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叶圣陶许地山的小说与李金发等人的诗歌（第3页）

越此短墙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

如荒野狂风怒号，

战栗了无数游牧。

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

我的哀戚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

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

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

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

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

长染在游鸦之羽，

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

静听舟子之歌。

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

徜徉在邱墓之侧，

永无热泪，

点滴在草地，

为世界之装饰。

——李金发：《李金发诗集》，5—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原典点评

对李金发的《弃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弃妇》表现的无疑是现代人的困境。T。S。艾略特将现代人的困境比作被上帝抛弃后挣扎在无依无靠、没有价值的荒原上；而李金发的《弃妇》则将现代人比作上帝的“弃妇”，于是只能“徜徉在丘墓之侧”，面对“枯骨之沉睡”“黑夜与蚊虫”。

文学研究会诗人中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还有梁宗岱。梁宗岱（1903—1983），广西百色人，祖籍广东新会。他以好争辩闻名，1924年出版诗集《晚祷》，并赴法留学，与瓦雷里、罗曼·罗兰都有交往。诗集《晚祷》是爱情与宗教的双重变奏，《泪歌》《途遇》《晚情》等都是情诗，《晚祷》《暮》《星空》等诗则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在表现上是浪漫与象征的双重变奏，如《散后》之一：“幽梦里，我和伊并肩默默的伫立，在月明如洗的园中。听蔷薇滴着香露，清月颤着银波。”再看他的具有泛神色彩的《夜露》：

当夜神严静无声的降临，

把甘美的睡眠

赐给一切众生的时候，

天，披着件光灿银烁的云衣，

把那珍珠一般的仙露

悄悄地向大地遍洒了。

于是静慧的地母

在昭苏的朝旭里

开出许多娇丽芬芳的花儿

朵朵的向着天空致谢。

从1944年出版的新旧诗合集《芦笛风》看，他已厌弃自由体诗而在为新诗寻找格律。

四、孙俍工等外围作家及文研会不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原因

孙俍工、王思玷等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小说而非会员的作家，可以算文学研究会的外围作家。孙俍工（1894—1962），原名孙光策，湖南隆回人。孙俍工的《家风》通过两代人的对立表现新旧冲突，老太太无可奈何地叹息：“家风坏了！”孙俍工经常“为人类的前途忧虑着战栗着”，小说《前途》借火车出发前人的焦虑、忙乱、拥挤，以及火车开动后旅客的“到了么”“几时才到”“能不能平安无事的到”的期待和忧虑，来表现人的“前途”的茫然不可知。读这篇小说时，首先令人想到的就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王思玷（1895—1926），山东峄县人。如果说《风雨之下》《偏枯》还带点新文艺腔，那么《刘并》就是一篇比较优秀的描写农民的小说。在《刘并》中，“被太阳的喜乐染成红色”的浮云和带着“湿润、扑鼻的粮香”的凉风的风调雨顺，并没有给热爱土地的庄稼汉刘并带来福乐，丰收反而招致了一场大祸。小说《瘟疫》《一粒子弹》和《几封用S署名的信》则很有表现力地描写了农村的战乱以及对战争的抗议。很遗憾的是，这位有才气的小说家却在31岁为了迎接北伐的军事行动中殉国。

正如陈独秀与胡适都倡导写实主义，而显示了文学革命实绩的鲁迅小说并非写实主义一样，茅盾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理论倡导，也没有导致文学研究会作家遵从现实主义的写作技巧。甚至茅盾本人，在早期的中篇小说三部曲《蚀》与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中，也运用了夸张、变形、象征、隐喻的艺术技巧，并且具有浓重的抒情特征。只是后来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客观地描写现代都市，才推出了《子夜》等现实主义作品。五四文学之所以出现了理论倡导上的现实主义与创作实践上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要求冷静地摹写人生而在创作实践上却具有浓重的抒情性，一个重要原因是五四文学伦理革命的核心精神是个性解放。追求个性精神以及个性对社会整体的反抗挑战，基本上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课题，而“五四”退潮后个性的孤独焦虑又有现代主义倾向。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是建立在对近代工业城市商品化与金钱化的人际关系的再现上的，它与19世纪机械的世界观相联系，将社会看成是一部机器，作家对此进行客观报道与解剖，而要做到这一点须有一种不可动摇的统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或者是基督教的原罪（现实主义），或者是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科学（现实主义尤其是自然主义）。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发展最充分的城市上海，才有了现实主义的温床，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推崇，又成为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论依据与统一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