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雍乾之学术文化下儒学（第1页）

第九节雍乾之学术文化（下）——儒学

世宗于吏治民生，极尽心力，讲事功，实不讲心性。晚乃遁入于禅，亦与世祖之学佛不同。自命为已经成佛作祖，无所于让。其对儒宗，则敬仰备至，不敢予圣，盖知机锋可以袭取，理道不能伪为也。然所收纯儒之效，远逊康熙朝，即有数理学名臣，亦不过守先朝作养之余绪耳。清一代尊孔之事，莫虔于雍正一朝。后惟末学欲以孔圣救亡复有过量之崇敬，则又非世宗时规模矣。前乎此者，世祖因前代之故，祀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四配、十哲、两庑及启圣公祠，祀位皆仍其旧。惟顺治十四年，去“大成文宣”四字，改题“至圣先师”。康熙末，跻朱子于十哲，位卜子之次，而从祀增一范仲淹。盖未尝于文庙祀典多所改定也。雍正元年，诏追封孔子五代王爵，于是锡木金父公曰肇圣、祈父公曰裕圣、防叔公曰诒圣、伯夏公曰昌圣、叔梁公曰启圣。孔子父自元以来已封启圣王，明嘉靖时改封公，此为先有之故事。以上四世，则封王自此始。旧称启圣祠，今以启圣王为祠中之一世，改称崇圣祠。清世俗人则称“五王祠”焉。二年，复以祔飨庙庭诸贤，有先罢宜复，或旧阙宜增，与孰应祔祀崇圣祠者，议一再上，于是复祀者六人：曰林放、蘧瑗、秦冉、颜何、郑康成、范宁。增祀者二十人，曰孔子弟子二人：县亶、牧皮；曰孟子弟子四人：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曰汉一人：诸葛喜：曰末六人：尹焞、魏了翁、黄干、陈淳、何基、王柏；曰元四人：赵复、金履祥、许谦、陈澔；曰明二人：罗钦顺、蔡清：曰清本朝一人：陆陇其。入崇圣祠者一人，宋张迪：陆陇其仕康熙朝，卒于康熙三十一年，距今不过三十二年。陇其笃守程朱，身殁未久，而公论早定，可见圣祖所倡学风之纯一。以立朝事实论，同寮间颇有异同，如李光地亦以讲学名世，然于陇其之以争捐纳当罢夺官，即以其不谅时艰为罪。光地固以讲学为投时之具者。不数年间，陇其之大名已定，非时沦所能游移，则执德固而信道笃者获伸于世。即清全盛时之学术，由此可观其趋向矣。历乾隆至嘉庆朝不改，于从祀不生异议。惟于乾隆二年，复元儒吴澄祀。三年，升有子若为十二哲，次卜子商，移朱子次颛孙子师，不过取其相配平均耳，余无他异。

雍乾间之儒学，天子不自讲学，惟以从祀示好尚，于学术亦有影响。汤斌之人品未必下于陆陇其，然以其学尚陆王，在道光以前，竟不能言从祀。清之中世，理学守门户甚谨，于此可知。若李光地，不免曲学阿世，亦自谓从事程朱，正投时好耳，其语录谓汤斌以不好朱学，故不甚读朱子书。光地指朱子上时君言事之书，谓龙逢、比干不是过，斌乃折服。斯言故作雌黄，决非事实。汤何尝不服朱子，惟受学于孙夏峰，宗为陆王，得力有自，非待他人指出朱子有直谏之长，而后服之。朱子处仁弱之世，宽大之朝，纵献直言，决无杀身灭族之祸，正谊明道之君子皆能为之。指以示斌，有何可以折服之处。凡光地所言，皆令人不敢置信，而要其揣摩时尚，与乾、嘉以前理学宗传相合，即知清中世之儒，笃信谨守，自是学术趋于一途，虽豪杰各有信仰，然使程朱能为厉世摩钝之用，则专为学的亦已足矣。汤斌等自信陆王，初不与程朱相诋毁，此即太平气象。人品不足企陆陇其、汤斌，而朱、陆异同，争辩不息。“天下无道，辞有枚叶”，此其验矣。

雍乾间儒学无争辨，而余事则昌明文学。清沿前代用科举制，又沿明代以八股为科举取士之用。圣祖以身自向学，使天下承风。世宗以政事留心，不足言学问。其振兴文教之事，则于雍正十一年正月，谕各省建立书院，各赐帑银一千两为倡，余令各该省督抚豫筹膏火，以垂永久，不足者在存公银内支用。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土，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土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云云。谕中又言：“各省学校之外，每设书院。临御以来，未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此为省会遍设书院之始。自明初遍立郡县学，是为学校制。学官本为课士而设，后不能举其职。乃移其事任于书院。夫使回复学校初制，士以学官为师，似不必尽待书院之山长。然延师之道，不可以资格拘，就旧日任用学官之法，求为士子得师，事必无济。又为士人求学而不出乡，声气虽通，见闻不广，终有隘陋之患。清一代学人之成就，多在书院中得之，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也。是年四月，诏在京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抚会同学政，荐举博学鸿词，一循康熙年间故事。是诏未定试期，应诏荐举者人数寥寥。至十三年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十一月申谕速行保荐，乃于乾隆丙辰九月己未御试。十月，引见考取博学鸿词刘纶等十五员，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土有差。二年七月，复试续到博学鸿词，授万松龄等四人为检讨、庶吉士。是科取才之意，颇与康熙己未不同，得人亦不及己未之盛。然承平之世，天子右文，海内不但以入彀者为荣，即应试报罢之人，亦享高名于世。科目有灵，即国家无故，此亦世运隆替之征也。

清一代有功文化，无过于收辑《四库全书》，撰定各书提要，流布艺林一事。自古明盛之时，访求遗书，校雠中秘，其事往往有之。然以学术门径，就目录中诏示学人，如高宗时之四库馆成绩，为亘古所未有。盖其搜罗之富，评隲之详，为私家所不能逮，亦前古帝王所未及为也。《四库全书》之起源，以安徽学政侍读学土朱筠于乾隆三十七年，奉购访遗书之诏，奏陈四事：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三、著录校雠当并重；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其第二款中有云：“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内阁议覆内称“《永乐大典》一书，系永乐初年所辑，凡二万二千九百余卷，共一万一千九十五册。旧存皇史宬，复经移置翰林院典籍库，扃贮既久，卷册又多。派员前往库内逐一检查，据此书移贮之初，本多缺失，现在存库者共九千余本，较原目数已悬殊”等语。又奏：“校核《大典》，就翰林院设办事之所，并拟定条例进呈。”奉旨：“依议，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是《四库全书》之取名，本为辑《大典》中轶书而起。事在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间，办理《四库全书》处又奏“遵旨排纂《四库全书》，仰蒙皇上指示，令将《永乐大典》内原载旧本，酌录付刊，仍将内府所储，外省取采，以及武英殿官刻诸书，一并汇齐缮写，编成四库，垂示无穷”等语。是知前此奉旨，定名《四库全书》，帝早有编定群籍之意，方使《四库全书》名实相称。是为今存《四库全书》办理之原委。又其必为提要，最为四库馆中裨益艺林之伟举，其端亦自朱筠发之。其奏陈四事中第三款云：“前代校书之官，如汉之白虎观、天禄阁集诸儒校论异同及杀青，唐、宋集贤校理，官选其人，以是刘向、刘知幾、曾巩等并著专门之业。历代若《七略》《集贤书目》，其书具有师法。臣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臣伏查武英殿原设总裁、纂修、校对诸员，即择其尤专长者，俾充斯选，则日有课，月有程，而著录集事矣。”后来提要规程，实定于此。朱筠与弟大学士朱珪齐名，性情品行，学问文章，具载清《国史·儒林传》。私家为作传记尤多，清史不应无传。他且不论，即此《四库》开馆、《大典》辑轶两事，皆自筠发其端，为一代文化述其源流，亦不应不有传载，而《清史稿》竟遗之，此为遗漏之最难解者。

乾隆朝武英殿刊版之书，及御纂、御定、御制之书，较之康熙朝更多，具在《宫史》，不备列。其搜采各书，兼有自挟种族之惭，不愿人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族人，触其忌讳，于是毁弃灭迹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明季杂史，防禁尤力，海内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诛戮累累。以发扬文化之美举，构成无数文字之狱，此为满、汉仇嫉之恶因。统观前史，暴君虐民，事所常有，清多令主，最下亦不失为中主，宜可少得罪于吾民，而卒有此涂毒士大夫之失德。今文字狱已有专辑，其不出于档案者，余亦稍有搜辑，当别成专著，不能列入本篇。惟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于经学，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此则为清世种族之祸所驱迫，而使聪明才智出于一途，其弊至于不敢论古，不敢论人，不敢论前人之气节，不敢涉前朝亡国时之正义。此止养成莫谈国事之风气，不知廉耻之士夫，为亡国种其远因者也。

文字狱不暇细数，果属触犯而成狱，虽暴犹为罪有可加，谓其为违梗也。即无意中得违梗之罪，而遽戮辱，犹谓使人知有犯必惩，不以无意而解免之，所以深惩违梗之嫌疑也。雍乾间文字之狱，有最难解者三事。谢济世注《大学》，从《礼记》本，不从朱子《四书集注》本，不用程子所补《格致传》。顺承郡王锡保参奏济世谤毁程朱。此因济世以参世宗所倚任之田文镜得罪，希意摭拾其付。然《礼记》亦颁定之经书，既与《四书》并行，信此信彼，必无大罪。乃世宗则云“朕观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谤毁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云云。遂深辩田文镜之不当参，己之非拒谏，令议济世罪。九卿等议斩立决，后得旨免死，交锡保令当苦差，效力赎罪。此谢济世之幸而不死，后卒释回而以名臣传于世者也。夫济世既注经文，经文自是如此意义，而竟议斩。则如宋儒之说经，多涉事理者，圣经贤传，孰非警戒人君之语，一涉笔即得死罪，程朱皆寸磔而有余矣。乾嘉间天下贬抑宋学，不谈义理，专尚考据，其亦不得已而然耳。故清一代汉学之极盛，正士气之极衰，士气衰而国运焉能不替。此雍、乾之盛而败象生焉者一也。陆生枬作《通鉴论》今已不见其书。生枬与济世，均广西人，得罪亦同时，同在锡保军前，为锡保所奏。世宗逐条谕驳，所引原文，具在《东华录》。可见生枬就《鉴》论《鉴》，所见与世各有异同，要是作论本色，绝无桀骜不驯耸听激变之语。一曰论封建，则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害深祸烈，不可胜言。”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寅协恭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烛。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浯。二曰论建储，则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等语。三曰论兵制，则云：“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四曰论隋炀帝，则云“后之君臣，傥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等语。五曰论人主，则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六曰论相臣，则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陷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又云“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等语。七曰论王安石，则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学，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安石者”等语。八曰论无为之治，则云：“虽有忧勤，不离身心；虽有国事，亦第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托之人。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笾豆之事，则有司在。”又云“绛度数谏，异镈顺从，是以陷于朋比而不知。盖有圣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学，则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语。

以上皆世宗所举《通鉴论》之原文，驳其是非可也，竟曰“罪大恶极，情无可逭，将陆生枬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云云。夫《通鉴论》原文必甚多，世宗特挑出此八端，必以其为罪恶所在无过于此数语。今试由读《史》读《鉴》者乎心论之，有一语可致杀身否？即其论人君而作危词，古所云“城高池深，兵甲坚利，不得人和，委而去之”，此乃“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之定理。温公作《通鉴》本以为法为戒之故，分别诏人。学者能加以发挥，正是忠君爱国之真意。以此掇杀身之祸，复谁乐致力于史实，以与国家社会相维系乎？乾、嘉学者，宁遁而治经，不敢治史，略有治史者，亦以汉学家治经之法治之，务与政治理论相隔绝。故清一代经学大昌，而政治之学尽废，政治学废而世变谁复支持，此雍、乾之盛而败象生焉者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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