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4（第2页）

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约前371年）以博学而著称，一生写了大量著作，马克思称之为“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创立的原子论哲学就表现出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博大和深刻。一方面，原子论继承和发展了早期爱奥尼亚自然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十分明显地吸收并改造了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尤其是爱利亚学派的哲学思想，同时，也直接受到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哲学思想的熏陶，正是在这一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德谟克利特的成就超过了前人。下面我们就通过“原子论”的具体内容看一看德谟克利特如何做到了这一点。

所谓“原子”（àτομοs，atomos），就是“不可在分割的东西”。这就决定了它具有两个根本特性：一是体积很小，小到不能再分；二是原子是绝对的充实，其中没有任何空隙。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米利都学派的元素、巴门尼德的“存在”、恩培多克勒的“根”、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以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最小量度的身影，但是与这些又有明显的不同，就拿巴门尼德的“存在”来说，原子之外的“虚空”的存在为运动提供了可能性，同时，把巴门尼德的唯一的“存在”改造为无限多的微小的“存在”，也解决了爱利亚学派“一”与“多”、连续性和间断性的死结。同时，与早期爱奥尼亚哲学和恩培多克勒所提出的组成世界的多种元素不同，原子论的提出使寻找世界的物质本原的探索再次回到了更高一级的抽象和统一，即一元的本原论，使希腊的自然哲学进入到探索物质结构的更高层次，从而登上了古希腊唯物论哲学的最高峰。

无独有偶，与德谟克利特大约同一时期的柏拉图也集早期希腊的唯心论哲学于大成，创立了“理念论”，至此，西方哲学史上两条路线的并立和对垒正式形成。同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思想的创立也标志着以自然哲学为重心的早期希腊哲学的终结，希腊哲学开始向以研究人和社会为中心转型。

4。智者的转变

公元前五世纪以后，希腊哲学研究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即表现在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意大利和小亚细亚转移到了希腊本土，主要是雅典，更表现在哲学研究的对象开始由自然转向人和社会，伦理道德和政治问题成为这一希腊哲学全盛时期的研究主题。这一转型主要的动因在于希腊城邦文明渐趋成熟，私有制的发展、城邦政体的完备、文化事业的繁荣都为这个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次人本主义的思想的勃发创造了条件。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以雅典为主要活动场所的智者运动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启蒙作用。

哲学史家普遍认为，这批后来成为智者学派的哲学家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哲学团体，他们在哲学思想上千差万别，他们的共同点是以教授某种知识收取钱财为业，是希腊历史上第一批职业教师，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希庇亚、安提丰等人是其中的代表。“智者”本身起初并无贬义，但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就成为了貌似有知、实际无知、一心为财的江湖骗子的代名词。实际上，智者运动与其说是一个哲学派别，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思潮，正是在这些人教书的过程中，他们十分敏感地看到了原有知识体系和价值观点的问题，看到了新近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他们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新观点，尤其围绕传统上为哲学家所忽略的人本身展开了种种思考，从而指明了一个新的哲学发展方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下面我们就通过智者学派的一些主要观点和贡献看一看他们在希腊哲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应该说，总结智者学派的主要观点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他们都是实践哲学家，并不著书立说，而且相互之间在思想和观点上差异极大，后世只有一些零散的记述。不过，由于他们在关注的问题、回答问题的方式以及思想倾向上还是存在一些相似性，所以还是可以做出一个粗线条的勾画。

第一，由于教授知识的需要，即用言语去说服和打动别人，智者们普遍对修辞学和演说术十分重视，由此对语言哲学具有独到的研究，尤其在形式逻辑的开创上有着突出的贡献。前面讲到，赫拉克利特将“逻各斯”引入哲学，用以表示运动变化背后不变的尺度和规律。到智者的时候，这个词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智者认为，修辞学就是运用逻各斯的艺术，这个逻各斯即包括正确的语言表达、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这就使早期的仅仅表示说话和论证的感性含义的“逻各斯”上升到了表示推理过程的理性的思维领域。这就为后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创和完善形式逻辑提供了理论前提。

第二，智者们认为人的品德和才能，即希腊人所谓的“阿瑞特”（arete）是可以传授的。阿瑞特原指各种事物的品性、功能和优点，经常英译为virtue，但与中文的“善”有所不同。随着希腊社会的发展，阿瑞特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与传统上认为阿瑞特是指一些人天生就拥有的优点的观点不同，智者提出阿瑞特是可以传授的，它既包括了普通的技艺，也包括管理城邦的才德。这是对传统的贵族社会和门第观点的否定，代表了社会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智者赋予了阿瑞特更广泛的含义，从人的自然本性和天然功能转向人的社会本性，预示着希腊哲学重心由“天”向“人”的转变。

第三，在人与神的关系问题上，智者开始对传统上神创造世界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怀疑和否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普罗泰戈拉的疑神论，以及普罗狄科和克里底亚提出的人创造神而不是神创造人的思想。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无法知道神是否存在，如何存在，神的问题永远处于人的认识能力和范围之外。智者关于神的看法反映出传统的神人观念已经陷入危机，这为以人为中心的哲学的产生创造了理论前提。

第四，与语言、宗教问题相比，智者学派最为关注的还是社会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邦内部矛盾和斗争的加剧，邦际战争的频仍，生活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强烈地感到传统的习惯、道德、风俗和制度越来越不适应新的需要，人们寻求正义、秩序和新的价值观念的呼声越来越高，人的本性是什么，到底有没有一个为人们所遵循的普遍的社会和道德法则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就是著名的physis（本性，自然）还是nomos（法律，习俗）哪一个应占据主导的问题。智者学派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普罗泰戈拉（约公元前482—前411年）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201]首先，这一命题标志着人类自身自我意识的觉醒，它向世人告知，人是整个自然和世界的中心，一切社会历史活动都是围绕着人的需要、体验和利益而展开的。虽然哲学家在普氏所言的人是“抽象的、普遍的人”还是“作为个体的、独立的人”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把人本身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对从前的以自然中心或以神为中心的哲学观念的全面否定。

我们也要看到，在使人得以解放的同时，这一命题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因为在人的审判席前面，从前所有的确定性、规定性乃至善恶的标准都失去了意义，这就必然导致哲学上的怀疑主义、感觉主义和相对主义。这种倾向在高尔吉亚的三个命题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这个东西也是人无法认识的；第三，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被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202]真理的标准消失了，这不仅是对巴门尼德的存在论的否定，也摧毁了苏格拉底以前所有的自然哲学家关于世界的本原的概念，这是西方哲学史上怀疑论对本体论哲学的第一次致命打击。

那么，我们对智者学派该如何评价呢？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充分肯定智者学派在把哲学研究的对象从天上转移到人间的功绩，肯定它在打破人们守旧的传统观念中的作用，但是要看到，这种只破不立的哲学毕竟并不能维持长久，在动摇了旧的思想体系的同时也窒息了自身的发展，这是智者学派最致命的弱点。更重要的是，智者学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其相对主义的倾向反而加速了城邦法律和道德规范的瓦解，助长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导致了破坏城邦民主制的蛊惑家的出现，加速了城邦制度的衰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智者学派的反对者和城邦政体的拯救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试图用人类的理性重新找到并建立起真假、美丑和善恶的界限和标准，另一方面，则通过现行政体的研究寻求理想城邦的模式，重建社会秩序。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城邦政体的衰亡已经成为必然的命运。在这以后，智者学派所提倡的怀疑主义、感觉主义和相对主义经过犬儒学派和居勒尼学派，到晚期希腊和罗马时期的人生和宗教哲学中又卷土重来。希腊哲学因而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再到否定的一个曲折的发展路径，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因此而不断走向深入。从中可以看出智者学派在希腊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希腊古典时期逻辑理性的发展

1。苏格拉底

在希腊哲学史上，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70—前399年）上承智者学派，把哲学研究定位在人和社会问题，尤其是伦理道德问题；同时，又坚决反对智者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倡导理性。其弟子柏拉图和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正是沿着他开创的道路构筑起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从而把希腊哲学推向顶峰。从此，他所开创的理性主义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因此，苏格拉底既是推动古希腊哲学从早期的自然哲学向后期的人本主义哲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又是西方哲学史上的逻辑理性得到发展和完善并开始确立其主导地位的开先河者。但是，由于苏格拉底一生“述而不作”，他的形象和思想完全是通过他的弟子（主要是柏拉图）和再传弟子的记录，因此，增加了准确表述其哲学观点的难度。

苏格拉底之所以如此关注人的道德问题，以至于把希腊哲学研究的重点从自然完全转向人，并非偶然，这与其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密不可分。苏格拉底生逢雅典城邦的黄金时代，即“伯利克里时代”。那时候，雅典利用希波战争期间建立起的强大的海军力量，统摄提洛同盟各邦，取代斯巴达成为希腊城邦新的霸主。利用同盟的贡金，雅典大兴土木，装点自己的城市和民主制度。与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大相伴随的是文化的昌盛，自由的空气使来自希腊各邦的剧作家、诗人、雕塑家和哲学家聚居在雅典，雅典也因此成为“全希腊的学校”。但是，好景不长，在希波战后不久，就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苏格拉底的后半生就是在这一旷日持久的内战中度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城邦制度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战争中，雅典社会的内外矛盾暴露无遗，雅典和斯巴达打着“正义”的旗号对盟邦推行的霸权政策、城邦内部党派的纷争、贫富的分化、人性的贪婪和野心……总之，传统的道德分崩离析，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复存在，人性面临普遍的堕落。正是在雅典社会开始走上深刻的社会和思想危机之际，苏格拉底开始了他的改善人的灵魂、重建道德标准以挽救城邦危机的宏伟计划。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并不是就道德谈道德，并不直接告诉人们该怎么做，而是从哲学的高度探讨和追问诸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幸福这样的问题，因而所使用的方法仍然遵循此前希腊哲学研究的路数，包含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内容。但是，苏格拉底率真的追问却招致了那些愚钝之徒的怨恨，从而引来了杀身之祸，可苏格拉底并没有退缩，而是以其近乎完美的行动和人格实践了他的哲学主张，毅然而然地选择了死亡，这一千古冤案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

下面我们就结合苏格拉底的哲学观点看一看他是如何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哲学变革的。

从总的情况看，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涉及伦理、政治、修辞、逻辑、宗教、语言等各个方面，但有一条基本的线索，那就是对人的理性和认知能力的确信和自觉考察，这一方面有别于早期希腊哲学对自然的直观和不自觉的逻辑思维，也有别于智者学派对人的理性和认知能力的怀疑甚至否定。因此，苏格拉底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为哲学研究提出了更高层次的任务，即反思人的本性和理性思维，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方向。他多次提出的“自知无知”的名言就是要人们对知识本身的可能性进行反思。苏格拉底相信，只有人的理性才能够掌握知识，也只有确定的知识才能够使人辩明真假和是非。知识最高尚，物质最可耻，有知与无知是善恶的根源。这样一种“知性道德”构成了苏格拉底整个哲学思想的基础。

我们可以把智者和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苏格拉底哲学的特点。智者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智者所说的人是具有感性经验和自由意志的个体，因此没有绝对的价值标准，而苏格拉底所说的人却是具有理性思维从而能够获取确定知识（这也就是确定的价值体系和生活准则的前提）的人，这种理性思维甚至就是人的本性；智者所谓的知识建立在感性和经验的基础上，缺乏系统性和确定性，因而不能提供科学的方法论，破坏大于建立，而苏格拉底的知识则来源于对人的认知能力的理性反思，能够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探究其本质，这种理性主义的精神为人类知识的科学化和系统化提供了一种坚实的方法论依据；从个人的感觉和经验出发的智者必然以追求和满足个人的欲求为归宿，只能加速社会和集体道德的沦丧，同时为“以强凌弱”的政治理念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苏格拉底则高举和弘扬人的理性主义精神，追求普遍正义和真理，以确定的知识使人向善，力图重建社会的政体秩序与和谐，这一道德和政治理想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实现，但这一原则和理念开启了希腊哲学鼎盛时期的大门，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体系的创立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

虽然苏格拉底专注于研究人的美德，但正是在“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友爱”、“什么是正义”等诸如此类的讨论中，他提出了寻求普遍性定义的问题，这是苏格拉底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之一。在苏格拉底之前，虽然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等哲学家也使用过下定义的方法，但他们还没有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苏格拉底之所以寻求普遍性的定义，一方面仍然承袭了希腊早期哲学家探询处于流变中的万事万物背后的不变和永恒的东西从而得到真理性的认识的传统，另一方面主要是针对智者学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相对主义而提出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定义都是约定俗成的人为规定，而苏格拉底则要通过定义来用人的逻辑理性思维来揭示同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得到确定的知识，这就是柏拉图后来提出的“相”（又译“理念”）的来源。苏格拉底认为，理性是人的灵魂中最高贵和最神圣的部分，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通过人的理性能够获得确定不移的绝对的知识，即真理，这种对人的理性认知能力的弘扬，一方面使希腊哲学彻底走出了早期的感性直观的阶段，另一方面在继承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将思想和感觉、真理和意见区分开来，将理性思维提高到感性思维之上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从苏格拉底开始，这样一种认识又有了更加系统和明确的表述，那就是感觉只能认识流动变化的事物，不能得到确定的知识，唯有通过理性才能得到绝对的也就是真正的知识。比如，现实生活中的“美”是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但真正的“美”却是唯一的和不变的。由此苏格拉底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早期自然哲学家的全新的“知识”的概念。

苏格拉底认为，人的灵魂中的理性以“善”为行动的目标和准则，它就是“神”，是万事万物的最高和绝对的标准，这种理性的神也有别于此前的希腊人关于神的随心所欲和与人同形同性的观念，赋予了其最高的精神本体的性质。人应该根据以“善”为目的的理性行事，这样一种目的论的世界观后来也在西方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苏格拉底寻求真正的知识的方法看似简单，就是通过谈话追寻普遍的定义，在提问和回答的过程中揭示对方的矛盾，迫使对方不断修正错误从而一步一步接近真理性的认识。他将这种方法形象地称为“助产术”，它既不是要否定矛盾（像芝诺那样），也没有停留在矛盾的一个方面（像智者那样），而是要通过认识事物中的普遍矛盾来解释普遍的真理，因而是一种积极的辩证法。

从哲学思想的内容来看，道德哲学构成了苏格拉底思想的主干。可以说，他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政治、宗教和美学思想都是为了服务于他的道德哲学，以此对抗城邦没落时期出现伦理上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思想上的相对主义，通过探讨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寻求绝对的和普遍的善，从而重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挽救雅典城邦的危亡是苏格拉底哲学思想最根本的出发点。

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的著名命题，这里的知识是指人对自身本性，即理性思维能力的认识和恢复，获得理性知识是人的道德行为的前提，与此相反，智者学派主张道德仅仅是人为的约定，所谓美德不过是可以任意改变的毫无意义的东西，苏格拉底对这种必然导致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道德观进行了坚决和彻底的批判，通过探讨什么是正义、勇敢、友爱等传统美德，试图重新建立起对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自信，复苏人们的良知，并付诸行动，苏格拉底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开创了一种知行合一的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西方伦理思想的主流。

苏格拉底被判极刑的罪名之一是“引进新神”，现在看来，这个新神就是人自身的理性，他强调人可以凭借自身的理智（即唯一的理性神）而不必通过传统的没有统一标准的诸神做出正确的决定，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苏格拉底向世人告知，“人对于他自己所应当做的特殊事物，也是独立的决定者，自己迫使自己做出决定的主体”，[203]这是对人类自身理性精神的肯定。苏格拉底正是因为这样一种超前的认识引来了杀身之祸，但这毕竟代表了一种人类精神的进步，代表了希腊哲学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因此，可以说，苏格拉底的去世反而标志着一种新哲学的诞生。

苏格拉底生前有众多的弟子，其中最有成就的是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柏拉图不但继承了苏格拉底开创的理性主义哲学，而且使之更加丰富和系统，建构了庞大的思想体系，柏拉图使希腊哲学达到了第一次巅峰。

柏拉图的伟大不仅在于在他长达几十年的哲学生涯中亲手写定了大量的著作，而且还十分幸运地几乎完整无缺地保存到今天，这种情况不仅在古代希腊，就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也是很罕见的。完整的第一手材料为我们研究和认识他的哲学思想无疑提供了直接和宝贵的根据（柏拉图以前的哲学家的思想大多是通过别人转述的片言只语得到的），同时，柏拉图留下的二十七篇对话是在五十多年中陆续写下的，随着年龄的推移和阅历的丰富而出现的思想上的发展与变化是在所难免的，其观点和思想的前后矛盾和不一致为我们定位柏拉图的哲学观点也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最后，柏拉图的对话体裁一方面记录了希腊众多的思想巨人，尤其是他的导师苏格拉底在世时的所思所想，生动而形象地描绘了他们的风采；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时刻提醒自己，这些对话绝非如实的记录，其中蕴涵着柏拉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但柏拉图并没有直接出场，于是，在这些往往是有始无终的对话背后的真实的柏拉图就成了问题，再加上对话中经常使用的比喻手法，在我们为作为诗人的柏拉图的想象力拍案叫绝的同时，更增加了理解其哲学观点的难度。所以，我们只能根据这些对话的内容、主题与结论的前后变化对柏拉图的哲学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梳理。

不论如何，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不论对其哲学观点赞成与否，后世的哲学家都不能避开他，其创立的唯心论哲学体系在西方思想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当代英国哲学家怀海特甚至说：“欧洲哲学传统最稳定的一般特征，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的。”[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