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影视创作文化论（第1页）
第一编影视创作文化论
第一章创作文化引论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研究影视创作文化的必要性
电影从诞生到现在，风风雨雨已经百年。高峰低谷、成败荣辱、经验教训，变幻纷纭而莫衷一是。其间，许多问题值得人们思索——
好莱坞为什么长盛不衰、称霸影坛？仅仅是梦幻工厂、娱乐游戏，或高科技、大制作使然？
为什么是20世纪20年代而不是40年代，在欧洲出现先锋派电影运动，又为什么它不久便衰落？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为何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突然**而不久就分化转型？
美国20世纪60年代为什么竟有正面展示流氓、小偷、骗子、强盗、罪犯的影片大行其道，并受到观众的广泛喝彩？
《阿甘正传》与传统好莱坞影片风格迥异，却为什么使1994年的美国成了“阿甘正传年”，一片既出，万人空巷？
近年来，日本、韩国、伊朗及印度的电影重放光彩，仅仅是因为别具一格的民俗风情？
中国当代电影为什么整体总不尽如人意？它的根本症结究竟在何处？
主旋律影片为什么尽管有政府的扶持培养，却总不成气候？
中国“第五代”导演兴起的原因是偶然的吗？它在不久后为什么便分化、转轨乃至消亡？其后学追随者的影片为什么被讥为“伪民俗”、“取媚西方”的后殖民产物？
再具体些：20世纪80年代后期，张艺谋的《红高粱》为什么一炮打响、“偶然”成功？而21世纪以来的《英雄》、《十面埋伏》为什么投资巨大而只有浮躁的一时喧嚣？而与《英雄》同年参加柏林电影节的小制作影片、李昂的《盲井》，为什么获得殊荣，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
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无极》等殚精竭虑的大制作，尽管有大投资、高科技及精制作，为什么却败走麦城？
陈佩斯20世纪80年代的喜剧影片为什么不再受90年代的观众欢迎，而冯小刚的贺岁片却能大行其道？黄建新的喜剧影片尽管有明显高出冯氏前期与中期“庸俗市民剧”的艺术与人文内涵，为何却总在票房上远落在冯的后面？
面对入世后的新局面，面对21世纪全球化的总体大背景，中国电影到底应持怎样的方略？发扬什么？改变什么？或向外面借鉴什么？
……
答案繁杂——
建立中国的电影美学？走中国类型片之路以吸引观众？建立院线制以强化经营？学好莱坞的编剧手法，步其大制作的后尘，走商业化道路？仿欧洲艺术电影的高档格调与分众化原则？学日、韩、伊朗等民族国家电影的民俗化审美？改革中国电影的管理体制？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与必要的财政措施？……
上述种种，虽不无一定道理，但难免庐山雾中形而下的“具体小操作”之言。因此，虽历经时日，却总不见成效。
另一种情况：
近年来国内比较叫座卖好的影视剧中，“大辫子”在荧屏走俏，“老北京”被观众欣赏，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无论是“阅史而明时”还是“温故而知新”，都有特定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但关键是，历史题材的当代文化意向是否符合进步的时代潮流，老旧民俗的展示是否与现代社会健康的人文精神同轨？
这就要先明确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要表现那些尘封的历史，又怎样打开那些历史的尘封而使观众获得当代的正确观照。
似乎很简单。因为大多数表现历史与旧事的文艺作品，无论是鲜明的批判，还是热烈的歌赞；也无论是正剧的审视，还是“戏说”的把玩，在文化学意义上无非走两条路。
其一，以史为鉴，本着对“复杂过去”的冷静剖析或对“病态历史”的科学批判而达到健康的现实认知；
其二，以古喻今，以张扬传统文化的精华来振作现在颓废、消沉或迷茫的精神。
然而在上述基础上，静心辨析近来大获赞捧的几部影视作品，便发现问题了：
比如在《雍正王朝》中，对宫廷政举要事的述说，对天子鞠躬尽瘁、勤于政治的描写，虽然确有当前民心期待的一定代表性，但深究其里，则是将当前的民心期待附着在封建体制的王朝上，便难免使“现代公民”再一回沉入“大清臣子”的品格中。在这里，当代社会亟须的健康的“国民意识”与“公民意识”毫无踪影，充斥荧屏的只是仰望青天、拜求明主的“臣子意识”与“小民心态”。这，到底是一种“灰色幽默”，还是一种时代蒙昧？！
比如在《宰相刘罗锅》中，尽管有着分明的善恶区分，有着判然的正邪评断，使观众无不喜爱刘墉而厌弃和珅，但也毋庸置疑——又一回从文化层面上，使当前大众对法制社会的历史性呼唤变成了对“清官”与“贤主”的混沌寄托。
比如在《水浒传》中，既有着官逼民反的政治批判性，又明显有着与现代社会不容的“无法无天的野蛮与残酷”、“情大于法的黑社会品格”。原著是重客观展示的“诗史”，读者可从中读出封建社会的全貌，而改编后的电视剧，则是缺乏确切文化把握、意味混沌而又特意张扬的“史诗”，其确切性、全貌性既失，当代的文化读解也便很易含混了。
再如获得众多当代电影奖项的《鸦片战争》、《红河谷》之类，不惜亿万资金，欲振兴国民的爱国精神、民族情感，就动机而言，不错。然而，若从历史与文化层面拷问：对以鸦片战争为表征事件的中国近代史，就只应在此层面与角度认知与理解吗——尤其是正处于改革开放和文化全球化大背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