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拜杜丽娜的晚期流亡飘带或布满了星星撞痕的海报（第2页）

在古拜杜丽娜的作品地平线上，她并没有成为“那自浪漫派时期命名以来的民族作曲家”，这次重听了古拜杜丽娜的唱片，和以前我对她的理解不一样的地方是，她的作品里尽管没有类似拉赫玛尼诺夫那样的白桦树、祖国的无尽乡愁的列宾式的意象图景，但同样在不少地方出现令人心醉的如歌旋律。

古拜杜丽娜的艺术高峰期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为了艺术巅峰女神的到来，她付出了近40多年的等待，是一个走在错误路线上的“穿制服的夜莺”。在那个后铁幕时期，一方面，以肖斯塔科维奇为首的音乐家和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那个音乐之年的“基本特征”；而里赫特、罗斯特洛波维奇、丹尼尔·沙弗兰等人的演奏已经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俄罗斯之年”，包括晚一点的小提琴家克莱默把越来越多的俄罗斯音乐带出国门；而施尼特克、坎切里、阿沃·帕特等古拜杜丽娜的新音乐同志也早已形成了气候。在地下音乐方面，摇滚乐尤其是地下爵士乐更是打开了思想的火药库，谢尔盖·库鲁康辛等人的爵士乐更新了一个时代的伤口。俄罗斯现代音乐的根基由来已久，如同曼德尔斯塔姆所说的那样，石头压在彼得堡上。在那个年代，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向这个世界奉献出了他们最杰出的音乐天使：古拜杜丽娜和肖斯塔科维奇的前助手乌斯特沃斯卡娅。多年以后，她们两个人的钢琴音乐曾被收入到一张ECM公司出的钢琴唱片里——是一种古怪的最缓慢的致敬。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比前面提到的比如里赫特等人更伟大的钢琴家天才，斯克里亚宾的女婿索弗隆茨基（去世于1960年），或者那个和巴赫金有很多交往的玛丽娅·尤迪娜，流亡作曲家梅特纳等则构成了另一更神秘的内在背景，成为那个时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支持。当然，还有被废黜的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的被禁止了声音的诗歌。所有这些加上俄罗斯东正教的传统，为古拜杜丽娜的“复活的圣火”打开了新声之路（去看看这个时期的俄罗斯电影吧，出现了如塔可夫斯基、奥塔·伊奥塞利阿尼等优秀的电影大师，遗憾的是俄罗斯文学在这个时期却少有曼氏那样天才级的人物出现）。

在回顾了关于古拜杜丽娜的“俄罗斯之年”时期之后，我们从这个女性作曲家的音乐里，听到的不是女权主义的而是彼得大帝的如狮王的声音。古氏总喜欢在作品的结尾运用“弱”的声音表达，比如这次在中国首演的《沉默》这部作品，依照作曲家本人的解释，弱是象征着大地的生长力，弱中和安静中孕育了强和天空的力量。在这个秋天，我重听了拿索斯版的全由女性演奏家演奏的《沉默》，虽然有的地方弱到听不见声音，但整首作品听下来，并没有很压抑和很弱的安静的感觉。我以前听古氏的很多唱片，只是觉得那是很安静的，如意识之海深处的“被捆绑的云雀”的状态，犹如在铁幕之下的古拉格群岛。奇怪的是最近再听，这些感觉都消失不见了，古拜杜丽娜的变幻万分的声音充满了暴风雨般的张力和圣咏信仰的强光，即使她那贯穿全部音乐的“暗”色调也如同最暴烈的铁，是比那沧桑时日更坚忍的国土之铁。古拜杜丽娜的音乐是最具洞察力的音乐，在这一点上她是无与伦比的。

1992年古拜杜丽娜移居德国汉堡附近，并进入多所欧洲的大学和学术机构从事教授和创作活动，那一年她已经61岁了，刚过“退休”之年，然后她在国外获得了多项国际性的音乐大奖。1993年DOS唱片公司出版了她晚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Stimmeummen，12个部分的交响组曲，由她的同胞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指挥首演。这是创作于1986年的作品，但在罗氏的指挥棒下，出现了新的气息，可以看作是古拜杜丽娜去国之后心情的一个写照。

我见到过一张古拜杜丽娜在德国工作室的照片，作曲家托腮坐在桌前思索，阳光照射在巨大的桌面上，作曲家穿着棉拖鞋望着窗户外面，桌子上放着（或是蹲着）一只猫（但照片太模糊看不清楚是不是一只猫），也可能是一只枕头（但作曲家在桌子上放一个猫形状的枕头是何用意呢？还是摄影师的杰作？）。这个时候，音乐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下午，重要的是这个在下午穿着棉拖鞋思考流亡含义的女人，有了她为我们写下的音乐，这个世界将“不再备尝贫困的色彩”。

密室之“次要缪斯”

古拜杜丽娜有一半的鞑靼血统，这使她和血统纯正的苏联作曲家不同，可以通过另一血统的渠道来收集那来自上方的“不可能的颤栗”，“绝望地收集着另一座城堡的入场券”（意引自旅法女诗人夏宇的诗句）。古拜杜丽娜的出生地是鞑靼人的自治区，但却归属于苏联，所以从小她接受的就是无神论的教育，这种信仰的真空期令小姑娘更加绝望地把自己的天才开放给星空、大地和鞑靼的民间传说。这样，“没有方向的信仰”——神秘、迷信、幻灭感和宿命感、不可知论成为她潜在的天才和洞察力的最初的“次要缪斯”。直到她长大后找到俄罗斯的东正教，或者说，是信仰来找到她。而这种信仰始终是被压抑的，这也是为什么古拜杜丽娜的音乐（比如她的《临终七言》，或者被克莱默带到西方演奏而令她名声大振的那部《奉献经》），和西方宗教创作音乐如此不同的原因了。

“如果说把信仰和音乐分开，那么音乐对我将不再有任何意义。”这一信念从她1962年第一次在莫斯科登台演奏钢琴作品时就被坚定了，只是那一次首演带来最初的“拘谨”的掌声和鲜花之后，紧接着就是监控。不知道她的那次处女演出有没有中国人在场？因为现在的吴祖强和杜鸣心都是她的同学，杜鸣心更是她的同班同学，据说在学业上得到过她的帮助（见音院网的回忆文章）。

古拜杜丽娜毕业后选择了为电影配乐来养家糊口，而不是留校当作曲教师，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的一部弦乐作品才找到了一个声音出口，在电台被播送。古拜杜丽娜作为那个时代被压制的天才，却意外地借助这种不能发声的外力，将自己的洞察力和有着异族神秘**力量的天才压缩为“铀”，得以在日后更壮观地星云爆发。

曾有一位被称为“朦胧诗年轻的血液”的诗人来过我家，我给他听那张拿索斯版的古拜杜丽娜的唱片，收录有《寂静》、《临终七言》。那天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把音量开得很小，古拜杜丽娜的这部作品又是极“弱”的音部织体，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那位诗人最后告诉我说实在太压抑了，快让人受不了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古拜杜丽娜那“被我传说了已久”的作品，但我想，这次“意外”聆听经验到底为他展示了或遮蔽了多少“古拜杜丽娜的穿越冥河之雾”呢？这就是流亡者的尤利西斯之旅。

在古拜杜丽娜的家里，有一间专门收藏大量民间传统乐器的密室（她的圣器室，她的声音身体）。据说古拜杜丽娜经常独自一人在那里聆听各种乐器发出的声音，我就看见过几张她盘膝坐着弹拨我叫不出来名字的乐器的照片，颇有灵修的味道。在那漫长的发表不了作品、举行不了音乐会、只能为抽屉写作的时期，密室是古拜杜丽娜的一个庇护所，也打开了她的另一通道。在这个意义上，这间古拜杜丽娜密室成为她可以呼吸新空气的精神之乡。

这也让我想起了俄罗斯大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亚美尼亚，在那里依旧可以用彩色铅笔来作画，在最严酷的时期，诗人就是在那里“得到休息”，重新成为“归来的但丁”，并为世界文学奉献出最奇幻的充满了中亚色彩的《亚美尼亚诗组》，成为天才被流放之前的最后一次歌唱。近30年之后，古拜杜丽娜的信仰比忧伤的诗人更为坚定，她的庇护所就设在自己莫斯科的家里，“每个人家里都有外族的铃铛”。

只是现在，我不知道那间古拜杜丽娜的密室是否被作曲家本人带往德国她的新工作间。密室里的信仰，每一个时刻都是圣像在我们头顶颤栗的时刻，每一个时刻都是俄耳浦斯之旅。1992年前后也是苏联的动**时期，作曲家出走异邦却并非由于政治的原因。长期以来苏联国内对新音乐的创作和探索处在封锁批判状态，作曲家们无法接触和呼吸当代音乐的新空气，古拜杜丽娜本人对西方音乐的形式也是知之甚少，更没有接触和聆听的渠道。相反，俄罗斯现代音乐家的作品则是透过演奏家们的出访被间接地“挟带”出境，或者，一张地下出版的唱片或录音带则成了最主要的“通行证”，让当代世界了解来自俄罗斯的异声。

古拜杜丽娜说过，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巴赫，而且在未来巴赫也是她学习的对象。古拜杜丽娜是学钢琴出身，她的第一次亮相也是在台上用钢琴把我们带到另一个弥撒时空。作为作曲家尤其是俄罗斯学派的，我们听过拉赫玛尼诺夫亲手弹的钢琴，听过普罗科菲耶夫音效单薄的历史录音，也听过老肖那发誓要跟着贝多芬四重奏走遍世界各地的“羞涩的神”的钢琴声部，甚至还有流亡作曲家梅特纳的发出白光的流亡之音，但真不知道在世界上有没有一张古拜杜丽娜弹自己作品的唱片？或者，她在密室里弹奏巴赫的非正式录音？谁能听到古拜杜丽娜的琴声？流亡掩盖了差不多一切事物，这是一重精神气质上的流亡而非国土的政治意义上的流亡。

圣彼得堡专家西德尼莫那斯说过，俄罗斯文学在1922年部分地进入流亡，在1934年则完全进入，但它的乌托邦气质却从未消去。1931年出生的古拜杜丽娜，她的作品却不得不在大半个世纪之后才对东西方形成影响。即使是在前几年，我托朋友在俄罗斯买古拜杜丽娜的唱片还是一张也没买到，提及另一位被遮蔽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女友乌斯特沃斯卡娅，则圈子外面没有人知道她是谁。这种被精神驱逐和遮蔽的状况更令人心痛。难怪BMG公司几年前把她们两个人的唱片列入一个叫“不受欢迎”（musigrata）的系列中出版。

仿佛绷紧了的水晶在擦伤着布

是寂静在阻止着我们或那些天使流泪吗？仿佛绷紧了的水晶在擦伤着布和我们那被称为流亡的身体的穹顶。在我写这篇关于她的文字的时候，那个“仙女老太太”又回到哪里的田野上去检查着每一把被当作犁来使用的小提琴或巴扬手风琴，在中国的10天的旅行中她看到了什么？而谁的女儿已经在天际之上，她在每一份乐谱里的神秘的签名也被这个秋天所认出，又到了为田野上的每一棵树“上紧发条的时刻”了。为了唤醒我们那些被纺织过的身体，通过秘密的地下的电影，通过波西米亚味道的裙子和酒吧，通过那些我们已经厌倦了的书——比如《见证》或者爱伦堡的回忆录，我们和这个回到我们中间的老太太真的是擦肩而过，当我们在路口悲伤时，她可能刚刚在北京饭店的单间里第一次喝上中国的茅台酒；当我们在地下室看一部叫《再见列宁》的影片的时候，她也可能在她德国汉堡郊外的家的窗口恰好目睹摄影组刚刚完成那个把雕像运往运河的场景拍摄；而她走过的音乐学院的楼梯就是我前天同样走过的——她在楼梯的拐弯处停下来扶了一下扶手，而我今天也会在同样的地点做同样的动作；我在写诗，而她的茨维塔耶娃的诗集上会突然出现她看不懂的中文。

而有些事情是她没有办法亲自做到的，我看见一个作曲系的年轻工作人员在她走后，重新拿走了她的中国音乐会的张贴海报（被图钉随意地按在露天黑板上），我看见我恭谨地和那个小姑娘交换名片，然后帮助她从柜子顶上拿下一捆海报——为了抽走那里面流亡味道最重的那一张。这一切，都是我所亲身经历过的，也早就在一张叫古拜杜丽娜的唱片里被每一个人从我的身体里抽出来聆听。

什么是这个时代的流亡户口簿？大约在2005年10月16日左右，或者再晚一两天，这个叫古拜杜丽娜的74岁高龄的“仙女老太太”，登上了飞往德国汉堡的航班飞机，她的口袋里没有一张唱片，旁边的人说中文，她眼神里的鞑靼味道令人侧目——“仿佛绷紧了的水晶在擦伤着布”，那些身材高挑的空姐们都不知道这个老太太是何许人也，开始用结结巴巴的德语问她是要一瓶矿泉水还是橙汁——这一切都和流亡无关。

谨以此文献给古拜杜丽娜2005年10月10日—17日首次访问中国，并举行作品音乐会。2005年11月7日，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全场播出了这次音乐会的实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