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正剧的社会学定性（第2页）
起义战士们前仆后继，终于攻进反动派的最后堡垒冬宫。
列宁出现在革命群众面前。欢呼声、口号声响彻大厅。
列宁庄严宣布：“同志们，布尔什维克一直主张必须进行的这场工农革命，实现啦！”
会场上响起震天动地的《国际歌》。
……
在这个影片中，对正剧的社会学定性，可谓作了最规范、最“直义”的形象说明。
为了使读者鲜明地体会正剧的社会学定性，特举《列宁在十月》为例。但也正因其过于“鲜明”与“直义”，可能会产生误导，所以有必要再作以下两方面的补充说明——
第一，正剧社会学意义上的定性，绝不等于正剧题材的社会学选择。
这个问题，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正剧”一名出现之日起，就已经潜伏着，后来在不同国家、正剧创作的不同历史时期，更不时暴露出来。
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正式定名的“正剧”，由于其特定的背景原因以及以狄德罗为代表的倡导者的特意提示，确有专注于社会问题、强调政治斗争、要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摇旗呐喊的意向。当时，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日渐增强，向封建贵族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为适应时代的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了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狄德罗等大力提倡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严肃戏剧（正剧），其目的就在于引起人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永恒性与合法性的怀疑，为资产阶级新的人生观念的发扬光大服务，进而为资产阶级的革命鸣锣开道。
时势使然，本无可非议。但是，若以为凡正剧，必须以当年法国的严肃剧为摹本，一定得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乃至必须直接地表现政治斗争、阶级冲突，而且必须是“严肃”的、“郑重”的反映，就未免过于拘泥窘束了。
我们现在所说正剧的社会学定性，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社会学定性。就是说，只要属于社会生活中的人们的思想、情感、意念乃至意识，只要与这些有关的社会生活方面，比如人们的日常生活、个人私事、历史故事、现代传奇、社会大题材、民间小写真……都可进入正剧的表现范围。只要这些题材所表现或反映的是正义美好价值的“直接”展示及最终的“正面”肯定，则尽管不涉及社会的重大问题、阶级的直接冲突，也能出现伟大、杰出的正剧作品。
另外，由于正剧之名源于狄德罗的“严肃戏剧”，在此我们还须注意一点：当正剧的内在性质确定后，其表现风格完全可以多样，它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温柔”的，像同样反映抗联英雄的《白山黑水》与《归心似箭》；它可以是“热烈”的，也可以是“淡泊”的，像同样表现故事情怀的《红高粱》与《城南旧事》；它可以“直接宣泄”，也可以“委婉含蓄”，像同样表现情感波澜的《克莱默夫妇》与《远山的呼唤》；它可以是“古典主义”的，也可以是“现代主义”的，像同样展现历史大题材的《战争与和平》与《现代启示录》；它可以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是“荒诞变态”、“反现实主义”的，像同样表现人生状态的《人到中年》与《巴黎的最后探戈》……
总之，“正剧”的内涵不能限于“社会剧”，尤其是“政治剧”，其风格也不能等同于“严肃剧”。在上述两方面，我们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有过误区和不少教训，当引以为鉴。
第二，关于正剧的结尾。
由于狄德罗曾强调，正剧要表现代表社会进步与正义的力量与相对势力的斗争中，一定要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胜利，又由于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强调一定要以无产阶级或进步力量的最后胜利作为正剧的结局，以鼓舞斗志，加之种种的相关理论与创作实证，使得人们曾一时陷入机械理解的误区：似乎正剧的结尾只能是“大胜利”、“大团圆”或“大欢喜”之类。
这，未免有些拘泥于表象了。
我们说，只要观众（读者）看过全剧以后，能在总体情感氛围中“直接”生出某种昂扬（或振奋、积极、愉悦、优美、温暖、幸福……）的人文觉悟与审美感受，即可判断此剧为正剧，而不一定只看它具体情节的结尾如何。
比如苏联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全剧总体展示的是红军战士，尤其是女战士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真诚善良的人生态度……尽管在最后，这些可爱、可敬的女战士们都牺牲了，但是影片给观众的审美感受绝不是悲哀，而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壮烈**与静后沉思的感慨。
这类影片，像我国的《在烈火中永生》等，亦可作为例证。
总之，判断作品是否为正剧，不能只以结尾如何为据，而应体会其整体意向。有些作品，结尾并没有变化，却因人事内涵稍作改动，便可从悲剧转为正剧（或者相反）。
比如我国影片《早春二月》改编自20世纪30年代柔石的小说《二月》。
故事大框架是描述一个知识分子来到偏僻的芙蓉镇，经历了些社会人事与个人情感的纠纷后终于又离去的过程。原作小说将这个故事处理成悲剧：主人公萧涧秋孤高自傲、愤世嫉俗，出于对城市的厌倦，来到乡间寻求宁静，并想在这远离尘埃的“桃花源”中做些对社会、对别人有益的事。但现实的冷酷、复杂，粉碎了他的梦境，他终于痛苦、失败地离去。漂泊寻求——抗争苦斗——失败离去，这就是这个悲剧的三段式。而改编成电影，故事框架并没有变，人事纠纷也大体一样，却只在人物内心处理上做了改动，便使原来的悲剧变成正剧了：萧涧秋在五四运动落潮之后，虽然不无消沉，但不甘沦落，于是来到芙蓉镇，想换个方式与旧世界继续抗争。但在具体的个人式抗争过程中，他终于感到一己力量的微小，要彻底改变不合理的世界，必须投身到波澜壮阔的社会洪流中。于是，他确定了新的方向，毅然离去。徘徊寻求——个人抗争——毅然离去，这样一来，就完全变作正剧了。
这类例子，对于我们体会与把握“正剧”，是有借鉴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