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撤藩（第1页）

第二节撤藩

南明既亡，天下绝望，谓清业可定矣。实则必危必乱之症结，其不易拔除，较之取胜于末运之朝，伸威于稔恶之寇，其难不啻倍蓰。天下初定，骄悍之武夫，反侧之凶盗，以击斗为专业，不乐归农者，屯结不散，戴一渠魁，为延其生命之计，此渠魁即今所谓军阀。清初武力，自有根柢，但用汉人号召汉族，招降纳叛，事半功倍。大势既定，则解散编制，必有一番扰乱。其所以毅然措手，不稍迟回者，亦正恃有有根柢之武力在也。其时屯结之众，统名三藩。三藩之实力，以吴三桂为首。三桂既以兵通缅甸，缚献明永历帝以自效，朝廷先撤旗兵北归，亦所以示放牛归马，将与天下更始。虽其报功之典，不能不用前明沐氏镇滇之体制相待，然逐渐裁兵，则与爵位并非一事。三桂为延长兵事计，一攻广西之陇纳山蛮，再平贵州之水西、乌撒两土司，以武功震耀于朝廷，而实厚自封殖。朝廷议裁绿营，三桂亦听命，于康熙四年奏裁云南绿旗兵五千有奇。则以绿旗为明之经制旧军，而其先所挟藩属甚众，又广收逋寇以益之，盖裁老弱而实已增精锐也。

陇纳山蛮与水西土司，用兵一在二年，一在三年，非一地，非一事。《史稿》未明清修《贰臣传》文义。水西设治，以比喇为平远，盖平远治在水西之比喇坝也。史馆不考事实，遽改比喇为陇纳。此需订正。又《三桂传》所增事实，有不尽可信者，别见下。至如称三桂为江南高邮人，籍辽东。当有所据，俟再考证。

三桂藩属，于顺治十七年三月癸亥，定平西、靖南二藩兵制时，已有佐领五十三。一佐领计有甲士二百，而丁数五倍之，计五丁出一甲，是有壮丁五万余也。分左右两都统，虽用清制，然统将皆所部署，皆其死党。是年七月戊午，又有旨如三桂请，以投诚兵分忠勇、义勇各五营，营各千二百人，统以由自成军投明，由明复投三桂之剧盗马宝等十将，皆为总兵。十月复请设云南援剿四镇总兵官，以四川、湖广本任之统兵大员为之。更树死党于云、贵两省之外，贵州自由三桂兼辖，两省督抚咸受节制，用人则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则户部不得稽迟，所除授号曰西选。三桂之爵，进为亲王。据五华山永历帝故宫为藩府，增华崇丽。籍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藩庄。广征关市，榷盐井、金矿、铜山诸利，一切自擅。通使达赖喇嘛，互市北胜州，辽东之参，四川之黄连、附子，遣官就运转鬻收其直，富贾领其财为权子母，谓之藩本。厚饵士大夫之无籍者，择诸将子弟四方宾客肄武事，材技幅辏，朝臣一指摘，抗辞辩诘，朝廷辄为谴言者以慰之。尚、耿二藩始并封粤，耿藩旋移闽。三藩鼎踞南服，糜饷岁需二千余万，近省挽输不给，仰诸江南，绌则连章入告，既赢不复请稽核，耗天下之半。三桂专制滇中十余年，日练士马，利器械，水陆冲要，遍置私人，各省提镇，多其心腹。子应熊，尚世祖妹和硕长公主，朝政纤悉，旦夕飞报。此未撤藩前所有不可终日之势也。

西选之说，相传吴三桂所除授之官，各省皆有，每出一缺，部选者到任，往往遇西选者先到，则折回。魏源《圣武记》亦言：“西选之官遍天下。”此恐传之太过。在云贵两省则必有是事，遍天下之说或非也。当时敢于论三桂者，不过三人，多得罪去。御史杨素蕴所论，专指三桂用人授官一事，疏言：“三桂以分巡上湖南道胡允等十员题补云南各道，并奉差部员亦在其内，深足骇异。”又言：“三桂疏称：‘求于滇省，既苦索骏之无良；求于远方，又恐叱驭之不速。’则湖南、四川，去滇犹近，若京师、山东、江南，距滇不下万里，不知其所谓远者将更在何方？皇上特假便宜，不过许其就近调补耳，若尽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则何如归其权于吏部铨授，为名正而言顺？纵或云贵新经开辟，料理乏人，诸臣才品，为藩臣所素知，亦宜请旨令吏部签补，乃径行拟用，不亦轻朝廷而亵国体乎？”据此则当时所论三桂任官之不法，亦不过谓所辖云贵省内缺官，任意指调他省及京朝之员充补，非他省缺官，三桂辄以遣员来补也。杨《疏》在顺治十七年，虽其后三桂跋扈尚久，然天下之官有缺，何由报知滇省，而得据为选授之柄，终觉于理不近也。

康熙十二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首请归老辽东，以子之信留镇粤，自率两佐领之众，及藩属孤寡老幼自随。时尚、耿二藩各有十五佐领，及绿旗兵六七千，丁口二万。部议：尽移所部随可喜归辽东。将行，而三桂、精忠以七月间先后请撤藩，以探朝旨。朝议不敢决允，惟尚书莫洛等数人独言宜撤，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核，仍不敢决。圣祖特旨允二藩请，悉移辽东。分遣部院大臣入滇、粤、闽奖谕，并经理撤藩事。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至滇，三桂遂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杀云南巡抚朱国治反。折尔肯等被留，贵州巡抚、总兵以下皆降，云贵总督甘文焜驻贵阳，闻变出走，为所属叛将围之，自刎死。十二月京师闻变，召还闽、粤所遣部臣，停撤尚、耿二潘。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甲寅为周王元年。时天下岌岌，京师亦有称朱三太子谋放火举事者，未及期，为同党所首，获数百人，首事者遁去，勘问以为奸民杨起隆所为，非真朱三太子，而朱三太子之名则自此遍中于人心。盖自南明之亡，思明者无所系属，乃始传言明崇祯帝尚有第三子在人间，欲戴以起事者虽未辨真伪，然历数十年而卒获朱三太子其人，杀之而后心安焉。其有举动则始于是。朝命削三桂爵，以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讨之，执三桂子额驸应熊下之狱。孔有德部众尚在广西，加其婿孙延龄抚蛮将军，其故将线国安为都统，命镇广西，以恩结之。

明年春正月，三桂陷沅州，偏沅巡抚驻长沙，闻风已弃城遁，总兵吴之茂以四川叛应三桂，巡抚、提督皆降，四川尽陷。夷陵总兵徐治都赴援，退守防地。二月，三桂连陷湖南诸郡，直至岳州，湖南又尽陷。孙延龄亦以广西叛。三月，耿精忠反，执福建总督范承谟幽之，巡抚降。襄阳总兵杨来嘉以谷城叛。先是，湖南、四川皆三桂分布党羽，设援剿诸镇地，至是响应甚速。四月，诏以分调禁旅遣将分防情形寄示平南王尚可喜，以笼络之，盖四藩中孔有德旧部亦已变，独尚藩未动，可喜年老，决无意发难，将留此为南方一屏蔽。而是月则诛三桂子应熊，并孙世霖，削孙延龄、耿精忠职爵，示无所瞻顾。三桂闻应熊诛，惊曰：“上少年乃能是！”初仓卒起事，天下以三桂剿绝明后，无可假借之名义，僭号为周，人心非所属。三桂至澧州，意颇前却，至是推食而起曰：“事决矣。”耿藩既变，浙东响应，精忠既遣其将马九玉、曾养性入浙，又遣白显忠犯江西，所至土匪蠭应，江西尤甚。八旗劲旅与相持于中原，迭有胜败，未能速进。朝廷通使于达赖喇嘛，欲借其力，号召信仰黄教之青海、蒙古，由西边攻川、滇之西，发诏川、滇、黔诸省供应军食，盖以从乱之地饵蒙古军。诏书刊十三年八月初三日，此诏不见《东华录》，亦不见《史稿》叙其事日，盖亦纷乱之拙计。其后达赖喇嘛并不出蒙军，反以割地连和为请，朝议却之。诏书见存北京大学史料室，可见当时应付之不易。是时赴浙应敌者，以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赴粤者以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防守陕西者，以尚书加大学士衔莫洛为经略。至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又叛，经略莫洛死之。十四年二月，进陷兰州。自此为三桂兵力所极。广西则叛将马雄时时窥广东，尚可喜老病不能军，子之信劫其父降三桂。于是诸藩之毒尽发。甘肃尚存张勇、王进宝诸将，能与相持，中原则旗军督率地方文武渐有收复，为三藩祸既炽而地域有所限制，可与言恢复时矣。

三桂起事之年，圣祖年方冠。撤藩议起，事由尚可喜请归老而由其子代镇，非请撤也。部议遽以撤藩覆允，朝议两歧，英主独断，实已定于此时。尚藩不求撤而已撤，吴、耿乃不自安，求撤以相尝试，一旦尽允之。当日情事，于二十年十二月，群臣以大憝既除，请上尊号，圣祖召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谕曰：“曩者平南王尚可喜奏请回籍，朕与阁臣面议，图海言断不可迁移。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变，驯致不测，故决意撤回。吴三桂反叛，八年之间，兵民交困，倘复再延数年，百姓不几疲敝耶？忆尔时，惟有莫洛、米斯翰、明珠、苏拜、塞克德等言应迁移，其余并未言迁移必致反叛，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及吴逆倡叛，四方扰乱，多有退而非毁，谓因迁移所致。若彼时诿过于言应撤者，尽行诛戮，则彼等含冤泉壤矣。朕自少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耶？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益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宣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王大臣等再以皇上一切调度，非臣等意虑所及，理应加上鸿称以显功德为请。复谕：“吴三桂初叛时，伪札煽惑，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未孚，吏治不能剔厘所致。今幸地方平靖，独念数年之中，水旱频仍，灾异迭见，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困于转运，困苦者未苏。且因军兴不给，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增加各项银两未复旧。每一轸念，甚歉于怀。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醇厚，教化振兴，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朕自幼读书，览古人君行事，始终一辙者甚少，尝以为戒，惟恐几务或旷，鲜克有终。宵衣旰食，祁寒盛暑不敢少间，偶有违和，亦勉出听断，中夜有几宜奏报，披衣而起，总为天下生灵之计。今吏鲜洁清之效，民无康阜之休，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纪，倘复上朕尊号，加尔等官秩，则徒有负愧，何尊荣之有？至于太皇太后、皇太后加上徽号，诏赦天下，理所宜然。其上朕尊号之事，断不可行。”云云。所叙撤藩之初廷议情状，及藩变以后归咎情状，皆见事由主断。以图海之威重，且不主张，亲贵中亦绝无成见，惟受命出师，效其奔走之力，扼要屯驻，能守而后言战。叛党有来归者，不吝爵禄，且实保全之，不轻斩刈，此不能不谓圣祖之有作为矣。

又观其经乱讨伐八年之中，朝廷举措，极示整暇。其时天下士夫皆有望治之心，并无从乱之意。逸民遗老，亦早痛恨三桂之绝明，尤无人赞助藩变者。要亦圣祖善驭天下士夫，略举其迹：十二年岁杪闻变发兵，而十三年二月，书：“上御经筵。”中间有皇子生、皇后崩等事；命将行师，又无日无之。八月再书：“上御经筵。”则典礼无废也。九月朔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傅达礼等：“日讲关系甚大，今停讲已久，若再迟恐致荒疏，日月易迈，虽当此多事之时，不妨乘间进讲。于事无误，工夫不间，裨益人心不浅。尔衙门议奏。”院臣以几务殷繁，间日一进讲。上曰：“军机事情，有间数日一至者，亦有数日连至者，非可限以日期，其仍每日进讲，以慰朕倦倦向学之意。”

举经筵，康熙朝自九年为始，十三年不因军务而间断，此可书也。而《史稿·本纪》，二月书：“上御经筵。”八月不书，九月朔乃书之，因谕“每日进讲”。与《东华录》不同。此《史稿》不明故事之误也。经筵与日讲，并非一事，九月无御经筵之理。因九月朔有“每日进讲”之谕，而移并一处，望文生义，不可不订正之。

十四年四月谕：“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增长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覆讲，但循旧例，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嗣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覆讲，如此互相讨论，庶几有裨实学。”康熙间讲学之风大盛，研求性理，此时已用熊赐履开其先声，纂修经义，明习天文算学，皆于此开其端。以天子谆谆与天下通儒为道义之讲论，实为自古所少，其足以系汉人之望者如此。而考其时势，则正复黔、秦、蜀、湘尽陷，东南浙、闽、两广、江西蠢蠢思变，方于十三年岁杪议亲征而未发之时，无论其为镇定人心与否，要能无日不与士大夫讲求治道，其去宦官宫妾蔽锢深宫之主远矣。

十五年十月，命讲官进讲《通鉴》，以“前代得失有裨治道，撰拟讲章进讲”。覆奏从《纲目》中择切要事实，首列纲，次列目，每条后总括大义，撰为讲说，先儒论断亦酌量附入。十六年，三藩尽叛，各地皆发之后，叛服之数晓然，兵事大有把握。三月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喇沙里：令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直行草书，不时进呈。上召至懋勤殿，亲自披阅，以御临书赐喇沙里。此又振兴文事，为鸿博开科先声，皆极得抚驭汉人之法。兵事实力在八旗世仆，人心向背在汉士大夫，处汉人于师友之间，使忘其被征服之苦，论手腕亦极高明矣！

故宫有圣祖巡幸出征时报告两宫太后及训示诸皇子之语，文理甚拙，字体亦劣，于康熙朝御书文彩或有假借。然南巡时对众挥毫，传布甚夥，断非伪为；或道途手简，转是内竖等所代作，未可以此疑之。

是年五月初四日己卯，尚之信降。而是日谕大学士等：“帝王之学，以明理为先，格物致知，必资讲论。向来日讲，惟讲官敷陈讲章，于经史精义未能研究印证，朕心终有未慊。今思讲学必互相阐发，方能融会义理，有裨身心。以后日讲，或应朕躬自讲朱注，或解说讲章，仍令讲官照常进讲。尔等会同翰林院掌院学士议奏。”寻复议：“讲官进讲时，皇上或先将《四书》朱注讲解，或先将《通鉴》等书讲解，俾得仰瞻圣学。讲毕，讲官仍照常进讲。”据此则帝于讲官所进讲章，拟于未讲之先，自将讲章向讲官先讲，然后由讲官再订正之，复议未敢任此也，圣祖则可谓好学矣。自后日讲时帝自晰经传之旨极多，皆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意，就圣贤之语有会而发，《东华录》所载极多，不具录。十七年正月，诏举“博学鸿儒”。时三桂尚未称帝，叛众意尚坚，而海内士夫向往之诚，歌颂之盛，已视朝廷之举动而日有加增矣。历年巡幸之事，若行围讲武，巡近畿访民疾苦，巡边，谒陵，亲祀明陵，亲禾劝耕，每奉太皇太后以行，所至亦以讲官从，进讲不辍。其时关外勤朴之风未改，所经过无累于民，《实录》累书其所幸，若士民之游历无异也。时西南战事方急，中原及畿辅，已晏然向治如此。然都城北邻蒙古察哈尔部，自太宗征服以后，林丹汗走死，其子额哲来降，得其传国玺，念系元世祖嫡裔，封为亲王，仍冠内蒙四十九旗之上。传至布尔尼，当康熙十四年，征其兵助讨藩变，不至，旋煽奈曼等部同叛。以多铎孙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讨之，六阅月而平。《史稿·图海传》：“讨布尔尼时，禁旅多调发，图海请籍八旗家奴骁健者率以行，在路骚掠一不问，至下令曰：‘察哈尔，元裔，多珍宝，破之富且倍。’于是士卒奋勇，无不一当百，战于达禄，布尔尼设伏山谷，别以三千人来拒，既战伏发，土默特兵挫，图海分兵迎击，敌以四百骑继进，力战覆其众。布尔尼乃悉众出，用火攻，图海令严阵待，连击大破之，招抚人户一千三百余，布尔尼以三十骑遁。科尔沁额驸沙津追斩之，察哈尔平。”据此则滇乱年余时，又对察哈尔用兵，除凋不附察之蒙旗赴讨外，官军主力，乃八旗家奴，则旗下正兵已尽发，可见南方军事之棘。但所谓家奴，即属包衣下人物，诱以利即成劲旅，又可见八旗风气之悍劲。考《图海传》此文，旧史馆传所无，出李元度《先正事略》，李想自有本，今未能详矣。

主撤藩者，亲贵中无人，重臣若图海，亦力持以为不可，莫洛等言之而圣祖用之，是庙谟先定，非群策也。统兵大将则皆亲贵，然一蹉跌即召回，无始终其事者，则运用在一心，非倚办于一二大将也。赞撤藩而出预军事者，仅一莫洛，早为叛将所戕。明珠辈幸而言中，以此徼后来之宠。其时非有主持之力，圣祖随材器使，疆臣中得李之芳能捍闽浙之患，蔡毓荣能收云南会师之功。武臣中得西陲数将，张勇及王进宝、赵良栋，能与中原之师夹击收效。是皆因事见材，非先倚此数人而举其事。圣祖之平三藩，为奠定国基之第一事，少年智勇，确为事实。又能功成不自骄满，力辞尊号，惟务讲学，开一代醇厚之风，较之明万历以来，不郊、不庙、不朝，而边将小小捕斩之功，无岁不宣捷颁赏，君臣以功伐自欺，以进号蒙赏，糜费国财，互相愚滥，其气象何啻天壤之隔也。

鸿博开科，正在滇变未平之日，而其时文运大昌，得才之盛，至今尚为美谈，非特当时若不知西南之未靖，即后之论世者，亦若置三藩为又一时事，而以己未词科为清代一太平盛事。今为提出以时事相比论之，且应知己未词科，纯为圣祖定天下之大计，与乾隆丙辰之词科，名同而其实大异，此论清事之一要点也。康熙十八年三月朔，试荐举博儒之士一百五十四人于体仁阁，先赐宴，后给卷，颁题“璇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读卷官派大学士李霨、杜立德、冯溥，掌院学士叶方霭，凡四人。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入翰林，先已有官者授侍读侍讲，曾中进士者授编修，布衣生员以上授检讨，俱令纂修《明史》。其中理学、政治、考据、词章、品行、事功，多有笼罩一代者。而其誓死不就试者为尤高，至更能有高名而不被荐，尤为绝特，若顾炎武是矣。是时高才博学之彦，多未忘明，朝廷以大科罗致遗老，于盛名之士，无不揽取，其能荐士者，虽杂流卑官，亦许呈荐。主事、内阁中书、庶吉士，犹为清班；若兵马司指挥刘振基之荐张鸿烈，督捕理事张永琪荐吴元龙。至到京而不入试者，亦授职放归，若杜越、傅山诸人。入试而故不完卷，亦予入等，若严绳孙之仅作一诗是也。盖皆循名求士，大半非士之有求于朝廷。后来丙辰再举大科，入试百九十三人，取一等五人，二等十人；补试二十六人，取一等一人，二等三人，试至两场。二等授职，贡监只得庶吉土，逾年散馆，有改主事、知县者，而士以为至荣，且得士亦远不及己未之品学。部驳三品以下所荐，不准与试，皆以资格困之，是士有求朝廷矣。故康熙之制科，在销兵有望之时，正以此网罗遗贤，与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内漠视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杰者以作兴之，不敢言利禄之途，足以奔走一世也。此事宜与平三藩之时代参观，弥见圣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