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鲁迅的诗歌与杂文（第3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221—2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原典点评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在当天所作的《无花的蔷薇之二》中，就认为“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4月1日鲁迅又写了《记念刘和珍君》，4月8日写作了本篇。当然，《记念刘和珍君》主要是回忆性的散文，但第二节“真的猛士……”一大段，与《淡淡的血痕中》就有相似之处了。鲁迅写完《记念刘和珍君》之后，觉得应该从具体的叙事中摆脱出来，使对这一事件的抒写更具有形而上的本体意义。因而本篇以从牙缝中咬出来的文字，愤世嫉俗地刺穿了造物的荒谬，深刻地表现了人类的悲剧性，并以“叛逆的猛士”对造物主进行了反抗。这种洞达三世的恶魔情怀，令人想到尼采的超人。

三、杂文：发议论与纯文学杂糅的独创文体

鲁迅作为文学家的伟大，在于他试图以表现其艺术个性，突破传统的文体形式对他的束缚，在颠覆既有的文体规范中寻找更适合自己艺术个性的文体，从而建构属于自己的文体世界。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杂糅性与含混性最突出的文体是他的杂文。

鲁迅的杂文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广义的杂文，即以编年的方式将不同文体的作品收集在一起，因文体驳杂而称之为杂文。第二是狭义的杂文概念。除了《坟》《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等比较适合广义的杂文概念，《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杂文集中虽然也有文体驳杂的现象，然而数量较少，因而更适合于狭义的鲁迅创造的杂文概念。这种鲁迅非常喜欢运用的文体，与纯粹理论与逻辑形态的论文的区别，就是字里行间渗透着情感与形象；但与纯文学的区别，又是以论述问题或论战的形式出现的，因而这是一种介于论文与纯文学之间的边缘性文体。

不过，对鲁迅杂文一般性的概括总要以牺牲感性的生动丰富性为代价。鲁迅杂文的文体特征受发表媒介的潜在制约是很明显的：《热风》里的杂文很多都是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与《晨报副刊》上发表的，这些栏目要求短小精悍，直指问题的核心；而《坟》中的许多杂文则是在同人刊物《语丝》与《莽原》上发表的，可以比较从容，随心漫谈，剖析国民性也极为深刻，由此造成了这两本杂文集风格的不同。鲁迅与“正人君子”论战的杂文都收集在《华盖集》与《华盖集续编》中，然而这两本杂文集中也有很多深刻剖析国民性的杂文。当然，媒体的潜在制约也不能一概而论，《申报·自由谈》固然成就了鲁迅的杂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然而，这三本杂文集的风格并不相同，尤其是《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前者直言攻击社会弊端，后者则含蓄蕴藉而更富有诗意。这三本杂文集与稍后出版以“且介亭”命名的三本杂文集，艺术风格差异更大。“且介亭”命名的三本杂文集显得更为深沉，鲁迅暮年的孤寂时有流露，对国民性的剖析更为深刻，杂文技巧也更为圆熟。

在鲁迅文化批判与剖析国民性的杂文中，从一枝一叶来看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在国民心理中的积淀是最显著的特色。鲁迅很少对国民性进行整体的理论概括，却从雷峰塔的倒掉看到了奴才式的破坏对于中国的危害，从人们惋惜西湖十景少了一景剖析国人的“十景病”与“大团圆”心理，以及由此而使中国不产生悲剧或喜剧，从兑换钞票联想到“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从细腰蜂想到统治者对人民的麻醉，从一面铜镜想到了“汉唐精神”，从照相合成的“求己图”看到国民的奴性……从一滴水看太阳的光芒，既形象生动，又极为深刻。鲁迅与人论战的杂文与一般论战的论文不同，不是层层说理，而是在反语讽刺中抓住对象致命的一点加以攻击，因而除了个别的篇章，大都也属于狭义的杂文之列。

鲁迅的杂文主要受传统文学尤其是魏晋文章的影响。中国受过良好传统教育的人对鲁迅的杂文的评价并不在他其他文体的作品之下；西方学者则多喜欢鲁迅的小说，而不喜欢鲁迅的杂文。将鲁迅的小说与杂文进行互文性的阅读，不失为一种好的学习方法。

原典阅读

捧与挖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所以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伶俐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老，捧戏子，捧总长之类；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尝“读经”的，则凡有捧的行为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火神瘟神不待言，连财神也是蛇呀刺蝟呀似的骇人的畜类；观音菩萨倒还可爱，然而那是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的“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东西。

既然十之九不是好东西，则被捧而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然而人们终于至今没有悟，还以捧为苟安之一道。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名目忘记了，也许是《笑林广记》[17]罢，说，当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作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道：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手，可就难于收拾了，无论金牛无力致送，即使送了，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似乎不近情理罢，但这是我替他设想的法子罢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几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上一点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咧，“护堤”咧，“严防决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140—1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原典点评

本篇选自《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二捧与挖》，从国民的趋利避害切入，深刻地剖析了国民对于凶恶的神、人、物群起而捧之的心态与行为。捧的结果是恶神更加凶恶，好官变成坏官，坏官更加贪腐，就像黄河因捧造成河床高悬而更加泛滥成灾一样。鲁迅认为如果用“挖”——批判与监督的方法，就不会造成捧的文化所带来的恶果。国民面对凌辱，往往并不奋起反抗，而是去“捧”，先送礼者必得好处，于是在群起而捧之之后，不捧不送礼者自然倒霉。因此，鲁迅说中国人“眼光不远”。假如人人都露出“毒牙”以报复对自己的欺侮，谁敢欺侮人呢？假如人人都不去捧，不捧者又怎么会倒霉呢？因此，正是中国人的卑怯助长了贪暴，善良助长了邪恶，老实助长了强权，软弱助长了专制……如果说贪暴邪恶、强权专制该受到谴责，那么，促成这贪暴邪恶、强权专制的奴性就不该受到谴责了吗？

[1]高旭东：《鲁迅的艺术选择与文化选择》，《山东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2]昆仲：亲密兄弟。《礼仪·丧服》：“昆仲，四体也，故昆仲之义无分。”

[3]此处“赵家的狗”及下文的“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等，都是象征性的用词，象征着传统家族的奴才及传统家族制度的长久历史；其与狂人的对立则象征着狂人对传统的反叛。

[4]纳罕：纳闷，奇怪，吃惊。纳罕今少使用，但在鲁迅作品中经常使用，见《明天》等小说。

[5]这里说的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是指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孟子是连切动物的肉都要远避的，但狂人仍将儒家的仁义道德看成是“吃人”，狂人对中药学的集大成之书的指控也是这个逻辑。

[6]“易子而食”：《左传·宣公十五年》：“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7]“海乙那”：鬣狗（土狼）的英文Hyena音译。

[8]《管子·小称》：“夫易牙以调和事公，公曰‘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但易牙蒸熟的儿子献的是齐桓公，而非桀纣，狂人的这种“记中语误”以及“语颇错杂无伦次”是故意的，就是深挖吃人的传统并且直指其历史源头。

[9]“徐锡林”与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被其亲兵将心肝炒食净尽的徐锡麟同音，因是小说故未全用真名。

[11]狂人在这里又将二十四孝中的“割股疗亲”与吃人密切联系起来。“割股疗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晋国介子推的“割股救君”。

[12]踰垣：亦作逾垣，翻墙、爬墙。《左传·僖公五年》：“逾垣而走，披斩其祛，遂出奔翟。”

[13]左近：附近，临近。

[14]兜搭：攀谈，交往。

[1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33—34页，香港：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

[16]本书作者已发表文章详细论证这种改动的不合理。

[17]该笑话见于《笑林广记》卷一《属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