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雍乾之学术文化上禅学（第1页）
第八节雍乾之学术文化（上）——禅学
圣祖以宋儒性理之学为宗，用以培养土大夫风气，其于致用，则提倡科学，实为中国帝王前所未有，后亦莫之能及。故康熙间学术，德性与学问并重，而稽古右文，公卿风雅，天下翕然，知所向往，其气象已略述于前矣。至世宗而独以禅学鸣。雍正八年以前，于兄弟间意所不慊者，排除已尽。十年以后，多刻佛经，又自操语录选政，自称圆明居士，亦随诸大师之后，列为语录之一家。其传播语录，自是禅宗派别，然挟万乘之尊，自我作古。所选语录，首为姚秦之肇法师，在达摩未到禅未成宗之日，其下共选十余家，似皆禅宗，而又杂出一佛门以外之紫阳真人，禅门以外之净土宗莲池大师，己则以居士厕禅宗诸师之后。又认章嘉胡土克图为恩师，则又错入西藏密宗喇嘛教。所记章嘉口语，亦有似乎禅和；己之顿悟禅机，亦有似乎夜半传衣之秘。喇嘛何知，此必世宗之作用耳。世宗选历代禅师语录，分前后集，后集又分上下。其后集下序云：
据世宗自言其得道，在禅门，为已得正果；在喇嘛门下，亦为已成呼土克图。其得道在壬辰、癸巳间，是为康熙五十一二年间，正太子复废之会。世宗在其时亲近沙门，当是表明其无意逐鹿。及后屠戮兄弟既尽，又追述其事，并重张其焰，以自身直接历代高僧，著书立说，自成一人王兼作法王宗派，居之不疑。此当是掩盖平生之残忍，故托慈悲。观其佞佛，绝无为释子眩惑之弊，英明固自天赋，要亦其对于宗教实非迷信，读史者可得而推考之也。
世宗不认禅宗名德为本师，而认章嘉佛。清廷之尊黄教，本以驭藩，喇嘛在所必尊，则即用以为学佛之标帜，亦一客不烦二主之意。缁流攀附，无所影响，至其不伦不类，则王者自有大权。《大藏》中于世宗选辑之书，及其自著语录，皆赫然著录，万世宗门，引为荣幸，孰议其宗派之歧？其严绝禅钻之路，时时见于佞佛说中，如《历代禅师后集》下序中，深抑性音，防其以蒙召之故，高自位置。又于世祖时敬礼之二僧，以玉林屏绝虚荣，木陈稍参世法，一则扬之升天，一则抑之入地，以示其防杜攀缘之峻。在序文中即云：
朕身居帝王之位，口宣佛祖之言。天下后世理障深重者，必以教外别传之旨，未经周公、孔子评定，怀疑而不肯信，然此其为害犹浅。若夫外托禅宗，心希荣利之辈，必有千般诳惑，百种聱讹。或曾在藩邸望见颜色；或曾于法侣传述绪官，便如骨岩、木陈之流，捏饰妄词，私相纪载，以无为有，恣意矜夸，刊刻流行，煽惑观听。此等之人，既为佛法所不容，更为国法所宜禁，发觉之日，即以诈为制书律论。
世宗既淡禅，又拒绝释子，则恐浯言文字无所附丽，徒恃刊刻二十八经，选辑历代语录，尚觉乏味，乃又开堂授徒，以天子为一山之祖。集其徒众，自相倡和，命曰《当今法会》。其所择之人，必取其不敢禅钻者，而又以旨意严示之。观所撰《当今法会序》，可想其防禁之密。序云：
朕自去腊阅宗乘之书，因选辑从上古德语录，听政余闲，尝与在廷之王大臣等言之。自春入夏，未及半载，而王大臣之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夫古今禅侣，或息影云林，栖迟泉石，或诸方行脚，到处参堂。乃谈空说妙者似粟如麻，而了悟自心者凤毛麟角。今王大臣于半载之间，略经朕之提示，遂得如许人，一时大彻，岂非法会盛事？选刻语录既竣，因取王大臣所著述，曾进呈朕览者，择其合作，编为一集，锡名《当今法会》，附刊于后。朕惟如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如杲日在空，有目共睹。迷者自迷，悟者自悟。诚于此一直超入，则经纶万有，实为行所无事。朕一日二日万几，诸臣朝夕不懈于位，莫非平治天下之为。而即于此深尝圆顿甘露之味，可知此事之为实际理地，而非狂参及解路所可得而托也，朕居帝王之位，行帝王之事，于通晓宗乘之虚名何有，况此数大臣皆学问渊博公忠方正之君子，一言一行，从无欺妄，又岂肯假此迎合为谄谀小人之事？朕又岂肯默传口授作涂污慧命之端？诚以人果于心性之地，直透根源，则其为利益自他，至大而至普，朕之倦倦于此，固非无谓而然也。卷中言句，所谓“师子只三岁，便能大哮吼”，可以启人弘信，广布正灯。是选之传，或于宗风不无小补。至在内焚修之沙门羽士，亦有同时证入者六人，其所作亦附刊焉。是为序。
法会中又有羽士在内，而历代禅师语录内亦有紫阳真人，竟无宗教门户。《四库书目》亦有《释家》，而世宗御选御制之书竟不收入。尤异者，《宫史》御刻御制之书亦不涉及。外间传刻转惟《释藏》。清之尊用佛教，绝非本心，视宗教为一种作用，不足与大经大法相混。《四库》定自高宗，《宫史》亦乾隆间所修。世宗之舞弄佛教、钳制佛教如彼，高宗之拒外佛教如此。更证以乾隆末年《御制喇嘛说》，则于清代之约束西藏活佛，更可知以政驭教，决不以教妨政之真相矣。《喇嘛说》作于廓尔喀既平之后。廓尔喀与西藏纠葛，引兵侵藏，中国讨之，并声西藏构煽廓尔喀各喇嘛之罪，事定后作此说以谕众也。其说云：
佛法始自天竺，东流而至西番，其番僧又相传称为喇嘛。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旧作八思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
自注：元世祖初封帕克巴为国师，后复封为大宝法王，并尊之曰帝师。同时又有丹巴者，亦封帝师。其封国师者不一而足。明洪武初，封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永乐中，封法王、西天佛子者各二，此外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及景泰、成化间，益不可胜纪。
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
自注：我朝虽兴黄教，而并无加崇帝师封号者。惟康熙四十五年，敕封章嘉呼土克图为灌顶国师。示寂后，雍正十二年，仍照前袭，号为国师。
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
自注：黄教之兴，始于明番僧宗喀巴。生于永乐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二大弟子：曰达喇赖嘛，曰班禅喇嘛。达赖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罗伦嘉穆错。世以化身掌黄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错，三世曰索诺木嘉穆错，即明时所称活佛锁南坚错也，四世曰云丹嘉穆错，五世曰阿旺罗卜藏嘉穆错。我朝崇德七年，达赖喇嘛、班禅喇嘛遣贡方物。八年，赐书达赖喇嘛及班禅呼土克图，盖仍沿元明旧号。及定鼎后，始颁给敕印，命统领中外黄教焉。
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自注：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问，如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专席于坐隅。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四方，不可胜言。甚至强市民物，捽捶留守，与王妃争道，拉殴堕车，皆释不问。并有“民殴西僧者截手，詈之者断舌”之律。若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
其呼土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即汉语转世化生人之义。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土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其来已久，不可殚述。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予意以为大不然，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土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
自注：从前达赖喇嘛示寂后，转生为呼必勒罕。一世在后藏之沙卜多特地方，二世在后藏大那特多尔济丹地方，三世在前藏对咙地方，四世在蒙古阿勒坦汗家，五世在前藏崇寨地方，六世在里塘地方，现在之七世达赖喇嘛，在后藏托卜札勒拉里冈地方。其出世且非一地，何况一族乎？自前辈班禅额尔德尼示寂后，现在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卜尊呼土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亲族，几与封爵世职无异。即蒙古内外各札萨克供奉之大呼必勒罕，近亦有各就王公家子弟内转世化生者，即如锡呼图呼土克图，即系喀尔喀亲王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之叔，达克巴呼土克图，即系阿拉善亲王罗卜藏多尔济之子，诺尹绰尔济呼土克图，即系四子部落郡王拉什燕丕勒之子，堪卜诺们汗札木巴勒多尔济之呼必勒罕，即系图舍图汗车登多尔济之子。似此者难以枚举。又从前哲卜尊丹巴呼土克图圆寂后，因图舍图汗之福普有娠，众即指以为哲卜尊丹巴呼土克图之呼必勒罕。及弥月竟生一女，更属可笑。蒙古资为谈柄，以致物议沸腾，不能诚心皈信。甚至红帽喇嘛沙玛尔巴垂涎札什伦布财产，自谓与前辈班禅额尔德尼及仲巴呼土克图同系弟兄，皆属有分。唆使廓尔喀滋扰边界，抢掠后藏。今虽大振兵威，廓尔喀畏惧降顺，匍匐请命。若不为之剔除积弊，将来私相授受，必致黄教不能振兴，蒙古番众猜疑轻视，或致生事。是以降旨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书签贮于由京发去之金奔巴瓶内，对佛念经，令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签掣一人，定为呼必勒罕。虽不能尽除其弊，而较之从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间矣。又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亦令理藩院行文，如新定藏中之例，将所报呼必勒罕之名，贮于雍和宫佛前安供之金奔巴瓶内，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等，公同签掣，或得其真传，以息纷竞。
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劫掠藏地，已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且后藏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
自注：上年廓尔喀侵掠后藏时，仲巴呼土克图既先期逃避，而大喇嘛济仲、札苍等遂托占词，为不可守，以致众喇嘛纷纷逃散。于是贼匪始敢肆行抢掠。因即令将为首之济仲拏至前藏，对众剥黄正法，其余札苍及仲巴呼土克图等俱拿解至京，治罪安插。较元朝之于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致使妨害国政，况敢执之以法乎？若我朝，虽护卫黄教，正合于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试问自帕克巴创教以来，历元明至今五百年，几见有将大喇嘛剥黄正法及治罪者。天下后世，岂能以予过兴黄教为讥议乎？
元朝曾有是乎？盖举大事者必有其时与其会，而更在乎公与明。时会至而无公与明以断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断，而非其时与会，亦望洋而不能成。兹之降廓尔克，定呼必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期归政之年，复成此亭，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予幸在兹，予敬益在兹矣。
自顺治初，达赖喇嘛来京，要帝出迎，满臣赞之，汉臣谏阻，卒从汉臣，时已绝非蒙古信喇嘛之故习矣。世祖学佛乃学流行中国之佛，视喇嘛纯为作用。世宗学佛，意更在语录等书，明明学中国佛学，而偏戴章嘉佛为师，宗派不同，强合为一。舍雍邸故宅为雍和宫，为章嘉佛诵经之所。己称居士，自谓得教外别传，厕身于诸禅师之列。己则立地成佛，而不许天下攀附宗门，其为别有取义，显然可见。高宗嗣位，视世宗掩饰之行为，皆知其无益有损，故于雍正一朝之佛学，绝不表章。此与杀曾静、张熙，毁《大义觉迷录》，同一干蛊之事。《大义觉迷录》一案，别见余《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不赘。至乾隆末作《喇嘛说》，更不为世宗得道于喇嘛稍留余地。盖世宗之英明，又犹欲以口舌胜人、术数驭世；高宗之英明，则知无所事此，其见解为更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