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兴阶段（第1页）

一、起兴阶段

关于起兴的问题，一般指文学家创作时文思涌动的一种状态，这与其他艺术创作中产生灵感的过程相通，起兴也是一种灵感流动和产生表达欲望的状态。《文心雕龙·原道》篇讲：“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从理论上指出了人类文思发生的能动性根源。而后又说：“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从文道论的高度说明了人类能发生文思的根本原因。《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孔子说“诗可以兴”，也是指出了文学创作思想的发端问题。

《文心雕龙·征圣》一篇讲圣人“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说明参悟天道、教化后世的圣人在体会日月精华、领悟天地之玄机后，就能成文以为后世之范。有的言简意赅，思想通达；有的文理广博，情感丰富；有的阐释理论，自成体系；有的用意深远，有深刻的含义。“圣因文而明道”，所以圣人之所以能思而成文，也就是人类可以思考而演绎成文学的一种机理吧。《诗经·周南·桃夭》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朱熹《诗集传》解读说：“故诗人因所见以起兴，而叹其女子之贤，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可见诗人都有**为诗的能力和动机。

西方文学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也分析了人的文思来源，对作家的心理模式及创作过程进行研究。比如，希腊时代人们认为“癫狂”和酒神、缪斯的感召是诗性的来源，认为诗人可以受到神的启示而以一种超理性的方式来展开文学艺术的创作。这种展开在语言上是迷乱的，在心智上是无意识的，在形式上是超越一般理性、可以归结为艺术性的。就像荷马一般，诗人似乎是获得了特殊天赋以补偿其生理和世俗的缺陷。《奥德赛》里说缪斯弄瞎了德莫多克斯，但是又以甜美的歌吟天赋来补偿他。文学心理学对创作过程的心理解读是范式性的，并导致了“艺术”和“科学”的区分。例如，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本来就是背离现实的人，因为他不能满足其与生俱来的本能要求，于是他就在幻想的生活中放纵其情欲和野心勃勃的愿望。……借助原来特殊的天赋，他把自己的幻想塑造成一种崭新的现实。而人们又承认这些幻想是合理的，具有反映实际生活的价值……”[1]韦勒克引用杨施的观点，认为：“这种能力（即幻想和以文学创作表达幻想的能力，本书作者注）是艺术家所特有的、将知觉和概念糅合为一的特征。艺术家保持和发展了民族的古老的特点：他们能够感觉到甚至‘看到’自己的思想。”西方批评理论认为文学创作是一个从无意识开始的东西，以灵感为这种无意识的呈现。灵感是传统上用于表达这种无意识的名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灵感的来源有着不同的认识。比如，在古代希腊，灵感被认为源自缪斯或者狄俄尼索斯；基督教观念上，灵感来自神的圣灵的启示；现代科学把灵感解读为心理学上的一种“突变”，为了追求这个突变，文学家甚至使用酒精、麻醉品来麻醉理性，放纵潜意识的活动，以图释放灵感。这也与中国古代文人“斗酒诗百篇”，好饮酒作诗，甚至流连风月的行为暗合。

值得一提的是，起兴会被狭义地理解为一种文字写作方法，或者是诗歌创作的方法。比如，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集传》），就经常被引用，用以解释起兴是一种托物言志、借物发挥的写作方法。其实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固然，起兴是一种写作方法，但它也是文学创作的元问题。正因为先有“诗言志”这样一个动因，才会在实际的写作中以“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姚际恒《诗经通论》）的策略出现。所以理解起兴，必须要意识到它是整个文学艺术存在的根本问题，即人类是有发言为诗的精神属性的。这一点也可以印证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困境：总结创作经验的时候，我们只能对文学创作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有意识”的内容进行归纳整理，而很难去总结那些“无意识”的部分，因为它与讲究科学方法与逻辑的理论研究本质上是矛盾的。

综合考量中西方对起兴的理解，相同点在于都发现和承认了人类有一种从精神世界产生的东西，它是文学创作的精神基础，也是创作过程的第一必要条件和步骤。不同的是，中国人把它命名为“情”“志”，西方人把它叫作“迷狂”“灵感”，它们的范式和话语体系不同，但指向的客体又是非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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