史料十分广博，除鲁《春秋》之外，亦见其他诸侯国史记以及各种传闻旧说。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鲁国之史也。即使历聘之余，必闻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国之宝书，增入本国之记注乎。”[56]对于《左传》引用史料，前人有一些质疑。晋人范宁说：“《左氏》艳而富。”[57]唐人韩愈也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58]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以为《左传》载录奇闻异事，是反映社会的某种现象。而其载史有语句夸饰之处，则表明史书记载出现了文学的因素，这恰恰表明史书撰写的进步。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以《左传》所述史事来看，其对史事的真实性是相当重视的。这点，从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是《左传》处理史事之真与善的矛盾，坚持实录史事。上引《左传》叙“赵盾弑其君夷皋”、“天王狩于河阳”等事，已经表明这点。二是《左传》对情况尚不明了之史事，亦采用“阙疑”之笔法。例如，《春秋》昭公十九年载：“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同年《左传》载：“夏，许悼公疟。五月戌辰，饮大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汉儒服虔释此事说：“礼，医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公疾未瘳，而止进药，虽尝而不由医而卒，故国史书‘弑’告于诸侯。”[59]清人万斯大《春秋随笔》则持不同的看法：“夫疟非必死之疾，治疾无立毙之剂。今药出自止，饮之即卒，是有心毒杀之也。”[60]依服虔之释，许世子虽进药违礼，然并无毒死父君之意。万斯大则以为许悼公被其子毒杀。此两说皆无确凿证据。《左传》谓“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有同情许世子之意，但无定性之意，其阙之以疑，大概是由于证据不足的原因。《左传》叙史“阙疑”之手法，也是其叙史“无证不信”原则的表现。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左传》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左传》的编年史体例、对历史变化及其原因的认识，反映了自孔子时代以来中国古代史学的进步。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左传》对历史之真与善的认识，使源自于《尚书》并在《春秋》部分思想中呈现出来的求真与求善相合的思想得以发展，史学的致用最终要建立在史事求真的基础之上。这种思想对后世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对历史的经验的认识，《左传》与《春秋》也有不同之处。《左传》叙史，已经呈现出历史经验的相对不变性。这种相对不变性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前代流传下来的历史经验因历史的变化需要作出重新的理解，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经验会有新的认识。这种对变易的历史与相对不变的历史经验的认识，已经表现出辩证的因素。司马迁《史记》提出的“成一家之言”说，与《左传》的思想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左传》对《春秋》思想的继承，表现出扬弃的方式。《左传》继承并且发展了《春秋》中的史学原则，对后世史学形成与经学不同的学术特点，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秦汉时期史学发展的概况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正式形成的时期。秦汉时期的史学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史学的优良传统，另外也颇有创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史学与政治发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秦灭六国，结束了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王朝。秦王朝虽然二世而亡，但西汉、东汉接续而起。两汉四百余年的统治，进一步发展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并且形成了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