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拟古的现代性 从章太炎到苏曼殊（第1页）

第七节拟古的现代性：从章太炎到苏曼殊

在革命派反清排满光复旧物时，文学上也出现了复古的趋向，但他们并没有放弃现代性的努力。所谓“拟古的现代性”，就是在表面上古色古香甚至佶屈聱牙的文字形式背后潜藏着比维新派文学更强的现代性意识。这种“拟古的现代性”的开端是章太炎，并深刻影响了周氏兄弟、苏曼殊等一批文人。在胡适的只有白话文才有价值、才能表现现代生活、才具有现代性等“假改革主义”（林毓生语）影响下，以往对“拟古的现代性”研究不够，这也导致了“现代文学史”完全排斥包括旧体诗在内的文言作品。

一、章太炎：拟古的现代性之祖师

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后改为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是杰出的小学、朴学学者与国学大师，又是光复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为康梁的维新变法所吸引，当变法被保守派扼杀后，他在强烈的民族意识促动下转向反清排满。1899年与1902年他两次赴日本，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甚至试图在革命派与康有为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然而1906年章太炎出狱再赴日本，已成为同盟会的大将，他主持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进行论战，并倡言以宗教发起信心，以国粹激动种姓。尽管他很赞成邹容反清排满的民主革命，但并没有走邹容和陈天华等革命派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进行启蒙的路线。文言高雅是章太炎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而高雅的文言与反清排满的光复旧物推崇国粹相联系，就找到了尊崇的理论依据。因此，章太炎是以拟古的文学形式走向现代的文学鼻祖。章太炎文宗魏晋，“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如《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邪？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旍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于是迁就其说以自文，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阔普通武之请立宪，天下尽笑其愚，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之所宪，非然大地万国所谓宪也。长素虽与载湉久处，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犹挃一体而他体不知其痛也。载湉亟言立宪，而长素信其必能立宪。然则，今有一人执长素而告之曰：“我当酿四大海水以为酒”，长素亦信其必能酿四大海水以为酒乎？

这种对排斥革命而一心依靠光绪立宪的反驳，即使对于今天的历史假设者仍然不无启迪意义。当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他的文章中是通俗易懂的，1900年刊行的《訄书》以及其他述学文章就更加晦涩难懂。

如果章太炎仅仅是拟古，可以不必讨论，关键在于他的拟古又是与现代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往往令人忽视。章太炎当时确实是让人用国粹激动种姓，但章太炎并没有像他的某些追随者那样以国粹排斥外来文化，相反，章太炎这一阶段的思想并不比邹容、陈天华等人的思想缺少现代性，而是具有卓然超群的浪漫品格。“章太炎的反文明、反权威、反束缚，强调道德的力量，反对社会对个人的压抑，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甚至崇尚原始、返归自然等，都与卢梭如出一辙。而章太炎对拜伦、尼采的推崇，正表现了他对始自卢梭，又被拜伦、尼采发扬光大的浪漫哲学的承担。”[3]章太炎说：人“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故人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对于他人，均无责任”。这段话居然与后来郁达夫与朱自清对五四精神的总结不约而同。章太炎影响了周氏兄弟、苏曼殊等一批文学家，他们在这一时期对拜伦的推崇以及文学选择上的浪漫主义，与章太炎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文学形式上，他们也像章太炎一样，以古奥的文言写小说（苏曼殊）或者译小说（周氏兄弟），却又具有毋庸置疑的现代性。

二、复古：南社诗人与周氏兄弟的背反

革命派文人于1909年11月以光复旧物、发扬国粹为宗旨成立的文学社团是南社。陈去病说：“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高旭的《南社启》说，取名南社以其“操南音，不忘其旧”，又说“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中之尤可贵者，断推文学。盖中国文学为世界各国冠，泰西远不逮也。”这种发扬国粹蔑视西方文学的精神，将梁启超的文界革命与诗界革命看成是“亡国之妖孽”，使其比师法西方文学的戊戌文学革命显得更靠拢传统，这是整个文学社团的拟古。

尽管高旭又回到甲午战争前那种中国文学远比西方文学好的论调中，但他曾是追捧新体诗的诗人。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号剑公，江苏金山人。他早年拥护康梁而称“南海真吾师”，并在梁启超主办的报刊上发表新体诗。戊戌政变后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1904赴日留学前后转向了以武力推翻清朝的革命派。他创办的《醒狮》杂志成为《民报》之前的宣传革命的重要刊物。不过，他是同盟会与后来的南社中新体诗写得较多的诗人。《海上大风潮起作歌》中的“做人牛马不如死，淋漓血灌自由苗”等诗句就是新体诗的结果，他将诗句拉长的技巧很像梁启超等人的新体诗句，如《登富士山放歌》的“无奈诺大睡狮沉醉颓卧唤不醒，垂头丧气爪牙脱落双耳聋”等诗句。然而随着反清排满的日渐高涨与南社的成立，高旭在向发扬国粹的方向转化，并在《愿无尽庐诗话》中说：“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张苍水、朱舜水等人的抗清事迹获得传扬，太平天国的反清起义也受到歌颂。正是在这种语境中，高旭假托石达开之名写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遗诗》25首。

比高旭的民族意识更强烈的是陈去病。陈去病（1874—1933），原名庆林，字佩忍、巢南，号垂虹亭长，以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而易名去病，江苏吴江人。1903年开始辑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后又编辑《明遗民录》，冒险参与秋瑾的安葬，并为徐锡麟、秋瑾作传。陈去病以诗名世，参与创办南社，也参与戏剧改革，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他的七律《中元节自黄浦出吴淞泛海》《重九歇浦示侯官林獬、仪真刘光汉》等诗抒发了他“国仇私怨终难了，哭尽苍生白尽头”的爱国情怀，但他的诗很少新体诗的痕迹，也没有现代意识，只有在光复旧物促动下的拟古。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名人权，字亚卢，后又更名弃疾，字亚子，江苏吴江人。1909年南社第一次雅集时，他的政治地位与诗名远不如高旭、陈去病等人。然而只有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南社，因而就选举他作为负责日常工作的书记员。柳亚子早期的诗歌受新体诗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如1903年的《放歌》：“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此外诗中还出现了“革命军”“平权”“公理”“专制”“人权”“平等权”“天演”“殖民地”等新名词。不过，南社成立前后他的诗中的新名词减少了，用典却大大地增多。他在诗中不厌其烦地用典与发扬国粹有关。在这里，用典与拟古就合二为一了，如1915年的《孤愤》：

孤愤真防决地维，忍抬醒眼看群尸？

美新已见扬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

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

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誓师。

这首诗的题目典出《韩非子·孤愤》，第一句典出《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可以说，除了最后一句几乎每句都有典故。这首诗还算好，他有些诗一句就有几个出典，不了解典故的人根本就不知所云。胡适的“不用典”固然并非深通文学之论，好的用典能够起到点题甚至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然而“填书塞典”以致妨害读者的审美感受，却并非诗歌创作的正道。

南社诗人在章太炎等人以国粹激动种姓的影响下，复古倾向浓重，较之维新派的新体诗显然在现代性的路上倒退了，他们没有理解章太炎拟古的现代性之真谛。背离南社的文化路线，真正弘扬了章太炎拟古的现代性的是周氏兄弟与苏曼殊等人。章太炎对鲁迅、周作人的影响都很深刻，包括其“拟古的现代性”之思想特色：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革命的复古思想的影响”；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将“复古”与“革命”“取今”相联系，正是拟古的现代性的真谛。

从《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到《破恶声论》，鲁迅的文章是越做越古奥，生僻字也越来越多，就与章太炎发扬国粹的影响有关。然而正是在这种古奥典雅的文笔中，鲁迅详细介绍了走向现代的拜伦、尼采、叔本华、克尔凯戈尔、易卜生、托尔斯泰等艺术大师的学说与艺术个性。冯雪峰认为，鲁迅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与五四文学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普实克在《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中，通过对《怀旧》以念旧抒情笔调淡化情节的分析，认为这篇小说整体风格上接近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与他的五四时期小说并无大的分别，然而，《怀旧》却是以典雅古奥的文言文写成的，是真正的“拟古的现代性”。

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也是“拟古的现代性”的典范之作，一方面，选择的是比晚清包括林纾在内的所有其他译者所译更为现代的作品，如现代派的开路人之一爱伦·坡的小说，象征主义作家安特莱夫、梭罗古勃等人的小说，而且译文迥然不同于此前的随意修改原文的“豪杰译”，成为现代直译的先驱；另一方面，在语言上却使用典雅古奥的文言文来翻译。周氏兄弟的论文也是如此，尤其是鲁迅的《破恶声论》，可以用佶屈聱牙来加以形容，隔不几行就有难认的汉字出现。正是在这种古奥的行文中，潜藏着五四时代才得以张扬的个性精神。

三、苏曼殊诗歌与小说：拟古的现代性之文学典范

章太炎推崇魏晋之学，在其弟子鲁迅与苏曼殊身上有着不同的表现。如果说鲁迅更多发扬了魏晋人物苏世独立的个性与“守己有度，伐人有序”的论辩艺术，那么苏曼殊则着重发扬了魏晋名士风流的放达不羁与颓废感伤。

苏曼殊（1884—1918），原名戬，后易名玄瑛等，字子榖，以法号曼殊行世，父亲是经常旅日的广东茶商，母亲为日本人。少年在广东度过，长成到日本留学，过的一直是一种流散生活。他通晓日文、梵文、英文等多种语言，在诗歌、小说、绘画、翻译等多个领域均有出色成就。他四海漂泊，性格率真，在一个充满种种矛盾冲突的时代本身就是一个纠结的漩涡，他的复杂角色也在不断转化：他致力于革命，碰壁后就在颓废中纵情恣欲，风流**给他带来罪恶感就出家为僧，但他的贪色贪吃使他根本不能忘情俗世，就再从庙里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他数度出家。他的身世，加上革命的艰难及革命后很快陷入军阀混战，使其情感中的流散、漂泊、颓废、感伤占了主导。他的一生就是一首感伤的诗、一部传奇小说。他的颓废感伤成为郁达夫的真正先驱。这正是为什么郁达夫在批评了他的翻译、诗歌、绘画与小说后，认为他的浪漫气质与行为风度盖过了他所有文体，比他的一切都要好。

苏曼殊编译的《拜伦诗选》是最早的一部西方诗人的汉译诗集，尽管章太炎、黄侃参与了其中《哀希腊》与《赞大海》的翻译。他的《本事诗》第八首说：“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苏曼殊在《潮音跋》中是生动地描绘了与拜伦的合一，然而在他的诗歌中很难发现他如此引为知己的拜伦的影响，尤其是拜伦诗歌的强力色彩居然没有感染他。有趣的是，郁达夫引他为知己，并将自己的诗歌渊源当成是苏曼殊的，他自己深受黄仲则与龚自珍的影响，而龚自珍又受李白的影响，他就说苏曼殊诗的渊源是李白、龚自珍与黄仲则。当然这些诗人的影响是存在的，然而苏曼殊诗歌除了表现“国民孤愤英雄泪”的忧患之诗《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基本上没有李白诗歌的豪放与刚劲，其诗风更近杜牧与李商隐，有些诗写得甚至近似温庭筠。如《东居杂诗》其十一：

蝉翼轻纱束细腰，远山眉黛不能描。

谁知词客蓬山里，烟雨楼台梦六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