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鲁迅的生平思想发展与创作道路（第2页）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遽尔失畸躬。
鲁迅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反思者，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成为鲁迅《药》《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等很多小说与杂文的灵感源泉。
1912年2月底，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中华民国”教育部任职。不久，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之位，鲁迅在5月初随教育部从南京迁往北京。到北京后，鲁迅很快就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兼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全国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从“做官学”的角度看，如果鲁迅肯随波逐流，投机钻营，那么以他的学识和年龄，无限的“光明前途”正在向他展开。但是，深通中国这个“官国”的打官腔、说官话的包围与投机等“做官学”的鲁迅，从担任佥事到1926年南下厦门，15年竟毫无长进，中间还因为触怒教育总长章士钊而被罢过官。鲁迅不投机钻营，并不表明他做官不认真、不履行职责，他是靠自己的学识与认真做事做官。鲁迅曾是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热情支持者，并且为实施美育献计献策。他曾领导美术调查处的工作，为计划建立的美术馆、博物馆等进行研究和准备工作。他参与了儿童艺术展览会的筹备工作，还参与了京师图书馆与历史博物馆的筹建工作。
作为忧国忧民的传统士大夫的现代传人，鲁迅的苦乐是与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从1912年到1917年，鲁迅亲眼目睹了袁世凯做皇帝、张勋复辟等一幕幕丑剧。一颗要给中国带来“热风”的心被凛冽的严寒冻得结冰了，变成“死火”。鲁迅越来越颓唐，其消除精神痛苦的方法就是“麻痹”和“忘却”，用他后来在《呐喊·自序》中的话说，就是“沉入国民中”与“回到古代去”。所谓“回到古代去”，就是读古书、抄古书与古碑。如果算上回国后就辑录整理的文献，那么，鲁迅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贡献丝毫不弱于很多从事古籍整理的教授：计有《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嵇康集》《岭表录异》《沈下贤文集》《谢氏后汉书补逸》、虞世南《史论》《虞世南诗》《俟堂专文杂集》《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汉画集》等，尤其是《嵇康集》，编校多达十数次。他“麻痹”和“忘却”精神痛苦的另一种方法是读佛经。鲁迅研读佛经，大约从1914年开始，这一方面固然有章太炎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在辛亥革命后精神极度痛苦。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当时读佛经用力甚猛，并赞叹释迦牟尼真是大哲，使他明白了许多难以解决的人生问题。
鲁迅似乎离他留学日本时期所做的梦越来越远了。但是对于作为文学家的鲁迅而言，痛苦与沉默对于他都是宝贵的财富。设想一下，如果留日时期的鲁迅登上文坛，那么，可能的结果就是**飞扬有余而深刻沉郁不足。经过多年的压制和对人世沧桑的洞察，鲁迅就能够将**巧妙地包裹在深刻沉郁的美学风格之中。而且鲁迅研读佛经与辑录、整理古籍，对他的创作也不无裨益。佛经使得鲁迅在“洞见三世”、观照人生上更为深刻，《野草》中的人生哲学或有佛经的启示。嵇康的个性和文章对鲁迅影响巨大，不读魏晋文章，读鲁迅的文章往往会感到很隔。就小说来讲，鲁迅使中国小说从传统向现代得以成功转型。这种成功转型，一方面固然受益于对西方现代小说的阅读，另一方面也得力于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熟知，两者的融合才铸就了鲁迅的成功。所以鲁迅的小说在五四时期一出现，起点就非常高。
四、北京：从坟头上呐喊到荒原中彷徨
在1917年1月之前，鲁迅已在留心《青年杂志》，因为这个月他将《青年杂志》10本寄给在绍兴的周作人。鲁迅可能把陈独秀办《新青年》当成他当年在日本办《新生》了，因而文学革命发生的一年里，鲁迅还在埋头抄古碑，表明他的绝望是深重的。他的痛苦灵魂在古书与古墓之间游走。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那么鲁迅这个文学天才与思想巨匠，可能就在沉默中灭亡了。然而鲁迅没有继续沉沦下去，在钱玄同到他居住的绍兴会馆拉稿成功后，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当然鲁迅并非没有顾虑。面对前来拉稿的钱玄同，他将中国比作一个绝无窗户而万难毁坏的铁屋子，屋里人由沉睡而入死灭并不觉得痛苦，如果你将他们惊醒，他们又出不了铁屋子，会增加他们的痛苦。钱玄同说，几个人起来了，就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鲁迅说：“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就有了《狂人日记》。
当然，不轻易改变自己观点的鲁迅，在加入这个运动之前在调整自己的思路，以与新文化运动保持大致的协调，这也是他迟迟没有介入的原因。第一，从《文化偏至论》到《〈越铎〉出世辞》，鲁迅将看取西方文化与光复旧物相结合，就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但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抛弃了这一文化选择，走向彻底的西化与反传统。第二，在章太炎的影响下鲁迅的文章是越做越古奥，而文学革命是以胡适的白话文改革为起点的，鲁迅经过调整之后将反对白话文看成是现在的屠杀者，放弃了拟古的文风。第三，鲁迅在公开场合不再肯定迷信、不再将民主与个性解放对立起来。第四，在美学风格上，鲁迅为了与乐观理性的启蒙主将取同一步调，在悲剧的结尾处往往点缀些亮色。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不但与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与西化倾向保持一致，而且他出山后显得比其他人更激进。他从多侧面批判中国的节烈观、伦理观和家族制度，认为中国文明就是吃人的文明，中国的历史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奴隶的循环，中国文学是“瞒和骗”的文学，说中国的国粹就是脓疮，不如割去跟别人一样的好。因此，赋予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以实质性内容并显示了文学革命实绩的，是鲁迅的小说与杂文。从发表《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拾，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小说。鲁迅将小说的启蒙性与正视人生的真实性、洞察历史的深刻性以及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进行了完美的融合，与当时的新诗相比，显然不是一个档次。
然而，鲁迅的呐喊不同于乐观与理性的陈独秀、胡适，他站在“坟头”上的呐喊中充满了惨厉与凄怆。尽管他主动与新文化运动保持一致，但是他在做出调整的每个方面都有独特的思考与保留。他固然激烈地反传统，但是像他那样背着古老鬼魂的启蒙者并不多见；他固然在杂文中以科学反对迷信，但他指斥独断的科学家不能体悟天堂之极乐与地狱之悲哀。他固然在《药》的结尾在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表明革命还有后来人，但他强作的欢颜却充满悲怆和绝望：瑜儿的母亲以为是瑜儿显灵，革命者与其母亲都没法沟通，在死静的氛围中乌鸦“呀”地大叫直飞上苍，令人感到安特莱夫式的“玄学的恐怖”。其实《药》的叙述本身就表现了一个极度悲观的主题：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一个姓华，一个姓夏，华夏代表中国，革命者寻求救国救民的药，民众寻求强身健体的药，而革命者的血竟然成了民众强身治病的药，革命者凛然大义的话语在民众眼里却是疯子的胡说八道，所以最后两种药都失效，失效的结果就是留下两座新坟。
尽管新文化运动没有驱除鲁迅的悲观绝望，但是他开始反抗绝望，向虚无挑战。与此同时，亲情的温暖也在给他以情感上的慰藉。1917年初鲁迅向蔡元培推荐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教。随着周作人在北京文化界的成功亮相，1919年8月鲁迅买下八道湾住宅。鲁迅为此回了一次故乡卖掉了新台门故宅，重回故乡构成了小说《故乡》的灵感来源。尽管他在爱情上不如意，但是一个由母亲、朱安，周作人及其妻、子等众多亲属构成的大家庭，对他孤独的情怀是一种慰藉。五四时期，他一方面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以及安特莱夫等人的个人主义、颓废主义作品，另一方面又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以及爱罗先珂等人的人道主义作品。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小说与其翻译作品之间的精神关系，他笔下个人反抗与沉沦的人物与前一类作品的翻译有血脉关系，后一类翻译作品则与鲁迅的《一件小事》《兔和猫》《鸭的喜剧》等有精神渊源。鲁迅迁入八道湾住宅后在小说创作上也很勤快，《呐喊》最初版本收集的15篇小说，除了《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之外，其余12篇都是在八道湾写成的，包括《阿Q正传》。
新文化运动很快退潮了，鲁迅所担心的觉醒的几个人无力走出铁屋子却要体验痛苦似乎变成现实。鲁迅也由“呐喊”而陷入“彷徨”，并在荒原上独自反抗绝望。反抗绝望，就是当生命陷入痛苦与荒诞时，绝不虚构先验的希望、爱与美等虚无缥缈的本质逃避自己在自由荒原上的选择，也绝不放弃个人自由而逃避到群体中。痛苦中再加痛苦就是兄弟失和。家庭遭难后，鲁迅长兄如父，着力培养周作人，但这种兄弟怡怡的感情到1923年7月14日终止了，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在其中起到了极为恶劣的作用。既然周作人把鲁迅的《伤逝》看成是写给他的，也就有理由推测，周氏兄弟关系太密切了，以致使得羽太信子成了被冷落的“第三者”，由此而对鲁迅实施诽谤。从此，兄弟彻底翻脸，各走各的路，再无私人来往。兄弟失和对鲁迅的伤害，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鲁迅陷入前所未有的精神痛苦之中，然而艺术是苦闷的象征，鲁迅最具有艺术表现力的作品如《野草》《彷徨》，展示了惨厉的真实人生。如果说《彷徨》与《呐喊》有什么差异，那就是《狂人日记》中的那个疯子在《长明灯》中被关了起来，群众仍是麻木看客（《示众》），而觉醒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毁灭了——他们或者像《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无奈地与传统妥协，或者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借着权力进行绝望的反抗并在极端的分裂中毁灭，或者像《伤逝》中的涓生在无路可走的歧路上彷徨，或者像《伤逝》中的子君不能承担沉甸甸的自由而死去。
《野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所有文本中文字造诣最高的作品，它把汉语的表现力提高到一种令人惊叹的高度。《彷徨》固然没有《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这样伟大的杰作，但总体而言，艺术的表现技巧却更加圆熟。如果将《祝福》与《明天》相比，将《肥皂》与《白光》相比，将《示众》与《一件小事》或《鸭的喜剧》等相比，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以《肥皂》为例，这是鲁迅讽刺艺术高超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一开始就写四铭回家给太太买了一块肥皂，然后对家人说他在街上遇见的一个要饭给祖母吃的孝女，有两个光棍竟然说：“阿发，你不要看得这货色脏。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他在家里宣扬礼教，要表彰孝女，斥责两个光棍的言行，然而，他的太太和朋友都先后一针见血地看透了他买肥皂其实是受了两个光棍的启发，将孝女当成意**的对象。小说通过一块肥皂，先是由他的夫人疑心讥骂，然后是他的朋友道统、薇园的讽刺与嘲笑，一步步把四铭那种阴暗处的贪**的心理揭示出来。小说的讽刺辛辣而又深刻，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肥皂”作为象征，也暗含着中国需要新文化的肥皂去洗一洗四铭肮脏的思想。
五四时期鲁迅除了在教育部做官，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课。1925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的讲义《中国小说史略》。除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与考据外，《中国小说史略》难能可贵的是在芜杂的古代小说中寻找到了其内部的演化与流变，以及这种流变与社会变迁和思想风潮的关系，并且对文本进行了画龙点睛式的品评。因此，《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划时代的学术经典。
大学还给鲁迅送来一位相伴后半生的情侣。鲁迅不爱朱安，他曾想“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陈账”。1925年3月1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自治会领袖许广平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倾诉了对鲁迅的敬慕与学校里的学潮等事，从此二人通信非常频繁，很快成为知己。不过，爱的代价却是他以教育部官员的身份深深介入了反对女师大校长乃至教育部领导的学潮。为此，他亲拟《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代学生起草《呈教育部文》，还发动在教育界影响甚大的浙江籍教授支持学生，为被教育部取消的女师大学生上课，与教育总长章士钊针锋相对。为此，他与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背后以陈源为代表的英美派文人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在杂文中对“正人君子”进行了冷嘲热讽。章士钊一怒之下罢了他的官。许广平则深为他的义无反顾为学生考虑甚至不怕丢官的义举所感动，并主动向鲁迅示爱。1926年3月18日，鲁迅让许广平给自己抄稿子。这一天到执政府门前请愿以援助外交的学生遭到了屠杀。与许广平并肩战斗过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领袖刘和珍饮弹牺牲。他认为这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并且相继写作了多篇作品抒发愤懑。屠杀之后，接着就是对进步文人的迫害。随着奉系军阀的到来，他确实感到了危险。当然他离开北京，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在北京不好处理和许广平的关系。他和许广平约好：一个去广州，一个去厦门，两年之后再相见。
1926年9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在厦门大学担任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他在孤寂中作的《写在〈坟〉后面》是他所有序跋中最有表现力与思想深度的名篇，同时还将《朝花夕拾》中的后几篇作完。鲁迅的到来给保守的厦大带来了清新的风，很多学生聚集在他的周围。在他的支持下，厦大学生很快就成立了文学社团“泱泱社”，并出版《波艇》杂志。鲁迅在厦门仅4个月就到广州“奔月”去了，然而他的离开在厦大却激起了很大的波澜，学生挽留不成，发起了抗议并进而改革厦大的运动，有20多名学生离开厦大，有3人追随鲁迅去广州。学生在为鲁迅举行的送行会上，首次将鲁迅与孔子相提并论，认为鲁迅是智德兼备的学者，是大仁大勇的革命导师。
1927年1月鲁迅到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系主任和教务主任。在广州的前4个月里，是鲁迅一生不多的欢愉时光：与许广平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与好友许寿裳相见，受到中山大学中的国共两党的拉拢与吹捧。然而，鲁迅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在欢迎他来中大的大会上，国民党方面的副校长朱家骅在主持会议时赞颂鲁迅是战士与革命家，但鲁迅在发言时声明自己不是战士与革命家，因为倘若是战士与革命家就该在北京与恶势力战斗，而不会躲到革命后方来。很快就有川流不息的访客，与源源不断请他演讲的事发生，他自述是经常有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自己绑出去，演讲一些起承转合的命题作文，他自嘲说自己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八股文。在广州期间，鲁迅创作了历史题材的小说《铸剑》，编定了《朝花夕拾》与《野草》，并为《野草》写了《题辞》。
欢愉的时光是短暂的。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使鲁迅跌落到痛苦的深渊。4月15日广州也陷入血雨腥风中，一个自称革命党派的人去屠杀另一个自称革命党派的人，被杀的同是一些热血青年。鲁迅后来说“我让血的游戏吓怕了”，但他还是召集各种会议，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在营救无效的情况下，4月21日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中山大学极力挽留，左一份聘书右一份聘书，鲁迅都置之不理。9月25日，痛苦颓唐到想搁笔不作的鲁迅致信台静农，对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予以谢绝。“四一二”对鲁迅的启蒙思路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他唤醒青年难道就是让他们自相残杀？《答有恒先生》表现了思路轰毁的人道情怀，他说自己使人觉醒的文章是在给屠杀者制造“醉虾”，他的自救“还是老法子，一个是麻痹，一个是忘却”。如果不是创造社、太阳社稍后以笔尖的围攻逼着鲁迅说话，那么鲁迅沉默的时间会相当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的确是鲁迅一个新的起点。
1927年9月27日鲁迅离开广州，10月3日到达上海，从此与许广平定居上海。鲁迅声名所系的作品多数是在北京创作的，但上海十年却是他声名鹊起的秋收时期。与在北京既做官又在大学教书不同，上海十年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作家。尽管蔡元培请他做大学院的特约著作员，尽管他到过上海的多所高校演讲，但鲁迅并没有再在大学里兼课，更没有在国民党政府任职。那么，本来准备搁笔的鲁迅到了上海又是怎样声名大振的呢？
作为反抗暴政的斗士并被左翼文坛奉为精神领袖，可以解释鲁迅名声的陡然上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刚刚到上海，就受到了左翼文坛全面围攻。倡导“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太阳社联手，集中火力批判鲁迅这个“反革命”。鲁迅到了上海与梁实秋的笔战，则是与英美派文人论战的继续。尽管鲁迅厌恶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起哄，但他对待与政府抗争的革命文学倡导者与对待英美派是有所不同的。鲁迅是一个以颠覆性与批判性为特色的“文化恶魔”，他在正史和野史之间喜欢野史，他批判正宗的神明而表同情于孤魂野鬼。当时国民党是台上的屠夫，共产党是被屠杀的“流寇”。从这个角度来讲，鲁迅对共产党人有着深深的同情。现在批判他的人都是共产党阵营的青年，有的甚至是从国民党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所以他在与他们论战时也在进行着自我反省与批判，在悄悄阅读他们宣扬的革命文学理论。但是以鲁迅倔强的个性，是不会轻易认输的，于是鲁迅的“投降”变成了反击，他后来说自己确实认同那些科学的文学论，不过这些文学论都被那些“革命文学家”歪曲了。
共产党阵营中第一个为鲁迅打抱不平的是冯雪峰，很快革命文学论战的双方在冯雪峰的斡旋下联合起来。1930年3月2日由鲁迅及创造社、太阳社成员等组成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宣告成立。在瞿秋白1934年1月离开上海前，鲁迅与“左联”的关系是蜜月期，他成为“左联”的旗帜和精神领袖。瞿秋白代表中共领导“左联”，却又像学生一样对鲁迅充满敬意。他为《鲁迅杂感选集》所写的《序言》，认为“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并推崇“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的代名词。”不久国民党政府对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五位左翼作家的屠杀，极大地激起了鲁迅的愤慨，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伸冤。在此期间，鲁迅还参与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争取人权的组织，他对推动现代木刻艺术与左翼美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鲁迅在很多方面仍然是超越“左联”的。他历来反感那种让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的言行，因为在他看来，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更好地活，决不能给人凶煞恐怖的印象。他始终不曾像有些左翼文人，说投入“左联”就不要自己的个性自由了，他独特的地方恰恰是不完全放弃个人的自由。他后期对屈原“不得帮忙的不平”的评价，显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要有独立的人格。这从他对左联的奴隶总管的批判中也可以看出来。瞿秋白离开上海后，鲁迅与“左联”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最后弥留的日子，充满了与“左联”的“奴隶总管”的斗争。而鲁迅充分肯定围绕在他周围的青年作家如巴金、胡风、萧军等人的个性选择，以至于这些人因个性太强而无法适应后来抹煞个人自由的集体主义生活。此外，他对那些被挤到社会边缘者给予了特别的同情。阮玲玉明明是被小报杀的，后来这些小报又来鞭尸，他就为阮玲玉打抱不平而写了《论“人言可畏”》等几篇文章。也许那些“极左”人士让人抹煞个性自由而屈从团体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反倒是鲁迅的将个人的自由与团体的利益打成一片的追求，更切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是其他一切人自由的条件”的那个“联合体”。
鲁迅的上海十年，建立了有爱情的家庭，并且老来得子，对其孤独是春风般的慰藉。他也经常参与重大的聚会，如萧伯纳来沪的会见。然而自己的战友，争取人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自己的学生辈好友柔石等被枪杀，使其经常出离愤怒！他本人也曾被列入暗杀名单，后来国民党政府顾及到暗杀一个大文人国际舆论实在太坏才罢手。不过直到去世，他都背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对其以“堕落文人”为名下发的通缉令。他经常到内山书店避难，但需要仗义执言时，他宁死也不退避：他参加杨杏佛葬礼时连钥匙都不带以示决绝，他为柔石等被枪杀的五位青年作家伸冤时，连史沫特莱都极为担心，他说总得有人为他们说话。他行走在自己为之奋斗的祖国的地雷阵中。
“左联”后期，鲁迅与“左联”领导人周扬等发生了深刻的矛盾，他看不惯这些人不搞文学创作，以鸣鞭为业绩的姿态。不顾鲁迅病重“打上门来”的徐懋庸，使鲁迅找到了一个批评这一群人的出口。鲁迅赞同胡风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并非鲁迅因为这些人不尊重他就标新立异，而是他一贯的思路。他担心“国防文学”的口号会使这些以鸣鞭为业绩的人将与抗战无关的文学统统排斥，甚至斥为“汉奸文学”。鲁迅曾在“五卅惨案”后中国人爱国热情高涨时，说有一个人拿了另一个人的大衣，被拿的人不让拿，拿人大衣的人说，在国难当头时你还关心自己的大衣，真是个亡国奴！晚年在《半夏小集》也否定了“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这就是鲁迅具有现代性的爱国观，也是他为什么更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及左翼文坛的分裂，对后来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