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课 民本与任贤（第1页）

第十三课民本与任贤

1。以民为本

人民在社会历史上是一种什么角色，它与天神、上帝是一种什么关系？在中国商代以前的统治者认为天神、上帝是在统治者之上，而人民在统治者之下。推翻商朝统治，建立周朝统治的新统治者才提出人民与天神紧密联系，是一样重要的，体现了十分开明的政治态度。这也说明人民在社会上的地位有所提高，作用开始壮大，日益成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以民为本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逐渐产生、形成的。我们下面就分几个阶段简述这个过程。

1。1民为神主

三千年前的西周时代，新的统治者开始重视民的地位。他们将民与天相联系，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泰誓》语）。天看到的，就是人民看到的；天听到的，就是人民听到的。大概有些统治者背着上天，在人民面前作威作福。这些话就是对这些人的警告。他们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昭公元年引《泰誓》语）人民有什么愿望、要求，天会努力使它得到实现。对于统治者来说，这些事情做得如何，就决定了自己的地位是否巩固。因此，他们又从理论上概括：“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语）德，指使人民得到好处。天没有亲人，它只辅助能给人民带来好处的有德者。他们把民抬到与天并列的崇高地位，说明他们是极端重视人民的作用的。因此，敬天保民成为他们的政治纲领。

春秋时代，敬神与保民作为社会风气同时流行。有的统治者重视神，祭神特别隆重，从人民那里刮来很多财富，准备祭品，作为敬神的物质条件。同时，他们每有大小事都向神请示，非常相信神，凡事都按神的意志办。另外一些思想家把民放在比神还重要的位置上，要求统治者先把人民的事情办好了，然后再去向神表示敬意和感谢。例如，季梁说，治国之道就是“忠于民而信于神”。忠于民，就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要经常想着如何才对人民有好处，就是“上思利民”。他又说：“夫民，神之主也。”在古代，蜡烛的芯，叫做主。民为神主，大意是说：神的情绪随着人民的意愿而产生变化。人民高兴，神也高兴。人民不高兴，神也会不高兴的。所以，圣王先办完人民的事情，然后才花一点时间去敬神。“民和而神降之福”（《左传》桓公六年），人民安居乐业了，神才会降福，统治者办事才会成功。“民不和，神不享”（《左传》僖公五年），人民生活不好，神就不会享受统治者给它的祭品，当然也不会给他们降福。

无论是将民与天并列，还是主张民为神主，都说明西周以后开明的思想家已经有了重民的思想。当时普遍的观念还是天与神有崇高的地位，风俗是畏天敬神的。天、神的地位都在最高统治者天子之上，如果民与天、神并列，那么，很显然，民的地位应该也在天子之上。这是很容易推导出来的。但是，这种思想到战国时代才由儒学大师、儒家亚圣孟子概括出来。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人民最尊贵，国家是其次，国君排在最后。这就是著名的“民贵君轻”思想。

人民是历史的决定力量，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古代称为“本”。国以民为本，我们称它为“民本思想”。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影响深远。在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所谓“国以民为本”，“为国者以民为基”，“民者，国之根也”，都是一个意思：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荀子·大略》中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上天为了人民而立君，所以，君即统治者要为人民兴利除害，为人民办好事。这是应该有的君民关系。如果统治者让天下人为自己服务，那么，他就违反了上天的意志，就要受到惩罚，甚至家破人亡，身败名裂。

1。2民为国本

从西周到战国时代，民本思想就比较流行。秦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民的地位有所下降。秦朝速亡，使西汉思想家对民本思想有了新的认识。战国时，关东六国实力相当强大，文臣武将那么多，却被一个秦国所并吞。如此强大的秦国，却被名不见经传的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几百人的农民起义推翻。可见，民的力量是何等的大！写了《过秦论》的西汉政治思想家贾谊对于民本思想有深切的体会和详细的论述。他在《新书·大政上》中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听说从事政治，没有不以人民为根本的。国家、国君、官吏都要以民为根本。国家因为人民而有安定与危险的差别，国君由于人民而有威望与侮辱的不同，官吏根据人民的态度而有贵贱之分。这就是说，人民是国家安危、国君威侮、官吏贵贱的根本。

重民、民本与民主还不一样。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民主思想的因素。中国传统的民主思想因素与西方也不一样，也有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民是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人，以孟子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说法为典型代表；二是统治者处理大事时重视人民的意见。贾谊说：“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新书·大政上》）人民虽然在社会上地位低贱，却不可歧视；虽然愚昧，却不可以欺骗。所以，自古至今，所有与民为敌的人迟早都要失败。人民是海水，统治者是小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水是海的主人，而舟是客人，舟要依靠水，舟一旦失去水，自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1。3吏为民役

民本思想认为，民是根本。人民虽然是根本，还都要在统治者的统治之下。其重要性也只有载舟的作用。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是有特殊意义的，肯定了人民在社会历史上的决定作用。直接提出人民是主人，官吏要像仆役那样为人民做事，是唐代的柳宗元。柳宗元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说：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唯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1]

这一大段话特别有价值，所以全文引录。大意是：凡是在地方当官的，你知道自己的职责吗？是人民的仆役，不是奴役人民的。凡是在某个地方生活的人，都要拿出自己收获的十分之一财富雇佣官吏，让他们负责，为人民公平地处理一些事情。而现在天下的官吏都是拿了俸禄（薪水）又不为人民办事的。何止不做事，还贪污受贿，盘剥人民的财物。假如你雇一个仆役在家，他拿了你给的工钱，不给你干活，还要偷你家的钱物，那么，你必定大怒，要惩罚他，或者把他赶走。现在天下官吏多数就像这样的仆役，人民却不敢发怒，也不能惩罚或罢免他们，为什么？形势不同。但是，形势不同，道理却是相同的。应该怎么样对待人民呢？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能不害怕吗？

在柳宗元的这一段话中，以主人比喻人民，以仆役比喻官吏。人民与官吏的关系是主仆关系。类似现代的说法：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他所说的“势”，现在可以理解为缺乏民主制度的封建社会的形势。这个“势”一旦变成民主制度的势，那就“理同势也同”了，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了。柳宗元“吏为民役”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非常光辉的，对后代也有深远的影响。

1。4谋及庶人

中国古代有些统治者是重视民意的。重视民意首要的措施是让人民说话。邵穆公说：“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国语·周语》）人民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如果是正确的，就应该实行，怎么可以堵塞言路呢？郑国相子产也有一番高论。子产实行政治改革，有一些人就在乡校议论这些新政策，有时还评论执政者。有的人就向子产汇报这种情况，并建议取缔乡校，理由是怕他们的议论影响政府的威信。子产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群众早晚休息的时候到乡校去，借此机会议论政治的问题。他们认为是好的，我们就实行；他们所反对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取缔它呢？很明显，子产是要让人民说活的，他听取这些群众的意见，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所以认为乡校是自己的老师，应该保留，不应该取缔。两千年以后的明朝末期，黄宗羲主张学校是议政的场所，可能受到子产的启发。古代请群众议政，原是很普遍的传统。例如，《尚书·商书·盘庚上》有“王命众悉至于庭”（国王命令群众都到宫廷来议论大事）的说法。说明殷商时代，统治者在迁都之前召集群众讨论过，最后按群众的讨论结果定了新都。《尚书·洪范》有“谋及庶人”（与百姓商量）的话。庶人就是平民百姓，就是普通群众。据《周礼》记载，古代征求群众意见已经有专门的机构或专职人员，小司寇就是这种专职人员。

中国古代有这样的一种制度：内朝是国王与百官商议事情的地方，外朝是小司寇向万民征询意见的地方。同时规定，凡是国家大事都要征询万民的意见。什么是国家大事呢？一是国家受到武力侵犯，处于危急的时候；二是国都要迁移的时候；三是要确立新国君的时候。这就是战争、迁都和立嗣三件大事，都要征询群众的意见。

我们现在可以从《左传》中看到这些制度在春秋时期的实行情况。例如，定公八年载：卫侯要背叛晋国，就与国人商量。国人就是本国的平民。卫侯派王孙贾去征询。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叛晋。这是国家外交上的大事，也就是战争与结盟的大事。另一处记载是哀公元年的事：吴国入侵楚国，吴国派使者来召陈怀公。陈国是小国，夹在吴楚两个大国之间，吴楚相争，两边都不好得罪，陈怀公很为难，就向国人征求意见。所谓“国人”，可能是比庶人地位高一点的，或者可以称为没有当政的贵族。国人意见分歧很大，有的说不能去，去了就表明支持吴国侵略楚国，我们就得罪了楚国；有的说应该去，否则，就得罪了吴国，等吴国灭了楚国以后，会来找我们算账的。讨论很激烈，莫衷一是。怎么办呢？陈怀公说：“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左传》哀公元年）支持楚国的站在右边，支持吴国的站在左边。陈怀公数一下人数，就知道支持哪一国的人多。这是两千多年前的“站队”问题，也是最早的左派和右派的划分。点人数，也应该是一种最早的投票方式。后来演变成在碗里放豆，再到举手，最后用无记名投票。这次站队的结果，支持楚国的占多数，因此，陈怀公决定与楚国结盟，不支持吴国的侵略行动。这是与国人商议战盟大事的记载。

《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晋惠公当了秦国的俘虏，让瑕吕饴甥对国人说：“我战败当了俘虏，侮辱了国家社稷，即使能够回国，也不能再当国君了，希望由长子圉当国君。”瑕吕饴甥向国人传达了这个意见以后，大家都哭了。这是关于立新君的大事向国人征询意见的记载。

《盘庚》所记的是关于迁都的大事而向群众征询意见。

从以上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有关三大事向群众征询意见，是有传统的。

根据票数的多少来决定大事，不尽合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此也有过分析。他们不是简单地根据多数来决定大事，而是理智地审察群众的意见，经过分析，作出抉择。例如《左传》成公六年所载晋栾书的一件事。楚军进犯郑国，晋栾书带兵去救援郑国。郑国得救了。这时，晋军要不要跟在蔡国的楚军交战呢？栾书拿不定主意。赵同、赵括等人主张向楚军开战，一决雌雄。知庄子、范文子和韩献子不同意，认为救郑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班师。如果到蔡国与楚军开战，胜了没有多少意义，如果失败，那就是大耻辱。栾书决定撤兵回国。这时主战者对栾书说：“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多数派说：圣人与群众思想同一，所以能办成事。你何不服从多数呢？你掌握大权，应该考虑民众的意见。你的辅助者十一人，其中不愿意战的，只有三人而已。愿意战的人可以说很多。《商书》上说：“三人占卜，随二人的。”就因为二人是多数（例如三占卜，一人说凶，二人说吉，那就相信是吉）。栾书说：“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栾书提出：两种都是善的意见，可以从众。善是群众所依附的中心。三位贤卿的意见，虽属少数，也不是个别的意见。听从他们的意见，不也是可以的吗？在这里，贤士的意见应当较有分量。不能简单地看多数。在战争中，许多军人打红了眼，只图痛快、解气，主张战是很自然的。有战略眼光的贤士就比较冷静，理智地分析形势，做出战与和的选择。《水浒》中的李逵什么时候都想打仗，由他带兵打仗，只图杀个痛快，必将误事。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也有很多军人想不通，做了很多工作，才解决的。而当时明白国共合作必要性的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由于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是善的，终于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这就是“善，众之主”的意思。

现在有一些所谓的“明星”像雨后春笋一样，由电视台成批地制造出来。没有电视台时就没有这么多的明星。为什么？电视台给很多人提供露面的机会。实际上经常露面的未必都是高水平的。现在中学生有一批“追星族”，到大学就不追星了。为什么？减少了盲目性。如果让追星族选总统，可能会选歌星、影星。

对于群众意见，要加以分析。对于多数人的意见，特别是古代，科技落后，通信不发达，人民群众还比较愚昧，盲目性还比较大，选举出来的人不一定都是贤能之人。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此认识比较深刻。例如上述郑国相子产重视听取群众意见，不同意取缔乡校。但他也不是盲目听从群众的意见的，他在郑国从政一年，进行一些改革。开始，群众反对，子产不怕，坚信自己的主张会给人民带来好处，就坚持贯彻改革措施。后来，群众看到实际好处，也就支持改革了。这也是“善，为民之主”的意思。群众是向善的，在群众还暂时不理解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

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大家都说他不好，我也要自己考察一下；大家都说他好，我也要考察一下。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古代讲“众口铄金”，大家都说话，连真金都会受到破坏，更何况其他东西。所以孔子不肯相信从群众那里听来的，总要自己加以认真考察。所谓“百闻不如一见”，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提出要走群众路线，不要做群众的尾巴。这是对待群众意见的正确态度，也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

简单地说，真理不一定在多数人手里，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科学创造，总是少数人发现真理，不可能几亿人同时发现什么真理。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新的发现总是少数人做出来的。但是，在社会政治领域实行投票选举，对不对呢？在社会领域主要是价值观的问题，投票占多数，说明这是多数人的意愿。这与自然科学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认为在社会政治领域采取投票选举的办法是对的。至于自然科学，例如讨论人类基因的问题，就不能用投票的方式决定对错。

总之，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国以民为本”，肯定了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民贵君轻”思想，肯定了群众比任何个人都伟大。“吏为民役”，肯定了纳税者人民理应是社会的真正主人。“谋及庶人”，说明中国古代早就有了民主的思想，只是这些思想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的一种制度。

现在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也是各有特色的。有议会制，有杜马制，有人民代表制。中国采取的是人民代表制度，这是符合中国现在国情的。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未必符合中国现在的国情。许多制度是在实践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创造，过去有些人也曾经搬来过外国的制度，也有过自己的主观创造，但，都没有成功，都因为不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能够成功的制度，就因为它适合中国的国情。这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对于制度的检验。

2。任贤之力

历史是发展的，前进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谁的力量？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什么？古今中外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说是历史的发展变化都是偶然的，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往往有一种偶然事件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进程。有的说历史发展是必然的，有规律性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由生产力这个因素决定的。西方还有英雄史观，认为是英雄决定历史的进程。

中国对于历史的发展理论也有过许多研究，提出过各种理论。中国早期有天命史观、圣人史观。后来，人们从历史事实中探讨，认为贤人与任用贤人的当政者起着关键的作用，于是有了更加具体的讨论。

2。1贤者之力