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青年与北大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第1页）
第一节《新青年》与北大：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得以在知识界迅速传播并且取得胜利，得力于《新青年》杂志与北京大学。《新青年》的主编是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在杂志周围凝聚了一些追随者；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浙江绍兴人）将陈独秀及《新青年》追随者都调入北京大学，使得刊与校结合，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洪流迅速涌向知识界，这就是为什么林纾反对新文化运动要给蔡元培写信。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是反清排满的革命派——尤其是辛亥革命后随着陶成章的被暗杀非常失意的光复会一派在痛定思痛后发动的。蔡元培是光复会创始人与领导人，《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早期的大将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浙江吴兴人）、显示了文学革命实绩的鲁迅，都是光复会成员或与光复会关系密切。但他们都告别了“拟古”，于是一个以激进西化与彻底反传统为特征的新文化运动就在知识界轰轰烈烈地掀起来。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办于上海，陈独秀撰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尽管后两点并非没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倡导人权、平等、自由，追求个性解放，从杂志创刊就提出来了。一年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是对政治革命失望之余寄希望于以伦理革命为核心的思想革命。由于康有为等人掀起的尊孔复古浪潮，从1916年后《新青年》批孔的文章多起来，除了陈独秀撰写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等文章，还发表了易白沙、吴虞等人的批孔文章。
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论为立论基石，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指出“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的原因，就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所以才需要伦理革命与文学革命。这篇文章虽然是响应胡适的文章，但却将胡适的“文学改良”易名为“文学革命”；胡适的文章还说提出建议加以讨论，陈独秀则以不容商量的口吻推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方面军的文学革命，就此拉开帷幕！
1917年1月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北京。文学革命得到了北大教授钱玄同、自学成才的刘半农等人的响应，刘半农很快也调入北大。他们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乃至在现代汉语的规范上，对胡适与陈独秀的文章进行了补充。当时的钱玄同非常激进，他提出了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甚至有废除汉文实行罗马拼音文字的主张。他还为《新青年》网罗人才，周作人为《新青年》撰稿、鲁迅为《新青年》作小说都与他有关。1918年1月，陈独秀召开《新青年》编辑会议，将《新青年》变成北大的同人刊物，从5月开始文章一律改用白话文，其后由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轮流编辑，陈独秀负总责。
为了扩大杂志的影响，钱玄同与刘半农于1918年3月《新青年》4卷3号发表了针锋相对的双簧信，钱玄同以其深厚的古文功底，化名“王敬轩”以致书《新青年》的形式写成的《文学革命之反响》，历数《新青年》从批判传统伦常败坏人心到提倡新式标点之种种罪状，再由刘半农以杂志记者身份写成《复王敬轩书》，以洋洋万言的篇幅逐一反驳王敬轩的论调。二人的双簧信果然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由于《复王敬轩书》中对林纾翻译的贬斥，直接的结果就是刺激林纾写了《荆生》《妖梦》两篇小说攻击陈独秀（田其美）、胡适（狄莫）、钱玄同（金心异），并幻想有个伟丈夫来擒拿这伙妖人。稍后，他又在《公言报》上发表给蔡元培的公开信《致蔡鹤卿太史书》，历数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与“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而蔡元培正是在《答林琴南书》中昌明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
从1917年2月胡适发表《蝴蝶》以后，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在《新青年》上开始发表白话诗，沈尹默（1883—1971，原名君默，浙江吴兴人）1918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4卷1号上的《月夜》颇能代表白话诗的个性精神：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4卷4号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虽然受陈独秀的影响将“文学改良”改为“文学革命”，但仍是紧盯文学的形式，将“八事”改为“八不主义”。胡适认为这是从消极方面着眼的，从积极方面又总结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二，有甚么话，说甚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四，是甚么时代的人，说甚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胡适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比起《新青年》上所发表的白话诗总体艺术上的不死不活，1918年5月鲁迅发表在《新青年》4卷5号上的《狂人日记》，一开始就在现代观念与艺术表现上将白话小说推向了一个高峰。第二年上半年，鲁迅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乙己》《药》。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相映生辉的，是周作人在1918年12月之后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平民文学》等文学批评文章。而且与胡适着眼于文学的形式不同，周作人的文章一开始就着眼于文学的思想内容，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学是“非人的文学”，所以他要“辟人荒”而倡导“人的文学”，他进一步分析说，这种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将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以及伦理革命的以个性精神冲击传统的家族本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在此之前，胡适也发表了倡导个性精神的《易卜生主义》，然而胡适没有将其与新文学的表现内容密切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中声名大震，远远超过了鲁迅，也使得当时喜欢拜访名人的毛泽东拜访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而与鲁迅擦肩而过，因为理论形态的文章远比深刻的小说创作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不过周氏兄弟的思路有一致之处，就是与胡适以白话文衡量文学的价值不同，认为传统的思想与糟粕，能用文言作也能用白话作，鲁迅在1918年11月的《新青年》上发表的《渡河与引路》一文表达了与周作人大致相似的意见。
1919年5月4日由北大学生带头发起的五四运动爆发。起因是巴黎和会对中国极大的不公平对待，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却收不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特权，而要接受将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中国，大学生群情激愤，5月3日北大学生召开大会，北京多所高校参加。5月4日下午，在北大学生的带领下北京13所高校的3千多名学生涌向天安门，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抵制日货”“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条幅，要求惩办腐败卖国的官员，并且发生了火烧曹汝霖的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事件。面对警察对学生的逮捕以及政府的压制，北京学生在宣布罢课的同时给全国发出通电。北京学生轰轰烈烈的爱国举动很快引起了全国各界的关注，上海、天津、南京、杭州、武汉、重庆、南昌、长沙、济南、厦门、太原等地的学生也宣布罢课支持北京学生，并且成立了很多学生组织。6月初上海等地的工人开始罢工，商人罢市，支持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随着曹汝霖、陆宗舆与章宗祥等官员被免职，中国外交使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运动告一段落。
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经常被冠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很多教材并未将这些概念讲清楚。那么，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与五四运动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可以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
李泽厚将“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分开，认为前者是“启蒙”后者是“救亡”，随着现代中国的发展后来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然而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陈独秀办《新青年》的目的就是以思想革命为政治革命铺路进而拯救中华民族。启蒙的目的就是救亡，这是胡适除外的《新青年》同仁的共同思路。五四运动不同于义和团就在于这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觉醒了的青年爱国运动。当傅斯年、罗家伦等热烈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北大学生，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带领学生走向天安门广场时，当6月11日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就会感到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密切联系。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借助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在全国得以更广泛的传播，五四运动因为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成为民族觉醒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白话文得到迅猛的发展，一年中白话报纸增至三四百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这就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的原因。而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变质与启蒙的消亡，也并不是李泽厚所说的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随着新的意识形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性精神的批判，最终使启蒙主体（知识者）与启蒙客体（普通民众）发生了置换与颠倒。
新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被看成是西方文化最新的一个分支，受到了《新青年》特别的重视。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1919年他甚至将轮到自己编辑的《新青年》6卷5号办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对马列主义的介绍与热情又感染了陈独秀，1920年随着刊物主编陈独秀转向马列主义，整个《新青年》的政治倾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1920年9月的8卷1号开始，《新青年》就变成了中国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虽有胡适反对也挡不住陈独秀迈向马列主义的脚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新青年》就成为中共的机关刊物了。然而，《新青年》的同仁中当时信仰马列主义的只有李大钊与陈独秀，于是以《新青年》凝聚起来的新文化同盟就散掉了。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时被《新青年》唤醒的所有文学社团，都以个性解放为旗帜，没有一个是属于马列主义的。新潮社的傅斯年与罗家伦与共产主义没有半点缘分，文学研究会中只有沈雁冰与中共有渊源，但在文学研究会时期，沈雁冰的批评理论基本上是法国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创造社是以激烈的个性精神的抗争以及感伤颓废闯入文坛的，与马列主义是不沾边。以胡适为首的新月社与现代评论派更是与马列主义格格不入。语丝社集中了从《新青年》分离出来的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多位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只有鲁迅后来与马列主义有缘分，但那时语丝社也快寿终正寝了。其他文学社团如狂飙社、莽原社、未名社、浅草-沉钟社等，没有一个与马列主义沾边的。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后也不再光顾文坛了。当国民党清党后，许多左翼青年张扬马列主义倡导革命文学时已是1927年的事了；由于革命文学的兴起，属于五四文学的十年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