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鲁迅的生平思想发展与创作道路（第1页）

第一节鲁迅的生平、思想发展与创作道路

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为周树人，浙江绍兴人。鲁迅是杰出的作家，也是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文化伟人。假如没有来自西方的挑战，那么，鲁迅就不会产生那种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和悲剧意识，也就不会打破自我设限而痛切反省中国的文化传统，而作为文学巨人的鲁迅的诞生也就无从谈起。

一、传统大家庭的宠儿与家道中衰的困顿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祖父周介孚是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内阁中书。母亲鲁瑞的父亲是举人，官至户部主事。他是那一房的长子长孙，本就十分金贵。夏历八月初三生，和“灶司菩萨”一个生日，又是闰年生的“蓑衣包”，据说将来有大出息却不好养，为此家里为他戴上避邪消灾的各种饰物，还拜了和尚做师傅。

鲁迅从小被格外宠爱，作为长子长孙的责任感在幼小的心灵就已培植起来。在这种环境下成长，鲁迅的言行与其后来自述以及描述其童年的传记性文本有很大出入。因为鲁迅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加上他说幼时如何喜欢老鼠而不喜欢猫，如何喜欢花草虫鱼而不喜欢背书，如何向往自由而不喜欢约束，于是一些传记文本就把鲁迅描绘成一开始就对自己置身的文化传统非常反感。事实绝非如此。据母亲鲁瑞回忆：他很小时就很体面，被称为“胡羊尾巴”，经常受到长辈夸赞。5岁时长辈们打牌，其中一位长辈问他：喜欢哪一个赢，小鲁迅说：“我喜欢大家都赢！”被夸聪明懂事。据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回忆，他在三味书屋读书时自视甚高，从不违反学规。只有一次帮妈妈料理家务上课迟到，受到老师寿镜吾的责备，他就在课桌上刻下了一个“早”字，从此再没迟到。据周作人回忆，在三味书屋读书时，除了老师的要求外他还多读了几部经书，尤其是《尔雅》。没有这种严格的要求与训练，如果小鲁迅真的是在百草园里整天玩耍，那么鲁迅后来所表现的那种深厚的国学根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据周建人回忆，与别的孩子相比他确实是玩得很少，他课余时间最大的爱好就是买画与描画，尤其喜欢《花镜》《山海经》等书中的绘画，这不但培养了他对美术的兴趣，而且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也不无裨益。

1893年祖父因科场作弊案下狱，经多方打点疏通判了相当于死缓的“斩监候”。祖父的入狱和父亲的卧床不起，使得少年鲁迅过早地体味到了世态炎凉。一个大家族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公子哥儿，忽然之间变成了被人讪笑的“乞食者”，对于自尊心很强的鲁迅意味着什么？特别是进当铺当东西，要受多少人的歧视和奚落，可他从来没有推托过，也不曾在母亲面前表露半点苦恼。鲁迅后来经常说，借自己身世的沉浮看世人嘴脸的变换。在现代中国，鲁迅的作品以深刻性著称，这种深刻性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自身的苦难体验换来的。

鲁迅在绍兴的童年与少年生活，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鲁迅幼年接触的民间文化，对他后来透视国民魂灵，乃至从这种魂灵中吸取营养，具有重要作用。鲁迅所接触的民间文化既有口传形态又有戏剧形态。口传形态的民间故事多是祖母与长妈妈讲述的，而迎神赛会和目连戏等民俗文化对他的影响尤深。勾魂的无常，复仇的女吊，都成为鲁迅后来创作的灵感来源。第二，鲁迅小时候经常随母亲回外婆家，家道中落后鲁迅又曾经到舅舅家避难，绍兴附近的乡村作为乡土中国的缩影成为鲁迅创作重要的灵感源泉。

绍兴的人文环境对鲁迅成长潜移默化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在绍兴东南的会稽山麓，坐落着宏伟壮观的大禹陵。形劳天下以自苦为极而拯救苍生的大禹，对于鲁迅的救国使命感有着极大的感召：鲁迅很早就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学医是为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弃医从文是为救治国人的精神，尤其是鲁迅后期，其行色匆匆兴利除害的战斗令人想到的就是为天下奔忙的大禹。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报仇雪耻，对于鲁迅也有不小的影响。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中的忍辱负重、后来提倡的“壕堑战”以及“一个也不宽恕”的复仇精神，都具有勾践卧薪尝胆的复仇精神。

二、南京求学与赴日留学：被冷落的先知

家里坠入困顿后，一般的出路是做生意或者做师爷，但鲁迅的志趣在读书。不花钱而能读书的洋务学堂就成为他的选择。1898年去南京，先入江南水师学堂，后又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很多人以其“走异路，逃异地”作为他与传统决裂的标志，其实这时他的诗文充满传统情调，其间还回绍兴与周作人一起参加科举考试。但洋务学堂确实为他打开了通向西学的第一扇门，所学的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矿物学、地质学等从西方输入的基础科学。而且到南京后也开始置身于蔚然成风的维新语境。矿路学堂的新任总办俞明震带头读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对鲁迅世界观触动最大的是《天演论》。进化论揭示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给他巨大震撼：中国正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如果不自强而与西方抗衡，那么中华民族就会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家庭败落了，祖国也在败落中，怎样拯救家国就成为他沉重的担当。《天演论》之后，他对严复系统译介的西学著作几乎是每本必读，可以说严复是鲁迅通向西学的一座重要桥梁。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及其文学革命的主张，对鲁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南京，西方小说很吸引鲁迅的眼球。一次他去水师学堂看周作人，带去了柯南道尔的《包探案》（即《福尔摩斯探案》）、哈葛德的《长生术》以及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他对林纾的翻译作品几乎是每本必读。

矿路学堂毕业后，1902年3月鲁迅启程赴日，4月进入以教日语为主的弘文学院。当时东京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鲁迅参加各种活动，以剪辫表示与清朝的决裂，并作诗《自题小像》表达了自己献身华夏的壮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904年8月底，鲁迅去仙台，但他很快厌倦了仙台医专的课程，抱怨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友人给他寄来小说《黑奴吁天录》，他激动不已，很快读完。一年下来他在医专的平均成绩是：解剖学、生理学、化学等课程都在60分上下，伦理学高达83分，明显表现出对文科的爱好。因此，即使没有幻灯片事件，他仍有可能弃医从文，但幻灯片事件显然是渐进过程中的突破。当时课间课后有幻灯片放映，有一天他在幻灯片上看到了被绑着的同胞因给俄国人做侦探，正被日军砍头示众，而围着的则是来鉴赏示众的同胞。日俄在中国土地上打仗本是国耻，同胞居然如此麻木。他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场面给鲁迅的刺激是深刻的，后来他在小说《药》《阿Q正传》《示众》与散文诗《复仇》中都愤世嫉俗地表现了看客的麻木。从此鲁迅走上了以文学启蒙国民的道路。

鲁迅对于仙台没有留恋，唯一不舍的是他的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藤野小时候学过汉文，很尊重中国的先贤，对鲁迅格外照顾。当藤野得知他要离开仙台的消息后很是惋惜，并签名送给鲁迅一张自己的照片。学医的短暂经历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不无裨益。当你读到散文诗《复仇》开始的文句“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当你看到鲁迅经常以国民痼疾的医生自居的时候，你会感到，学医的经历对他的文学事业还是有积极影响的。1906年春夏之际，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准备发起改造国民性的文艺运动。这时鲁迅被母亲召回绍兴与朱安女士成亲。鲁迅解嘲说这是“母亲娶媳妇”，只待了4天就踏上回东京的路。不过这次回国最大的收获是周作人也被派赴日本留学，二人同船东渡。从此开始了兄弟同吃同住，一起切磋文艺的岁月。周作人成为著名文学家，很大程度上是长兄训导的结果。

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东渡东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在宣传反清革命的同时与康梁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的论战。章太炎前期思想中那种反权威张扬个性绝对自由以及对尼采、拜伦的推崇，对鲁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时他不但在行为上，而且在思想上都告别了改良派而走向了革命派。1907年春他移居中越馆，并与光复会骨干来往密切，陶成章为躲避日本警察的搜捕把光复会的会章、票据等机密文件拿到中越馆委托鲁迅保管。也许他被指示回国暗杀清廷官员而会党以他担心母亲而不用他就在这时。7月后从国内传来徐锡麟、秋瑾被杀的消息，鲁迅的悲痛可想而知。鲁迅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家的不同在于他更注重思想层面而不是实际行动。他在思考，面对麻木的国民，革命之后怎么办。在思想层面是越复杂越好，而实际层面则是越简单越好，太复杂了反而丧失了行动的勇气。因此，鲁迅作为革命家的缺点，恰恰是他作为思想家的优点。

1907年夏，鲁迅酝酿了一年的文艺运动终于要破茧了。他和二弟联合了许寿裳等试图创办《新生》文艺杂志。当鲁迅准备好稿件，连封面插图都设计好了的时候，却因为抽逃了资本，剩下一文不名的二弟和许寿裳。《新生》流产了。鲁迅为《新生》预备的《摩罗诗力说》，不久便发表在河南籍留学生创办的《河南》杂志上。此外从1907年12月到1908年12月，鲁迅在《河南》杂志上还发表了《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与《破恶声论》。他在《新生》上想说的话在《河南》杂志上说出来了。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与《破恶声论》转向了个性解放的价值层面，出现了反对物质文明、批判“破迷信”等与科学救国不谐和的声音。《文化偏至论》对改良派的思想批判，明显与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思想划出一个界限。这些文章的值得重视，在于它们几乎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新文化运动是以个性精神为核心的伦理道德革命，而在十年前的《文化偏至论》就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任个人”就是倡导个性解放，而个性从传统的合群中走出来而不随波逐流，不为世俗所移而孤独地主持着自己，就必须具有强大的意志力，所以鲁迅又张扬主观的灵明，推崇“强大之意力”。为此他在哲学上介绍了克尔凯戈尔、斯蒂纳、叔本华、尼采与易卜生等“多力善斗之士”。《摩罗诗力说》则以拜伦等恶魔派诗人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否定了宁静平和的“中国之诗”。鲁迅有感于恶魔性的否定与批判精神使西方迅猛发展，而善性的肯定精神使中国发展缓慢，所以他高举“恶魔派文学”的大旗，以颠覆中国传统文学的平和善性，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动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此鲁迅详细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裴多菲等恶魔派诗人，认为其诗歌的恶魔精神“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文中已蕴含了阿Q的影像，并确立了鲁迅的启蒙范式：精神界之战士应是上抗天帝下启民众的恶魔，对奴隶群众的姿态应该是像拜伦对希腊陋劣之民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摩罗诗力说》最为推崇的拜伦与《文化偏至论》最为推崇的尼采之间具有深层的精神联系，正如尼采在自传《瞧！这个人》中说的，人们一定会把他与拜伦的《曼弗雷特》密切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文化偏至论》是文化论文，那么《摩罗诗力说》则是文学论文，这种文化与文学的双重变奏，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一并发生几乎也是一致的。只不过《文化偏至论》比起陈独秀的伦理革命更具有现代性，《摩罗诗力说》则标志着中国古典文论的终结与现代文论的开端，其精神实质与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以文学与人类其他领域的比较、中西诗歌的比较以及拜伦对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国恶魔诗人的影响研究，使其还是中国第一篇真正的比较文学论文。然而在章太炎的影响下，这种现代性又是以古奥的文言文的拟古形式出现的。鲁迅没有成为陈独秀那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也许正如尼采说的是来得太早了。如果不是鲁迅后来获得那么大的成就而将这些文章收在《坟》里面，也许就完全被人忘却了。

1908年春，鲁迅又移居许寿裳包租的夏目漱石曾经住过的“伍舍”，并与许寿裳、钱玄同、周作人等成为章太炎的及门弟子，在《民报》社的房间里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自从师从章太炎之后，鲁迅的文章是越做越古奥，这点在《破恶声论》中就能看出来，肯定迷信，歌颂中国的家族制度与天人合一，似乎很符合章太炎的“用国粹激动种性”，但是文章又将“尽义务”视为一种“恶声”，推崇“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的绝对之主我的个人。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鲁迅与周作人一起向中国译介新文艺。他在与周作人一起翻译《域外小说集》的前后，曾广泛阅读了外国小说，除了夏目漱石、森欧外的作品外，对于日本流行的自然主义与法国的现实主义，鲁迅并不喜欢，而是喜欢俄国的安特莱夫、迦尔洵、果戈理、柯罗连科以及波兰的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鲁迅尤其为安特莱夫的象征主义与恶魔的美所吸引，曾翻译过安特莱夫的《红笑》，《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就收有鲁迅翻译的安特莱夫的《谩》与《默》。鲁迅的这些阅读与翻译活动，对他五四之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1906年初弃医从文到1909年3月《域外小说集》的出版，鲁迅尝到了一系列的失败——策划出版的文艺杂志流产，发表的独具慧眼的论文没有人理睬，与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二册一共卖出去20套零一本，连本钱也收不回来，于是计划中的第三册只好停止出版。这个印刷数量与尼采发疯前的著作印数可以相提并论，这是先知无人理睬的痛苦与寂寞。青年是多梦的花季。鲁迅在日本做过很多梦，直到回国的前夕还在做着去德国深造的梦。但是由于周作人忙于和羽太信子结婚，需要钱财，加上母亲也需要供养，鲁迅于1909年8月结束了7年多的留日生涯。

三、从杭州、绍兴、南京到北京：革命与沉沦

1909年秋季开学，鲁迅已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化学教师，在与许寿裳等一起进行了抵制夏震武的“木瓜之役”后，次年为照顾母亲，鲁迅从杭州回到故乡，任绍兴府中学堂督学兼博物教员。后来鲁迅辞去教职在家抄录、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以及《古小说钩沉》。他感觉绍兴人“用心卑险，不可施救”，只有在范爱农的友情中，才感到毫无遮拦的坦率和温馨。

辛亥革命的爆发使鲁迅和范爱农都亢奋起来。当杭州光复的消息传到绍兴时，越社召开庆祝大会，鲁迅被公推为大会主席，并且发表演说。此时人心浮动，都知道要“来了”，却不知道来的是什么，而一帮投机分子如谋害秋瑾的章介眉，却成立了打着革命旗号的绍兴军政分府。鲁迅当机立断，在中学堂组织武装演说队，迎接王金发的革命军到来。王金发到绍兴后，召开群众大会，以革命的军政府取代了投机革命的军政府，表示诸事不能独断，并且免除苛捐杂税，公祭徐锡麟与秋瑾等革命烈士，鲁迅和范爱农就被他任命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监督（校长）和监学。王金发还把谋害秋瑾的章介眉逮捕，大大地张扬了革命的正气。不久鲁迅创作了一篇文言小说《怀旧》，从一个童子的视角，对国民的“来了”心态予以透视，并且讽刺与揭露了秃先生的投机嘴脸。

王金发初到绍兴，还是听舆论顾大局的，但是在士绅和百姓的包围下渐渐腐化。鲁迅看到没有监督的权力只能是腐败的权力，就想以舆论制约权力。根据鲁迅的倡议，监督政府的报纸就由越社来办。1912年1月3日《越铎日报》问世了，创刊号上的《〈越铎〉出世辞》就出自鲁迅的手笔，认为随着专制政治的瓦解，越人有了集会、出版和思想的自由，《越铎日报》的功能则是“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越铎日报》开始批评军政府、王都督、王都督的亲戚，试图以舆论制衡权力。于是，在鲁迅为首的舆论监督与王金发的权力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随着报纸对军政府的批评，王金发居然不发给学校经费。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只能辞去校长之职。今之无知者说鲁迅不知民主为何物，其实早在百年以前鲁迅就为争取民主和新闻自由而受迫害，甚至丢了饭碗。好在许寿裳来信告知他，蔡元培聘他去“中华民国”教育部工作，鲁迅才避免了范爱农惨死的结局。而作为革命烈士徐锡麟的学生的范爱农，没有死在清政府治下，却死在为自己欢迎来的军政府治下，使得鲁迅非常悲痛，一口气写了《哀范君三章》，吟诵出“故里彤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冽水，能否洗愁肠”的诗句，第一首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