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八旗制度考实（第3页）

此段文字为太祖制定国体之大训，非太宗所心愿，故后来悉逐渐变革之。然于修《实录》时，犹不能不多存几分原意，因当时诸王之亲受命者尚多也。要其字句中或已有所抑扬损益，以就己意，而所载犹如此。近译《满洲老档》，于不关要旨之文，多出若干，其紧要眼目，转不清楚，盖译者之不解事也。《实录》亦从满文翻出，且为天聪年间原翻，其文乃较后翻者为更无讳饰，则竟读《实录》，无庸重录老档译文矣。今详其意：太祖谓嗣我为君，恐挟国君之势而获罪于天，且一人不及众智，惟八人为八固山王，可以无失。此则明诏以八旗旗主联合为治，无庸立君矣。下更言即以才德能受谏者，可推为领袖，但一不合众意，即可更易。尤不能任其不愿易位，而容其恋栈。更言八王在本固山中，有循默无能者，亦于本旗子弟中选人更代，亦不容其恋栈不让。末言八人公议，不得一二人挟领袖之意专断。据此知八旗共治，可以无领袖。即贤能为众所推而作领袖，要为众议更易，即须更易，不许恋栈。是推选之制，及去留之权，仍操自八旗之公决，则绝非太宗后来之自即尊位法也。太宗既改父政，箝以强权，人不敢言，此正太祖之所谆谆不许者。宜后来多尔衮摄政时，有太宗即位原系夺立之语也。

《东华录》：顺治八年二月己亥，追论睿王多尔衮罪状，有云：“擅自诳称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夺立，以挟制中外。”

康熙间修《太祖圣训》，大约皆粗浅之修齐治平语，又多引中国史事，连篇累牍，数典过于儒生，此必为后来增饰之文。乾隆修《高皇帝实录》，多据以增入，《武皇帝实录》所未有也。太祖之八固山训典，至天命十一年六月下旬，尚有一最切要之谕。《实录》且言其口语既毕，又书其词与诸王。然则此为成文训典，八固山所均受。太宗修《实录》时，未能摈弃，即乾隆更修《高皇帝实录》，亦尚不过稍润其文，至《东华录》乃大删节。未知王氏以意为之，抑另据他本。夫天命十一年六月之末，实为太祖末命。《武皇帝实录》虽亦于七月二十三日始书帝不豫，然七月二十三之上并无书事直接此末命训词。乾隆修《高实录》，乃于其间夹入七月乙亥初三日两长谕。其词皆老生常谈，必系后来以意添补，隔断其紧迫之迹。考明人记载，于是年二月，袁崇焕宁远之捷，谓太祖受创而回，愤懑疽发背卒。朝鲜人记载，且谓太祖攻宁远受伤遂卒。《清实录》，太祖亦自言一生未遇之败，大怀忿恨。则明与朝鲜所纪，当非尽诬。其间尚有用兵蒙古获胜一事，乃太宗射死巴林部酋长之子囊奴，蒙古畏服来归。喀尔喀五部遂内属，为蒙古分旗之嚆矢。此皆表扬太宗之武力，于太祖逝后所以能压服诸兄弟之故，实非太祖于宁远归后，尚能力征经营也。至六月二十四日，有此笔舌兼用之训词，虽不自言将死，亦已示倦勤，不能不信为最后之遗嘱矣。

《武皇帝实录》：“丙寅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帝训诸王曰：‘昔我祖六人，及东郭、王佳、哈达、夜黑、兀喇、辉发、蒙古，俱贪财货，尚私曲，不尚公直。昆弟中自相争夺杀害，乃至于败亡。不待我言，汝等岂无耳目，亦尝见闻之矣。吾以彼为前鉴，预定八家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毋得分外私取。若聘民间美女，及用良马，须破格偿之。凡军中所获之物，毋隐匿而不明分于众，当重义轻财可也。此言每常曾训诫，慎毋遗忘，而行贪曲之事！诸王昆弟中有过，不可不竭力进谏而存姑息心，若能力谏其过，诚为同心共事人也。以下先言己之训言，成就汝等，爱之而非以厉之，再言己从艰苦得来，后人勿以安逸偾事，不关八固山国本制度，节之。昔金大定帝，自汴京幸故都会宁府原注：在白山之东，谓太子曰：“汝勿忧也，国家当以赏示信，以罚示威，商贾积货，农夫积粟。”尔八固山原注：四大王、四小王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致信赏必罚。使我不与国事，得坐观尔等作为，以舒其怀可也。’言毕，书训词与诸王。”

此训词中，首举已吞并之各部，自近及远，自先及后，自亲及疏。最疏远后及者为蒙古，次则海西四部，先举者则为建州，建州中又以毛怜及岐州为较疏，其序亦较后。最先言我祖六人，此“我祖六人”四字，后改作“宁古塔贝勒”，则谓兴祖六子，景祖之兄弟六人矣。以建州事实言之，恐出附会。太祖本意，当谓建州三卫，宁古塔贝勒乃左卫中一枝部，不得该括三卫也。窃意三卫后来内部各有分立，如《朝鲜实录》，在正、嘉以前，已云建州右卫有甫下土、罗下两酋长。隆、万以来，《明实录》中，建州卫来朝之都督，其名颇多，纵未必一卫定分为二，或三卫已有六酋。太祖所云我祖六人，乃言我祖卫六酋，而由满译汉书示诸王时系满文时，语稍含混，乾隆时遂作宁古塔贝勒。盖其时于建州原状，亦已不了，修辞时易生误会，非必有意诬捏也。且景祖兄弟，据《实录》亦尚利害相共。至太祖崛起，气吞祖卫。六王之后，恐其及祸，有谋弭其强暴，欲图太祖者。不得以昆弟自相杀害，尽诋六王，并诋及景祖也。此可以事理辨正者也。

太祖言以己所已吞之各部为鉴，是以定八家均分之制。所命于后人者，乃八家分权，深戒一家集权。勉以重义轻财，同心共事。由后言之，此实不可久持之幻想。幸而太宗力能改革，形驱势禁，取分裂者而统合之，种种费手，俟下再详。至训词末段，郑重呼尔八固山，下注四大王、四小王。乾隆改修本作尔大贝勒四，小贝勒四，直贯作正文，不作小注，惟删八固山三字，使人不注意其即为八旗旗主。至《东华录》竟改作“尔诸贝勒”四字，未知出王氏之意，抑另据一本。故近代读清世官书，不易了解其八旗初制之奇特，实缘无书可证也。惟《东华录·太宗录》，首载太宗即位之非由父命，则甚明显。录以为证：

此段文尤明显。太宗嗣立，非太祖之命，而太宗在八贝勒中，尤有战绩，尤冒险图功，为众所不及，此当是事实。所叙天命七年三月之谕，即上文已载之谕，而谕云分主八旗贝勒，旗各有主，语亦分明。惟于择一人嗣登大位之下，节去随时可以更易之语，则是后来剪裁训词，以顺太宗固定大位之意。当时论实力，太宗手握两黄旗，已倍于他贝勒。又四小王皆幼稚，易受代善指挥，惟余有两大贝勒：阿敏非太祖所生，自不在争位之列；莽古尔泰以嫡庶相衡，亦难与代善、太宗相抗。故有代善力任拥戴，事势极顺。而代善之所以尽力，由两子之怂恿。观于清开国八王，世所谓铁帽子王，其中太祖子三人，太宗子二人，太祖所幼育宫中之胞侄一人，其余二人乃皆代善之后，以始封者非皇子，故以郡王世袭。而此两郡王，一为克勤郡王，即岳托，一为顺承郡王，即萨哈廉之子勒克德浑，清之所以报酬者如此，盖代善实为清之吴泰伯，从中成就者乃此二子。世或讹铁帽子王内为有英王，此实不然。英王诛死，仅复宗籍，久之乃袭一镇国公，王爵不终其身，何铁帽之足云也。

铁帽王必凑成八数，中间若太宗子承泽亲王，后改号庄王世袭者，功绩声望远在诸王之下。其必凑一世袭罔替之数，正由太祖以来，八固山、八和硕贝勒、八家八分等旧号，传为定说。于英王既必不愿其复爵，姑以庄王充数。睿王之复爵，终在意中，而睿王未复前，世宗已用怡王入世袭罔替之列，至睿王复时而得九铁帽矣。至孝钦垂帘之狱，郑王后得端华，并其弟肃顺两罪魁，不废郑王爵。怡王后得载垣，亦始夺而旋复。庄王后载勋，庚子时为罪魁，爵亦不夺，此皆示法祖之意。惟光绪间恭、醇两王，一则中兴有功，一则有子入承大统，皆得世袭罔替，犹为有说。至宣统即位，庆王亦世袭罔替，此则国无纲纪，见摄政载沣之无能，虽孝钦亦未必为此矣。

旗主中四大贝勒为定名；四小贝勒则求其确定，于《宗室王公传》中检得一据。盖太祖最后遗命以阿济格即《武实录》之阿吉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合之四大贝勒，已得七旗，其余一旗，别有考订。今先录《阿巴泰传》，以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之事实。

清《国史·宗室王公·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传》：“天命十一年九月，太宗文皇帝即位，封阿巴泰贝勒。阿巴泰语额驸扬古利、达尔汉曰：‘战则我擐甲胄行，猎则我佩弓矢出，何不得为和硕贝勒？’扬古利等以奏。上命劝其勿怨望。天聪元年五月，上亲征明锦州，同贝勒杜度居守。十二月，察哈尔昂坤杜棱来归，设宴。阿巴泰语纳穆泰曰：‘我与小贝勒列坐，蒙古贝勒明安巴克俱坐我上，实耻之！’纳穆泰入奏。上宣示诸贝勒。于是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训责之曰：‘德格类、济尔哈郎、杜度即旧作都督之改译、岳托旧作姚托、硕托旧作芍托，早随五大臣议政，尔不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皆先帝分给全旗之子，诸贝勒又先尔入八分列。尔今为贝勒，心犹不足，欲与和硕贝勒抗，将紊纪纲耶！’阿巴泰引罪愿罚。于是罚甲胄、雕鞍马各四，素鞍马八。阿巴泰旧作阿布太，太祖第七子。”

《东华录》：“太宗崇德四年，八月辛亥，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群臣集崇政殿，议疏脱逃人罪毕。又召傅尔丹至前曰：‘此人于朕前欺慢非止一二，朕欲使尔等共闻之，是以明数其罪。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饶余贝勒，与超品公扬古利额驸、达尔汉额驸、冷格里、纳穆济、索尼等至，谕以阿敏有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当使我出居外藩之语。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藩于外。朕已无国，将谁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坏其国也。皇考所遗基业，不图恢廓，而反坏之，不祥莫大焉。尔等勿得妄言。复召郑亲王问曰：“尔兄遣人来与朕言者，尔知之乎？”郑亲王对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谓必无是理，力劝止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用是不复与闻。”傅尔丹乃对其朋辈讥朕曰：“我主迫于无奈，乃召郑亲王来诱之以言耳。”’”

据此则知太祖崩时，太宗挟有两黄旗，故谓各旗若效镶蓝旗出外，则两红、两白、正蓝皆可出外，不数两黄旗也。又知阿敏所主为镶蓝旗，则八旗中三旗为有主名矣。今再考正红旗主，实为大贝勒代善。

《东华录》：“太宗天聪九年九月壬申，上御内殿，谕诸贝勒大臣曰：‘朕欲诸人知朕心事，故召集于此，如朕言虚谬无当，尔诸贝勒大臣即宜答以非是，勿面从。夫各国人民呼吁来归，分给尔贝勒等恩养之，果能爱养天赐人民，勤图治理，庶邀上天眷佑；若不留心抚育，致彼不能聊生，穷困呼天，咎不归朕而归谁耶？今汝等所行如此，朕将何以为治乎？大凡国中有强力而为君者，君也；有幼冲而为君者，亦君也；有为众所拥戴而为君者，亦君也。既已为君，岂有轻重之分？今正红旗固山贝勒等，轻蔑朕处甚多。大贝勒昔从征北京时，违众欲返；及征察哈尔时，又坚执欲回。朕方锐志前进，而彼辄欲退归。所俘人民，令彼加意恩养，彼既不从，反以为怨。夫勇略不进，不肖者不黜，谁复肯向前尽力乎？今正红旗贝勒，于赏功罚罪时，辄偏护本旗。朕所爱者彼恶之，朕所恶者彼爱之，岂非有意离间乎？朕今岁托言出游，欲探诸贝勒出师音耗，方以胜败为忧，而大贝勒乃借名捕蛏，大肆渔猎，以致战马俱疲。及遣兵助额尔克楚尔虎贝勒时，正红旗马匹，以出猎之故，瘦弱不堪。傥出师诸贝勒一有缓急，我辈不往接应，竟晏然而已乎？诚心为国者固如是乎？’”

“往时阿济格部下大臣车尔格有女，扬古利额驸欲为其子行聘。大贝勒胁之，且唆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曰：‘尔子迈达礼先欲聘之矣！尔若不言，我则为我子马瞻娶之。’夫阿济格乃朕之弟，岂可欺弟而胁其臣乎？”

此段又可证阿济格之自主一旗，其下有大臣。太宗又言不可欺弟而胁其臣，则其旗下所属，太宗是时亦认其为阿济格之臣也。又见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则正蓝旗贝勒亦有主名矣。代善为让位与太宗而拥立之者，发端先言种种为君之来历不同，既已为君，即不能有所重轻。是因代善不免挟拥立之故，对太宗不甚严畏。经此挫抑，后不敢复然，乃得以恩礼终始。此亦见太宗之自命为君，绝不认太祖遗训为有效。然其对代善犹止挫抑而已，未尝欲夺其所主之旗。至正蓝旗之待遇则不同，是犹未忘代善拥立之惠也。

正蓝旗旗主为莽古尔泰，既见上矣。至此旗为太宗所吞并，即在本年，正可与正红旗之待遇相较。盖代善之罪，经诸贝勒大臣、八固山额真、六部承政审拟毕，议请应革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夺十牛录属人，罚雕鞍马十、甲胄十、银万两，仍罚九马与九贝勒。斯时除代善父子外，可知执政之贝勒盖有九人。萨哈廉贝勒应罚雕鞍马五、空马五、银二千两，夺二牛录属人。奏入，上免之。罚代善、萨哈廉银马甲胄，然则聊以示威而已。正蓝旗贝勒之狱，则在是年十二月，相距不过三月耳。惟在莽古尔泰死后，并在其同母弟德格类死后，未尝及身受戮。此亦太祖所训宁待天诛，勿兄弟间自相推刃之影响也。但固山则为太宗所并，是为后世天子自将三旗之由来。然自将三旗，后世乃以两黄及正白为上三旗，尚非此正蓝旗，此则顺治间之转换，别详于后。今先详正蓝旗之归结。

《东华录》：“天聪六年十二月乙丑，和硕贝勒莽古尔泰薨，年四十六。上临哭之，摘缨，服丧服，居殿侧门内。丙寅，送灵舆至寝园，始还宫。”

又：“天聪九年十月己卯，管理户部事和硕贝勒德格类薨，年四十。上临其丧，哭之恸，漏尽三鼓方还。于楼前设幄而居，撤馔三日，哀甚。诸贝勒大臣劝至再三，上乃还宫。”

又：“十二月辛巳，先是，贝勒莽古尔泰与其女弟莽古济格格，格格之夫敖汉部琐诺木杜棱，于贝勒德格类、屯布禄、爱巴礼、冷僧机等前，对佛跪焚誓词云：‘我已结怨皇上，尔等助我，事济之后，如视尔等不如我身者，天其鉴之！’琐诺木及其妻誓云：‘我等阳事皇上，而阴助尔，如不践言，天其鉴之！’未几，莽古尔泰中暴疾，不能言而死。德格类亦如其兄病死。冷僧机首于刑部贝勒济尔哈郎，琐诺木亦首于达雅齐国舅阿什达尔汉。阿什达尔汉为叶赫金台什族弟，故为太宗诸舅，称之曰达雅齐国舅。随奏闻于上。诸贝勒大臣等会审得实，莽古济格格并其夫琐诺木，及莽古尔泰、德格类之妻子，同谋屯布禄、爱巴礼，阖门皆论死；冷僧机免坐，亦无功。二贝勒属人财产，议归皇上。上以冷僧机宜叙功，财产七旗均分。命集文馆诸儒臣再议。寻议莽古济格格谋逆，不可逭诛，两贝勒妻子应处斩，若上欲宽宥，亦当幽禁。冷僧机宜叙功。琐诺木昔佯醉痛哭，言上何故惟兄弟是信，上在，则我蒙古得遂其生，否则我蒙古不知作何状矣。此事亦见前议红旗贝勒罪时，涉及哈达莽古济格格，情节宜互详。上亦微喻其意。彼时上待莽古尔泰、德格类、莽古济，正在宠眷之际，琐诺木虽欲直言，岂容轻出诸口。今琐诺木先行举首，应否免罪，伏候上裁。至屯布禄、爱巴礼，罪应族诛。两贝勒族人户口，应全归上。古人云：‘勿使都邑大于邦国，国寡都众，乱之本也。’如上与诸贝勒一例分取，则上下无所辨别矣。于是诸贝勒大臣覆奏，诛莽古济，免琐诺木罪。先是，莽古尔泰子额必伦曾言：‘我父在大凌河露刃时事在天聪五年八月，我若在彼，必刃加皇上，我亦与我父同死矣。’其兄光衮首告，上隐其事。至是罪发，乃诛额必伦。莽古济长女为岳托贝勒妻，次女为豪格贝勒妻。豪格曰：‘格格既欲谋害吾父，吾岂可与谋害我父之女同处乎？’遂杀其妻。岳托亦请杀其妻，上止之。昂阿喇以知情处死。昂阿喇为莽古尔泰母先适人所生子，盖其同母异父兄也。屯布禄、爱巴礼及其亲支兄弟子侄，磔于市。授冷僧机世袭三等梅勒章京。以爱巴礼、屯布禄家产给之，免其徭役，赐以敕书。莽古尔泰子迈达礼、光衮、阿喀达舒，孙噶纳海，德格类子邓什库等，俱黜为庶人。二贝勒属人财产俱归上。赐豪格八牛录属人，阿巴泰三牛录属人，其余庄田财物量给众人。以正蓝旗入上旗，分编为二旗，以谭泰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宗室拜尹图为镶黄旗固山额真。后籍莽古尔泰家，获所造木牌印十六，文曰‘金国皇帝之印’，于是携至大廷，召贝勒臣民，以叛逆实状晓谕于中外。”

莽古尔泰之积衅，据《实录》之已见《东华录》者，所载亦夥。其应否消灭此一固山，却与莽古尔泰之罪状无涉。推太祖之意，将永存八固山之制，则以其属人更立一固山贝勒可也。乃诸贝勒等议以归上，太宗不能泰然承受，而曰财产七旗均分，又命文馆儒臣再议。夫分财产非分其人众也，结果庄田财物量给众人，即七旗均分之谓矣。太宗之意，非利其财产，而特欲并其人众，以去一逼，故不更由诸贝勒议，而由儒臣议。儒臣乃以“大都耦国，乱之本也”之古训，明示八固山平列之制当除，于是有此改革。若蓝旗贝勒之罪状，则转为藉端焉耳。兹并撮其衅之所由生，为太宗兄弟间明其变态。

蒋氏《东华录》：“太祖元妃佟甲氏，讳哈哈纳札青，生子二：长褚英，次代善；继妃富察氏名衮代，生子二：长莽古尔泰，次德格类。”此皆在孝慈高皇后来归之前。

唐邦治《清皇室四谱》：“继妃富察氏，名衮代，为莽塞杜诸祜女。初适人，生子昂阿拉。原注：昂阿拉，天聪九年十二月，坐知莽古济格格逆谋并处死。后复归太祖。明万历十五年，生皇五子原封贝勒莽古尔泰。逾数年，生削籍皇三女莽古济格格。二十四年，生皇子原封贝勒德格类。天命五年，以窃藏金帛，迫令大归，寻莽古尔泰弑之。”

以上为莽古尔泰兄弟之母。据《实录》，癸巳年九国来侵，太祖安寝，衮代皇后推醒，问是昏昧，抑是畏惧？则天聪间尚以皇后称之。至乾隆修本则改作妃富察氏。此大归事，《实录》不载，而《老档》详之。莽古尔泰之弑母，亦见《太宗实录》。《东华录》所录太宗谓皇考于莽古尔泰一无所与，故倚朕为生，后弑母邀功，乃令附养于德格类贝勒家云云，语殊矛盾。壬子年已见莽古尔泰与太宗同击兀喇贝勒布占泰，则固早从征伐。后于天命元年，同为和硕贝勒，称三贝勒，亦称三王，即自有一固山之属人及财产，何至倚其弟为生，乃至天命五年以后，借弑母邀功，始令附养于其同母弟家耶？语不近情，则知太宗之罪状莽古尔泰，不必符于事实，不过欲杀兄以殖己之势耳。录如下：

《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甲寅，大凌河岸一台降，攻城东一台克之。上出营坐城西山冈，莽古尔泰奏曰：‘昨日之战，我旗将领被伤者多，我旗摆牙喇兵，有随阿山出哨者，有随达尔汉额驸营者，可取还乎？’上曰：‘朕闻尔所部兵，凡有差遣，每致违误。’莽古尔泰曰：‘我部众凡有差遣，每倍于人，何尝违误？’上曰：‘果尔，是告者诬矣，待朕与尔追究之。若告者诬，则置告者于法；告者实，则不听差遣者亦置于法。’言毕，面赤含怒。将乘马，莽古尔泰曰：‘皇上宜从公开谕，奈何独与我为难？我正以皇上之故，一切承顺，乃意犹未释，而欲杀我耶？’言毕，举佩刀柄前向，频摩视之。其同母弟德格类曰：‘尔此举动大悖！’遂以拳殴之。莽古尔泰怒詈曰：‘蠢物何得殴我！’遂抽刀出鞘五寸许。德格类推其兄而出。代善见之恚甚曰：‘如此悖乱，殆不如死。’上默然复坐，区处事务毕，还营，愤语众曰：‘莽古尔泰贝勒幼时，皇考曾与朕一体抚育乎？因一无所与，故朕推其余以衣食之，遂倚朕为生。后欲希宠于皇考，弑其生母，邀功于皇考，皇考因令附养于德格类贝勒家。尔等岂不知耶？今莽古尔泰何得犯朕？朕思人君虽甚英勇，无自夸诩之理。朕惟留心治道，抚绥百姓，如乘驽马，谨身自持，何期轻视朕至此！’怒责众侍卫曰：‘朕恩养尔等何用，彼露刃欲犯朕，尔等奈何不拔刀趋立朕前耶？’又曰：‘尔等念及皇考升遐时，以为眼中若见此鬼，必当杀之之言乎？乃今目睹犯朕，何竟默然旁观，朕恩养尔辈无益矣！’薄暮，莽古尔泰率四人，止于营外里许，遣人奏曰：‘臣以枵腹饮酒四卮，对上狂言，竟不自知，今叩首请罪于上。’上遣扬古利、达尔汉传谕曰：‘尔拔刀欲犯朕，复来何为？’时有塞勒昂阿喇者，与俱来，并责之曰：‘尔辈以尔贝勒来，必欲朕兄弟相仇害耶？尔等如强来，朕即手刃之矣。’拒不纳。昂阿喇即莽古尔泰异父兄。”

以上为莽古尔泰得罪太宗之事实，及身后所被属人出首，则皆隐昧未遂之犯。至其女弟莽古济与太宗相怨之起因，乃由女嫁豪格之故。兹并详其始末：

《武皇帝实录》：“己亥年，太祖征哈达，生擒孟革卜卤明作猛骨孛罗，哈达遂亡。后太祖欲以女莽姑姬与孟革卜卤为妻，放还其国。适孟革卜卤私通嫔御，又与刚盖通谋欲篡位，事泄，将孟革卜卤、刚盖与通奸女俱伏诛。辛丑年正月，太祖将莽姑、姬公主与孟革卜卤子吴儿户代为妻。万历皇帝责令复吴儿户代之国。太祖迫于不得已，令吴儿户代带其人民而还。哈达国饥，向大明开原城祈粮不与，大祖见此流离，仍复收回。”

《清皇室四谱》：“吴尔古代夫妇复来，归依太祖，人称皇女为哈达公主，亦称哈达格格。天命末夫亡，天聪元年十二月，复嫁琐诺木。”

《清史稿·公主表》有嫁琐诺木之莽古济公主，又称太祖有女嫁吴尔古代，不知所自出，列为两人，盖未考也。莽姑姬之名，后修《实录》删去，故列表时失照，其实太祖之女，《旧实录》皆载其名，名下皆有姐字，此亦系蒙古姐耳。至其得罪太宗，则在天聪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