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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理论观点

和霍妮、弗洛姆一样，沙利文对于人性的观点也较为乐观，不过霍妮关注的是神经症，弗洛姆强调社会性，而沙利文最为强调的是人格的人际性，因此他的理论也常被称为人际理论。

一、基本概念

（一）人种假设

沙利文和弗洛姆一样，承认遗传对人格有一定的影响，比如，饿、渴、性等生理动机，我们每个人都受其支配。人格的这些动物性方面就决定了我们在身体相貌、感受性和智力等特征上各不相同。不过，沙利文认为，即便存在着诸多差异，和世界上一切别的东西比起来，还是人和人最相近，和一个人的人格最类似的无疑也是另外一个人的人格，即便是其他物种中最聪明的个体也和人类中最白痴的个体相去甚远，这就是沙利文提出的所谓“人种假设（theoulate）”。由此可见，沙利文倾向于淡化个体差异，而致力于研究全人类共通的心理现象。

（二）人际需要

沙利文反对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他认为人格主要是由社会力量塑造的，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人际关系。人类有着强烈的与人交际的需要，如果长时间断绝与他人的联系，人格状况就会恶化。沙利文对人际关系的定义还包括那些发生在幻想中和记忆中的，与真实的人和虚幻的人所发生的人际互动，也就是说，即便是长居深山的隐士和精神病患者也会受到人际状况的强烈影响。

（三）紧张降低模型

沙利文对人性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因而他认为人类有一种趋向于心理健康的动力，同时他也同意弗洛伊德所说的，每个人都具有降低内心紧张的动机，在这种动机的作用下，所能达到的最理想的状态是一种完全的平衡状态，即完全没有内在缺乏感也没有外在压迫感的健康状态。与此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则是绝对的紧张状态，这两种状态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可能达到，只能无限趋近。沙利文认为引起紧张的主要原因有四个：生化需要、睡眠需要、焦虑和表达温柔的需要，要降低紧张，也得从这四个方面入手。

1。生理化学需要与睡眠需要

一些重要的生理化学需要，如排泄、饥饿、缺水、缺氧、性欲等，都会导致身体内部的不平衡状态，从而引发紧张。而且这些需要都是我们可以意识到的，会驱使我们去主动满足。对睡眠的需要也会引起紧张，不过沙利文认为它和生理化学需要是不同的。

2。焦虑

引起紧张的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焦虑。焦虑是一种很不愉快的体验。造成焦虑的原因可能是来自于环境中的强烈不安，比如，突如其来的噪声或者威胁。不过在沙利文看来，焦虑的最主要来源是孩子和母亲（或者相当于母亲的重要他人）的关系。母亲如何把焦虑传递给孩子虽然还不大确定，但是它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因为焦虑不像其他那些生理需要一样可以通过主观的行动（吃或喝）来获得满足。要想减轻焦虑感，最好的办法是与不焦虑的他人发展出安全的人际关系。此外，焦虑还会阻碍其他需要的满足，当一个人饿了、渴了、困了，焦虑会影响到他咀嚼、吞咽的能力，以及在疲倦时入睡的能力。焦虑还会干扰一个人的预见能力和理性思维，甚至引起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就因为如此，我们在一生中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避免或减少焦虑所带来的紧张，难怪沙利文说，“焦虑要为大部分的不胜任、无助和不幸负责”（Sullivan，1953，1960）[1]。

3。温柔

当母亲观察婴儿的行为（如哭闹），看他是否有什么需要时，她就会体验到紧张，这种紧张是一种想要为满足婴儿的需要而做出的温柔（tenderness）冲动。如果婴儿这时刚好也需要母亲的这种温柔，这样两相配合起来，就产生了婴儿一生中第一次重要的人际互动。不过，如果母亲对婴儿的行为做出的是焦虑性的反应，那么她的温柔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所以说，要想让婴儿不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母亲停止焦虑。

（四）动力机制

虽然沙利文提出了紧张降低模型，但是他否认存在心理能量。他只承认物理能量的存在，认为有机体通过传递物理能量，而不是力比多来完成满足需要的行动。沙利文强调人格是一个动态过程，他将能量传递的过程称作动力机制（dynamisms）。这种机制是天生的，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同一个动力机制可以有多种形式：外在的，比如行走和说话；内隐的，比如白日梦和幻想，以及一些潜意识过程。例如，仇恨这个动力机制，可以将物理能量转化为带有敌意的行为，以减轻紧张，但这些行为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殴打、辱骂、谋杀的幻想，或者是仅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破坏愿望。动力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学习和成熟的调节，从而使其引发的行为会因为场合或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表现出来的行为强度也不同，不过它们终归还是同一个动力机制的作用结果。就像两个橘子，虽然是同一种水果，但不免在形状和大小上有所区别，然而橘子和柠檬虽然在某些方面相似，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水果，就像仇恨和性欲，根本就是两种动力机制。

（五）经验模式

沙利文根据自己的临床观察和他人的研究结果，提出了婴儿的人生经验必须经历的三个认知过程。

1。分离模式的经验

新生的婴儿对外部世界还不能形成明确的印象，他对环境的理解仅局限于一些暂时的、离散的和无意义的经验的串连。他不会使用语言，也不能区别过去和现在，自己和他人，因此分离模式的经验（prototaxicmodeofexperience）是最原始的，代表着新生婴儿所独有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不过因为这种经验无法用任何象征来表示或传达，因此本质上也只是沙利文对婴儿内在心理过程的猜测。

2。并列模式的经验

随着婴儿渐渐长大，那些粗糙的经验也逐渐被打破，他开始能够知觉到事件发生的意义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形成更加连贯的片段，并且能够区分出时间的差异，以及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不同。不过这种并列模式的经验（parataxicmodeofexperience）还是缺乏逻辑的，这一阶段的婴儿会使用一些只有自己理解的表述方式，却还无法用语言符号与人交流。沙利文指出，并列模式的经验并非是婴儿独有的，许多成年人的思考方式也没有超出这一层次，比如迷信、妄想，等等。

3。综合模式的经验

综合模式的经验（syntaxicmodeofexperience）是一种最精细的经验形式，最早出现于1岁到1岁半之间。进入这一阶段的幼儿开始学会使用社会可接受和理解的语言符号进行思考和交流，也能够理解事物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从此儿童的人际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层次。

二、人格结构

在对于人格结构的论述上，沙利文反对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三我”模型。在他看来，人格只是假设的实体，其组成部分是所有人际关系中的事件，因此所谓的人格结构也不能仅以个人为单位来研究，而应以人际关系为单位，研究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形成的对于自身和他人的心理概念系统。

（一）人格化

沙利文认为，个体会以人际经验为基础形成对自己和他人的习惯性印象（包括情感、态度、思维等），这一过程称之为人格化（personifi）。对于能够带来安全和满足的人，个体就会形成好的形象。反之，如果某人带来的是焦虑和痛苦，个体对他就会形成坏的形象。在一些情况下，好的形象和坏的形象可能同时出现，也可能同时成立。例如，婴儿受到好的照顾时就会形成“好母亲”（good-mother）的形象，而使他产生焦虑时则会形成“坏母亲”（bad-mother）的形象。一开始婴儿并不知道好母亲和坏母亲指的都是同一个人，但后来这两种形象会融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复杂的整体。

人格化的形象由于受到个体自我系统特征的影响，不见得就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真实表征，很多时候并不正确，但是形象一旦建立便会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从而支配着个体对他人的态度。特别是个人在早年生活经验中所形成的形象，如果是由于过多的焦虑而产生的，那么个体在长大以后，在与现实中的“重要他人”接触的时候，有可能产生观念上的歪曲。人格化的不合理方面在“刻板印象”（stereotypes）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是指不顾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真实差异，而把某种观念平等地应用于这个群体里的每一个人，如果这种“刻板印象”被社会成员普遍接受和认可，就会代代相传下去。

（二）自我系统

自我系统（self-system）也叫自我动能（self-dynamism），是指以个体的人际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种自我形象。婴儿在大约半岁的时候，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而个别的整体，这种认知是由形成相应的人格印象而获得的。因为婴儿必须完全依赖母亲（或相当于母亲角色的其他人）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获取安全感，所以他们对于母亲的态度极为敏感。另一方面，母亲为孩子以后能在社会上立足做准备，也不再对小婴儿提供无条件的照顾，取而代之的是有针对性的奖励或惩罚。因此，到了婴儿后期和幼儿期，母亲的温柔照料就成为一种降低焦虑的奖励，在孩子做出满意行为的时候（如不再吮手指）才使用。相反，当孩子犯错误时，就会给予惩罚。这样，孩子为了取悦父母，就会慢慢学习辨认奖励和惩罚与自身行为的关系，知道自己哪些行为是被赞许的，哪些行为是被反对的，从而发展出两种相对的人格印象。一个是与受到奖励的正向经验相联系的所谓“好我”（good-me），另一个是与受到处罚的负向经验相联系的所谓“坏我”（bad-me），二者最终组成了自我系统。

自我系统是社会道德规范和文化的产物，个人的焦虑经验越多，自我系统就会越复杂，与人格其他部分的差距也会越大，从而妨碍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客观的判断，因此虽然其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焦虑，但是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个体与他人建立起积极的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