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先生（第2页）

董小宛为明末南京秦淮名妓，嫁当时东南著名四公子之一冒襄作妾。四公子者，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与襄也。襄，江北如皋县人，家世显宦富有。先生以有小宛在清军南下被掠入宫之传说，特作《董小宛考》以辟其疑。传说中更以顺治所宠满族女董鄂妃，两董字汉写相同，混为一人，殊属无识可笑！本文先举“董小宛之殁也，在顺治八年辛卯之正月初二日，得年二十有八，盖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戌时，世祖（顺治）始生而为小宛之十五岁”。[49]据此，顺治二年清军攻占南京连下江浙，为五至十月，豫王多铎班师北归。这年顺治方七岁，何能纳二十二岁之妃？此一事即足破疑。而先生又作详察，引冒襄自撰《影梅庵忆语》及当时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陈维崧（贞慧子）等诗文，钩稽排比，以证真相。小宛之葬，据维崧所作冒襄及其妻苏氏《五十双寿序》：“视先生（襄）所爱之姬董，同于娣姒，姬殁而哭之恸，且令两儿白衣冠治丧焉。”[50]可证小宛之死，当无疑义。又引冒襄作诗长跋有云：“牧斋（钱谦益）先生以三千金同柳夫人（柳如是）为余放手作古押衙，送董姬相从。”[51]冒董成婚原是钱柳出资撮合。若然如此，小宛有变，钱柳必知，钱的《初学》《有学》等集至乾隆时犹在流传，小宛事能无些许表露？又举顺治五年小宛制金条脱（手镯）以摹天上流霞事，《影梅庵忆语》记：“姬临终时，自顶至踵，不用一金珠纨绮，独留条脱不去手，以勒余书故。”[52]这种细微情节犹然记及，生掠之事，无疑出好事者之捏造。先生更指出董小宛墓即在影梅庵中，这难道是座衣冠冢吗？并说：“迄今读清初诸家诗文集，于小宛之死，见而挽之者有吴薗次（绮），闻而言之者有龚芝麓（鼎孳），为耳目所及焉。”[53]文中于冒、董行迹考证极细，足可澄清事实，归还本真。且责斥好事之徒，“倒乱史事，殊伤道德”。

考证孔四贞事，目的在于说明，顺治九年孔有德以降清明将，封定南王，驻镇广西，被李定国围困桂林自尽后，清统治者对孔氏部队如何控制的策略问题。有德死后，四贞尚在幼年，收育清官为太后（孝庄文皇后）养女。顺治十三年定宫制，奉太后命预封四贞为东宫皇妃，待年成婚。载在《实录》[61]，先生失检。顺治逝世，四贞由太后作主配嫁有德部将子孙延龄，以其曾有婚约。当时满洲风习并不忌此。而主要用意，则在使四贞以公主身份去统辖孔军。先生考据官私记载，窥察清廷措置和动向，用意实为明显。先生并指出四贞入吴三桂军，其夫孙延龄以首鼠两端被吴所杀，而独留四贞，正说明吴与清统治者同一意图，都是为笼络孔部助己。本文多采录清初无名氏著《四王合传》，因其书虽有荒诞之语，而重要情节却与官书相符合，并有补苴之处，是一部可以采择的著作。

四贞的封宫，也是为维系孔部，清初南中四藩并立，正如先生所说，顺治末年子孔部主要将领缐国安仍率兵驻广西，“有德父子虽皆已死（子被李定国杀掉），而定南王不改革”。因而以四贞和孙延龄驻镇广西，因“非四贞无能驯国安者”[62]。以后，吴三桂发动叛乱，国安依附，可见驾驭各藩之不易。先生结语谓：“清廷厚结四贞，四贞卒亦图报清廷。”[63]因为她终未附合三桂，最后回归北京。

乾隆有妃曰容妃，世称香妃，谓以身有奇香得名。好事者为之艳传，实故作奇谈耳。容妃为回族贵家女，姓和卓氏。先生感于对香妃“委巷之谈，语多不经，熟于人耳。今考其可信者，以纠群说”。[64]本文据《清史稿·后妃传》：“高宗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麦女。初入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又参据唐邦治在清史馆中所撰《清皇室四谱》：容妃“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以克襄内职册容嫔。三十三年十月，晋容妃。五十三年戊申四月十九日卒”。有清一代，回女入宫者只此一人。经先生考得，容妃入宫应在伊犁初定时，“两和卓由准得释时，以乞恩于中朝而进其女，非叛后以俘虏入朝也”。[65]此言为从大小和卓而推求由来，其非俘虏入宫则属事实。乾隆为容妃筑造“宝月楼”（今楼下辟为“新华门”）。先生谓：“所谓以贵人入宫，盖承宠而后营建以处之，以其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乃不与诸妃嫔聚居，特隔于南梅最南之地，其地又临外朝之外垣，得以营回风之教堂及民舍，与妃居望衡对宇，不隔禁地。此皆特殊之安置，非寻常选纳之规矣。”[66]先生此文成于近半个世纪前。今已证实清东陵乾隆后妃陵园中，容妃墓塌陷，尸身浸朽，殓物可寻，棺上书有回文，义为“以真主的名义”。充分证明她是善始善终的。又从发现的容妃花白发辫来看，已是老妇模样。管理东陵的同志曾撰文详考其生平，此不具引。更传香妃怀刃复仇未成殉节，埋葬南疆喀什。今经新疆历史工作者考查，此并非容妃之墓。我们必须注意，此虽属考实一个清官妃子的事迹，却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团结，非同小可。决不许耸动听闻，无中生有之徒，制造仇怨故事，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有罪。

清光宣间人滥言，龚自珍和顾太清以诗文倡和生嫌遭害事。先生以为此故借艳传，实诬龚、顾。《丁香花》一文即为辨白此事。龚自珍一代文豪，毋庸绍介。顾太清为贝勒奕绘侧福晋，奕绘乃乾隆之曾孙，降袭贝勒，生当嘉道间，和太清并负文名，又多和汉族士大夫接触。本文先叙奕绘世袭爵位，时代年龄及两夫妇的诗文著作，又考得奕绘字太素，太清也为北京旗籍，但尚待确考。两人唱和甚多，是清代满族中难得的文学家庭。奕绘府邸位于北京西城的太平湖之东，府中以丁香花盛称，故文章取此为题。先生说：“丁香花公案者，龚定庵（自珍）先生道光己亥（十九年）出都，是年有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中一首云：‘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送与缟衣人。’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世传定公出都，以与太清有瓜李之嫌，为贝勒所仇，将不利焉，狼狈南下。”[67]“至道光二十一年，定公掌教丹阳，以暴疾卒于丹阳县署，或者谓即仇家毒之。”[68]传者又言自珍南归后，北来迎接眷属，徘徊近畿道上不敢入都。先生予以考辨说：“定公集最隐约不可明者，为《无著词》一卷，又有《游仙》十五首等诗。传之者以其为绮语，皆疑及太平湖。此事宜逐一辨之。”[69]先举自珍离京情况：“观其出都，并非狼狈，以己亥四月二十三日行。……当时与诸公别诗多至十八首，所别者数十百人。”[70]其中还有宗室多人，避仇何能如此坦然就道？又说就此两种诗篇所成年代考之，皆在道光元、二、三年，下距十九年出都，时间相隔甚远，“安有此等魔障亘二十年不败，而至己亥则一朝翻覆者？”[71]至于诗中注明太平湖，并云“缟衣人”，“盖必太清曾以此花折赠定公之妇，花为异种，故忆之也。太清与当时朝士眷属多有往还，于杭州人尤密，尝为许滇生（乃普）尚书母夫人之义女，集中称尚书为滇生六兄。……定公亦杭人，内眷往来，事无足怪。一骑传笺，公然投赠，无可嫌疑”。[72]又“己亥为戊戌之明年，贝勒已殁，何谓为寻仇？太清亦已老而寡，定公年已四十八，俱非清狂**检之时。循其岁月求之，真相如此”。[73]本文考述太清事迹甚详，并评赏其作品，真可作一篇传记观。

四

先生之治史，多本中国传统方法，曾道“自唐以下，史家眉目终以欧阳（修）、司马（光）为标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74]又谓后世“于《新唐书》之文省事增，致为不满……夫果文省事增，则文虽有删节，事尚非无所流传。若只有《旧唐书》，唐一代事迹未免叙述太少”。[75]“观《通鉴》取材往往在正史之外可知”。[76]窥其旨趣，即撰史必须广征史料，剪裁精当，而后成书。于《清史》则谓“保存清史料之职责，今由故宫文献馆（今第一历史档案馆）专任之，而他学术机关亦有分任，尽其力之所至，整理排比，使有秩序，刊布流通，使不放失，供修清史之用，并供清史成后补苴纠驳之用。断无收合史料，责史家麕聚于一书之理”[77]。这就是说，史料与史书，截然为两事，目的要求均不相同。这个道理，人人明晓，但作来实难。今天撰史动辄以千百万言为计划，不先有数倍于成书的史料长编，何由而得？从先生启发之言，使人憬然感到，欲成巨著，必当用大力气搜辑史料。当然，今天撰著史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理论为指导，同时也须掌握详细而可信据的丰富资料，才能撰成精确得当的可读的史书。

先生论列史书和史料，分作若干等级，说：“所谓史料又分无数等级。其最初未经文人之笔所点窜者，有如塘报，有如档子，有如录供，此可谓初级史料。至于入之章奏，誊之禀揭，则有红本揭帖，汗牛充栋，已为进一步之史料。至科臣所钞，一方下部议行，一方已录送史馆，其中已微用史文句例点改，此则与史料发生关系，为又进一步之史料。馆臣据此，按日排纂，谓之日录，与记录王言之起居注，皆以日计，居然史之一体矣。而其距勒为正史，则等级尚远。”[78]先生将史料来源一步步解说后，认为再经“长编”、“外纪”、“至修实录，而一朝编年之史成”。[79]可是“逮修正史，则实录又成史料”。[80]此“正史”即指纪传体史，即二十四史是。其意“正史”为最后完成的史书。但也并不排斥编年与纪事始末二体，他说：“治清史者，将来必有祖述涑水（司马光）其人，作为《清鉴》，即自有编年之清史；……又必有祖述袁机仲（袁枢）其人，作为《清史纪事本末》。”[81]他对《清史稿》这部书固然说过：“清一代掌故，无有搜辑宏富，纲举目张如此书者。”[82]但这也只是指它作为史料使用而言，非许可为可传的正史。总之先生是主张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体并行的。当先生在世时，曾授给我一个《清史纪事本末》拟目，其意显然表示可以撰著此书。在今天看来，自是拘守旧法，不能遵依。必当编写新体《清史》以及明、元、宋各代以上新体断代史和中国通史。但是，它们都在将来会成为旧史，再有新编之史问世。因为史学同其他学术一样，是不断有所发见有所前进的。先生所论史体虽然失之拘守，但其论史书史料的关系是具有卓识的。

先生治史，善于发见问题，考证一事，必有所为而为。并且长久积累史料，深入探索情实，求明真相原委。兹举关于“朱三太子事述”，民国三年印行；相隔二十年，再成《明烈皇殉国后纪》发表。先是获见魏声龢（民国初年人）《鸡林旧闻录》中所载《张先生传》，云系傅某在新城（吉林伯都纳驻防城）得此抄本，纸色黯晦，题曰：“清初李方远作”。方远当康熙后期任饶阳（河北省）知县，与隐作张姓的明崇祯第四子朱慈焕相交，事发牵连发配关东。此传应为发配后凭所闻知追记者。先生于《朱三太子事述》文中说：“传中节目，魏君（声龢）自有条证详后。今据魏君所未及证明而可以考得者，就本传更为补证，可见其实为在事之人所作，非传闻者所伪托也。”[83]传的全文尽在《事述》文章中，不具录。补证所得乃是，康熙四十七年所获朱三太子，实为崇祯四子封为永王者。崇祯共有七子，四个相继先死，自缢时只太子和定、永二王三人在，太子由其外祖父周奎献于清朝，将真当假杀掉，定、永二王一度随从李自成出征吴三桂，败后失散，朱慈焕流落各地，据其自供，年方十三岁，遇王姓作明朝官吏的留在家中，王死，他当过和尚。后又被曾仕明朝的胡姓教养并配以己女。以后便以教书为生。自供又称：“我二哥哥早死了，我与三哥同岁云云。”民间反清起义多用“朱三太子”名号，实不能知三太子究竟为崇祯何子。先生在《后纪》中作长文析述，分为三篇：第一篇为《清世祖杀故明太子》，第二篇《清圣祖杀故明皇四子》，第三篇《清世宗封延恩侯为明后》。本文冠语中责斥清朝统治者说：“南明闰位，削翦净尽，卧榻之下，不容酣睡，犹曰为统一区宇计耳。乃至烈皇遗胤，无一成一旅之抗力。南巡（指康熙）之日，谒陵奠酒，想望虞宾。海内业已向风，康熙尤称有道。既得明裔，是宜有以处之，乃必孥戮其真者，而后涂饰其伪者，示天下以恩礼前朝之至意。为子孙万世之计，果必如是之深且曲耶？……灶突山假息之恩，则为清室先人所独受（指明赐予赫图阿喇地）。……惟于待烈皇的裔则不然，且将祖宗徼惠于明之史实钳制忌讳，颠倒耳目者二三百年，帝王之用机心刻深长久，为振古所未有。”[84]先生于明清关系，持论最允，举此二文，以见一斑。而对问题发见之明敏，致力探索之勤久，足为治史楷模。

先生治史从事考证，多为对有关问题辨误纠谬，以求明了史实真相，诸如万斯同对建文出走，清太祖七大恨原文，乾隆香妃，海宁陈家等文都是。这正是治史者之应做工作。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禁网开放，奇谈丛出，不予澄清，则杂言妄语，势必愈传愈烈，这和研究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大相乖违的，必须予以驳正。先生治史的认真不苟的谨严态度，是极为可贵的。

先生很重视工具书，1932年初到北京大学任教得见《清史稿》，即开始编辑《清史传目通检》，在叙言中说：“今年始得读《清史稿》，偶翻列传，竟无朱竹君（筠）、杭堇甫（世骏）、翁覃溪（方纲）诸传，检清国史传则有之。”于是编辑通检，意在使对读二书，明其“互有去取之故与互有详略之不同”。[88]提供治清史者研究异同之助。并将坊间所刻《满汉名臣传》、东方学会《国史列传》、中华书局《清史列传》收入。同年燕京大学更扩大将有关清人传记编为《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但先生尚不知晓。先生撰有《清国史馆列传统编序》一文，对馆传、史稿二书有所比议，举出洪承畴、吴三桂二人，《清史稿·洪承畴传》记承畴降清经过，“崇德七年二月壬戌，上（皇太极）命杀（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而送承畴盛京。（中记承畴先拒降，后请降，为之置酒陈百戏云云，从略）居月余，都察院参政张存仁上言：‘承畴欢然幸生，宜令剃发备任使。’五月，上御崇政殿召承畴及诸降将祖大寿入见。”以此与《清国史贰臣传·洪承畴传》比看，其所记为“本朝崇德七年四月，都察院参政张存仁上奏：‘臣观洪承畴欣欣自得，侥幸再生……宜令剃发，酌加任用。’五月，召见崇政殿”。证之《实录》，皇太极于三月癸酉（初四）命豪格将洪承畴送入盛京。四月庚子朔，张存仁奏：“宜令其剃发，在宫任使”云云。先生指出：“《史稿》于送承畴盛京之日，移前十一日，乃太宗在叶赫闻松山已下，启行还宫之日，非谕送承畴之日，自此至张存仁奏请令洪承畴剃发之日，可合月余之期，其后五月召见等语，皆与清国史不悖。而三月初四日命豪格送承畴入盛京，途中当需时间。四月初一日张存仁奏有‘纵之何能，禁之何用’语，是尚在拘锢中，其间断无居月余之隙，何得谓月余以前，已叩头请降，置酒陈百戏以相悦？此明是既用国史本传，又夹入传闻之委巷语，而不顾其前后自相矛盾也。此用旧传勘史稿，而后可得事实之真相者也。”[89]

吾师孟森先生一生治史成就，所涉及尚有汉唐宋元各断代论著，以非专诣，不为举述。浅学如我，实不能识解什一，兹谨述其于明清史研究大略如此。

（原载《清史论丛》第6辑，中华书局，1985年）

[1]《明成祖实录》卷九十，永乐十一年十月甲戌。

[2]《明宣宗实录》卷九十九，宣德八年二月戊戌。

[3]孟森：《满洲开国史讲义》第二讲《女真总说》。

[4]《朝鲜李朝太宗实录》卷十，太宗乙酉五年九月己酉。

[5]《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卷一。

[6]孟森：《满洲开国史讲义》第二讲第一节《野人女真》。

[7]同上书，第二讲第二节《海西女真》。

[8]同上书，第二讲第三节《建州女真》。

[9]同上。

[10]同上书，第三讲第一节《建州卫》。

[11]孟森：《满洲开国史讲义》第三讲第一节《建州卫》。

[12]《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卷一。

[13]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34页。

[14]同上书，第35页。

[15]同上书，第70页。

[16]同上书，第163页。

[17]同上。

[18]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第40页。

[19]同上书，第101页。

[20]同上书，第117页。

[21]同上书，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