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元代策问的发展阶段（第2页）

[2]《庙学典礼》卷5《行台坐下宪司讲究学校便宜》，参见《行省坐下监察御史申明学校规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元代史料丛刊》本，1992，第99、109页。

[3]胡祗遹：《试典史策问》，见《紫山大全集》卷23，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1196册，第429～430页。

[4]刘壎：《策问》，见《水云村泯稿》卷13，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1195册，第491～493页。

[5]刘敏中：《问刑罚轻重宽猛策》，见《刘敏中集》卷16，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194页。

[6]宋濂等：《元史》卷7《世祖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册，第135页；卷87《百官志三》，第7册，第2193页。

[7]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制一·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29页。

[8]吴澄：《私试策问》，见《临川吴文正公集》卷2，江西抚州，明成化刊本，1484，第21页；又见苏天爵：《国朝文类》卷46，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西湖书院刊本，1929，第7～8页。

[9]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制一·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27页。

[10]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北京，中会书局，1975，第4册，第1161～1164页。

[11]宋仁宗宝元中李淑对策，见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11册，第3612页。

[12]刘昫等：《旧唐书》卷119《杨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10册，第3431页；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4册，第1166页。

[13]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11册，第3620页。

[14]脱脱等：《宋史》卷157《选举志三·学校试》，第11册，第3669页。

[15]脱脱等：《金史》卷51《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4册，第1138、1143页。

[16]参见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第三编第二章三《科举取士制的确立》，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375～378页。

[17]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18页。

[18]元代科举规模不大，取士人数也很有限。终元之世，凡开16科，取进士1303名，非但远远不能与唐、宋相比，甚至不如金朝。因此，元代科举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扩大儒士的入仕途径，改变官员的组成等实际效果，而在于对政治、思想、文化的多方面影响。参见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第三编第二章三《科举取士制的确立》，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375～386页。

[19]至正初恢复科举，规定国子学三年累计高等生员120名，与举人共同参加会试、廷试，从中选拔18名进士，实现了国子学贡士考试与科举考试的合一。见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制一·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32页；卷92《百官志八·科举附录》，第8册，第2344页。王建军：《元代国子监学生的出路》云：顺帝复科举后，“国子监的公试与科举会试同期举行。三年中获高等生员资格的120人参加朝廷为他们单独举行的考试”，似不确。参见氏著《元代国子监研究》第五章第三节，澳门，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3，第323页。《元史》卷6《顺帝纪三》即明言：至元六年“十二月，复科举取士制。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中者取十八名。”第3册，第859页。卷81《选举志一·学校》亦曰：“命所贡生员，每大比选士，与天下士同试于礼部，策于殿廷。”第7册，第2032页。

[20]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19页。

[21]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30页。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国子学与国学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